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成功率 0.0012% 的事，明朝只有 6 个人做到

科举1300年

来源 | 历史学堂君

潘剑冰的《科举1300年》不仅有趣，而且深刻。书中穿插的各种奇趣的科举小故事可以让你从头乐到尾，更重要的是，作者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考将会颠覆我们大多人对于科举的认真。上面的题目和下面的论述便来自书中一些材料和观点的整合。

在论述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需要说清楚。那就是明朝的学生跟我们现在的学生根本是两个概念，含金量天壤之别。说复杂也不复杂，明清的学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秀才”，“秀才”这两个字其实只是民间的俗称，官方的正规叫法是“生员”或“诸生”，也就是学校里的学生。所以考中秀才又叫“进学”，即进入地方的州学、县学读书。

也就是说，明朝的学生是以秀才为标准的，只有中秀才才能取得学籍，这跟我们现在进入小学就有学籍完全不一样。在明朝 276 年历史上，据学者们统计，录取的秀才人数大致在 40 万到 60万 之间，这里面存在一定的争议和差距。为了便于统计，我们姑且取个中间数 50万 吧，那么平均下来每年还不到两千人。对比一下，我们现在一年博士生录取的人生都不止 10 万人。

再以北大清华新生录取数为例，2024 年，清华大学本科新生 3800 人，研究生新生 12069 人，合计 15869 人，北大本科新生 3871 人，研究生新生 17830 人，合计 21701 人，两所学校加起来一年新生入学人数超过 3 万人。如果单从数字上来说，明朝秀才的录取率还不到北大清华一年新生录取率的十分之一，也就是进个县级学校比进北大清华还难一二十倍。当然，这种统计没有考虑不同时期的人口总数和读书人口数，是不太严谨的，不过也充分说明了在明朝，“学生”二字的含金量之高，远非我们今天能比。

在明清科举时代，秀才被人称为“宰相的根苗”，是有着国家未来接班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的。大哲学家冯友兰的父亲是进士出身，曾当过县令。在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中，曾提到父亲的一句话：

不奢求子孙代代出翰林，只希望子孙代代出一个秀才，能耕读传家，虽然没有官宦之家显赫，却比普通百姓之家风光。

我们知道，科举时代中状元是一个读书人人生荣誉的巅峰。而在明朝，当上内阁首辅是一个人事业的巅峰，真正的位极人臣。因为明朝自从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除宰相一职后，内阁渐渐成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中枢，而内阁首辅也成了皇帝一人之下的国家最高权力代表。那么，一个明朝的学生同时拿下人生荣誉和事业两个“皇冠上的明珠”之概率有多大呢？我们不妨来粗略计算一下。

明朝科举共开科 89 次，产生了 89 位状元。另外，本朝历任内阁首辅约有 170 余人（不同统计方式略有差异）。而在明朝历史上，考中状元又担任过内阁首辅的有商辂、费宏、顾鼎臣、李春芳、申时行、朱国祚等，总计 6 人。

那么，考中状元的概率为：89÷参加科举的总人数。我们以秀才作为参加科举的基础人群，且假设每人都有机会参加科举，考中状元概率约为 89÷500000≈0.018%。考中状元并当上首辅的概率则为：6÷500000≈0.0012%。也就是说，这是一件接近十万分之一概率的事情。

讲到这儿，有人又要说了，概率这么小的事情，去争它干啥，买彩票中的概率都比它高得多。其实，这件事的背后恰恰体现了科举最大的魅力，或者说魔力。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先讲一个故事，万历二十二年（1595），六十二岁的孙丕扬出任吏部尚书，吏部是掌管官员选拔、考核、任免和升迁事务的部门，对国家运转关系重大。按照常理，一个官员的任免和升迁应该建立在对他们业绩的考核基础上，根据政绩或升或降，或者根据业务能力调任更适合的部门。没想到，孙丕扬却破天荒地搞出一个“掣签法”，不论官员业绩能力，一律靠抽签上岗。结果，这个荒谬绝伦，完全不符合常理的方法却得到了上下一致的称赞，因为这个看似最大公正的方式却让大家觉得最公正，这是以前其他吏部尚书都无法做到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办法完全把决定权交给上天，杜绝了一切钻营和请托。

