张明｜损人不利己的丛林思维——对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的评论

　　来源：张明宏观金融研究

　　特朗普政府4月2日发布的对全球征收对等关税的方案，显著超出了有关各方预期。此前各方都预计特朗普政府会掀起新的贸易战，但没想到覆盖范围如此之广（几乎覆盖美国的所有贸易伙伴），加征税额如此之高（从10%到50%）。4月3日，包括美国股市在内的全球大多数股市大跌，已经折射出有关各方对此冲击的负面反应。

　　关于特朗普政府本次征收对等关税的计算公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公式为：调整关税税率等于美国对贸易伙伴的贸易差额，除以美国的进口需求价格弹性、关税转嫁至进口价格的比例以及美国从贸易伙伴进口额三者的乘积。上述式子看起来挺复杂，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将进口需求价格弹性设置为4，将关税转嫁至进口价格的比例设置为0.25，两者相乘等于1。这就意味着，调整关税税率实际上就等于美国对贸易伙伴的贸易差额除以美国从贸易伙伴的进口额。例如，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3190.9亿美元，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为4626.4亿美元，两者的比值为69%，这个比值再除以2，就是中国本次应该被征收的对等税率34%。

　　如此简单粗暴的计算公式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其中的逻辑无非是，只要一个国家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这就意味着该国对美国商品征收了关税，而不论该国对美国商品进口的真实税率是多少。而美国政府征收对等关税的意图，就是要让美国对各国实现基本贸易平衡。这一逻辑与长期以来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都是格格不入的。它否认了各国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否认了一国的经常账户余额实际上等于该国国内储蓄与国内投资之差的事实。本质上，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重商主义逻辑，认为只要是一国对本国存在贸易顺差，该国就损害了本国的利益，因此必须要对其进行惩罚。

　　根据特朗普本人的说法，征收对等关税的意图，是为了实现“公平贸易”，以及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美国以及全球制造业到美国投资，实现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目的，由此则会带来税收与就业。从直观上来看，美国政府单边对其他国家加征关税，提高了美国本土相对于外国制造业的吸引力，的确有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的。可惜的是，这是一种极其简单的静态局部均衡思维。

　　首先，对等关税的征收未必能够显著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特朗普低估了其他国家可能对美国进行关税报复的可能性与程度。诚然，部分国家为了避免特朗普政府对其征收高昂的对等关税，可能不得不削减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但对包括中国、欧盟国家等在内的大国而言，对美国进行反击是大概率事件。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想借对等关税来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很难得偿所愿。

　　其次，对等关税的征收一定会显著提升美国的进口商品价格，造成美国经济再通胀，加剧中低收入家庭生活压力，加大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的可能性。随着对等关税的落地，美国经济增长会随着贸易摩擦的加剧而下行，国内通胀预期却注定会重新抬头，美联储关于货币政策何去何从的抉择将变得相当艰难。而当前依然很高的短长期利率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增长与企业盈利。

　　再次，对等关税的征收将会导致美国股市进入熊市，甚至出现更大程度的下跌。今年年初至今，美国股市本来就面临下行压力。主要原因包括：Deepseek的出现使得全球投资者开始重新评估人工智能革命路径是否仅为无条件堆砌高算力GPU的“华山一条路”、特朗普与万斯对泽连斯基的“霸凌”导致欧洲机构投资者显著减持美股、美股七姐妹的估值过高引发投资者疑虑等。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的征收无疑将会显著增加美股下行压力。美股指数今年下跌20%、进入熊市已经是大概率事件，甚至不排除美股重演2020年（道指下跌超过三分之一）或2022年（纳指下跌超过三分之一）的可能性。

　　第四，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意味着去全球化趋势的加剧。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贸易、直接投资与金融交易都可能受此影响。全球贸易增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与2018年（中美贸易战暴发）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之后都出现趋势性下行，而2025年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时间节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的趋势也可能因为美国政府征收对等关税而再度加剧。近期，随着美国政治例外论与美国经济灯塔论的破灭，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股票市场的投资已经显著回撤，对等关税的征收很可能加剧这一趋势。

　　第五，特朗普政府征收对等关税的做法，其深层次考量其实是想逼迫美国的盟友以及其他国家进一步“选边站队”。对于那些在美国压力逼迫下被迫做出让步的国家，特朗普政府未来可能会下调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而对那些强势做出回应的国家，不排除特朗普政府继续上调税率的可能性。事实上，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提及要调高加拿大与墨西哥进口商品关税，但又多次推迟加征关税的时间，就是上述思路的明证。从这一角度来看，未来一段时间中美等大国的经贸金融冲突仍有继续恶化的可能性。

　　关于加征对等关税后，目前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关税究竟有多高，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54%，也即特朗普政府第二个任期以来的两次上调10%，加上本次上调34%。另一种是74%，也即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个任期上台之前，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平均关税已经是20%，再加上今年的54%，已经高达74%。而无论是54%还是74%，都意味着今年内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税收负担将会显著上升，这自然会对中国出口产生显著冲击。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提出，要对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等国征收40%以上的对等关税，要对泰国、印尼、孟加拉国等国征收30%以上的对等关税。这无疑会影响在东盟、南亚建厂以试图规避美国贸易战的中国企业。当然，这些国家最终会被征收多高的关税，目前还存在不确定性。但特朗普政府这种四面开火的策略，可能会影响未来中国企业“出海”的思路与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应如何应对呢？

　　第一，我们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经贸环境的恶化要有清醒认识。出口企业以及出口企业密集的地区要对此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既要进一步实现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与产业的全球布局，做到“东边不亮西边亮”，又要做好更大规模“出口转内销”的准备。

　　第二，中国政府必须要坚定不移地扩大内需，尤其是要大力提振消费。

　　首先，中国政府应实施更大力度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对冲净出口显著下降对总需求的冲击。除尽快落实两会工作报告中的政策扩张力度之外，中国财政部应提前筹划今年下半年额外的政策扩张，尤其是加大特别国债发行。

　　其次，在外部市场的可靠性下降之后，中国政府必须加大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力度，打破地区保护主义与行政分割，让各类要素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降低要素与商品的国内流通成本。

　　再次，中国政府应加大国内收入分配制度与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改革，让具有更高边际消费的中低收入家庭能够获得更高收入，让具有很强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中产阶级能够放心消费。

　　第三，在美国政府选择了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之后，中国政府更应该扛起推动经济金融全球化旗手的责任。中国政府应努力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搞好关系，推动自由贸易与投资。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应加强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合作，重新启动自由贸易区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

　　第四，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可能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倒行逆施而受损，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通过新“三位一体”策略加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一是提高人民币作为全球大宗商品计价与结算货币的比重，二是加大力度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人民币计价优质资产（例如中国国债），三是加快建设和推广推动国际人民币清算结算机制（CIPS与数字货币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