在一个不公正成为常态化的国度和时代里，一旦诞生了一种相对公正的制度，便会让无数人为之一生付出心血，至死不悔，科举便是如此。

在明清那种疯狂崇拜科举的氛围中，存在着一条非常漫长的鄙视链，秀才看不起童生，举人看不起秀才，进士看不起举人，翰林看不起一般的进士。哪怕是同一等级中也要分出个高下。同样是进士，一甲看不起二甲，二甲看不起三甲，并且名次越靠后越被鄙视，将来前途也越差。

以曾国藩一生的丰功伟业，已经达到了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的境界，清代任何一个状元在成就上都远不如他。但是曾国藩殿试是三甲出身，到老都看不破这个“同”字。据清人葛虚存所撰的《清代名人轶事》载，“国藩终以不登二甲为恨。至督师两江时，偶与宾客语及‘如夫人’三字无对，李元度应声曰：‘同进士。’曾色变，李亦惭悔，久之乃解”。

这种情形在对个人可能造成极不公平的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群体的公平。因为不管是平均的职业水准、道德操守还是学术水平，举人群体都远在秀才群体之上，进士群体又远在举人之上。状元中虽然也有不成器的乃至败类，但是整个群体的平均修养品格绝对是所有群体中最高的。而在明清，如果你不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哪怕官做得再高，也是会被人鄙视的。

回到刚才的概率论上来。明清科举看似一级比一级竞争更激烈。其实竞争最激烈的反而可能是秀才这一级。因为以前都是举全家乃至全族之力培养一个或者几个读书种子，希望将来放出卫星，照应家族。对于普通人家，是不可能每个孩子都读书，都参加考试的，也许你有兄弟六七个，一两个因为太笨直接种地去了，一两个认识字后也退出了，还有一两个学了几年潜力有限也放弃了，最终只有你代表着全家或者全族的希望继续前进。

当然，对于一个聪明好学的学生来说，从六七岁开始读书，到十六七岁考中秀才是很常见的现象，这就是古人所谓“十年寒窗”。即使你资质一般，再读十年，二十六七岁大致也能考上了。所以，考中秀才的概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低。考举人，进士也是如此。

整个明朝一共录取了 10 万名左右的举人，2.5 万名左右的进士，也就是说平均五个秀才可以考中一个举人，平均四个举人可以考中一个进士，这个概率应该不低吧。之所以大家觉得录取率很低，那是因为古代人如果考不中的话， 可能一辈子都在考，不停地重复和循环。我们现在 30 多岁还在高考已经可以上头条，而古人七八十岁还在考秀才根本不算什么新闻。

往上晋级的概率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低，但是一旦录取了之后，命运的转折却是翻天覆地的，所以范进中举差点疯掉。幸亏他没有再考，否则中了进士得脑出血。这跟我们现在名牌大学出来照样失业的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换了你，你也得撸起袖子加油考。

而且科举赋予读书人一种可以与皇帝共治天下的远大理想，要真正实现这个理想，就得考到进士。因为举人一般来说只能当个地方官，进士才有可能进入中央高层。

明朝崇祯七年（1634）的状元刘理顺早年一度穷到当乞丐，但是凭借着聪明好学，14 岁考中秀才，24 岁考中举人，比起 54 岁才中举的范进整整早了三十年。以前一个举人哪怕不出来当官，也可以在地方上当个头牌绅士，可以就此衣食无忧，退休躺平了。然而，乞丐出身的刘理顺却放着好日子不过，一边教书一边考试，连续参加了十次会试，才考中了进士，殿试又阴差阳错从倒数逆袭，被崇祯点了状元。

不了解科举的朋友或许不清楚，以前的乡试和会试都是要在贡院里考试的，一次考三场，每场三天两夜，总共九天六夜。每一座贡院都由成千上万间号舍组成，按照千字文排列，每排中间是甬道。号舍三面是墙壁，里面的砖托上放着一高一低两块木板，高的当桌子，矮的是椅子，晚上把高的木板放在矮的砖托上，就可以并成一张床了。每间号舍宽三尺，深四尺，总面积才一平方出头，连举手投足都很困难，高度不过六尺，俗称“矮屋”，好比囚笼，除非你家是住香港那种棺材房的，否则一定很难适应。在这种地方，呆上九天六夜，进行着高强度高压力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煎熬可想而知，古人所谓“三场辛苦磨成鬼”，一点也不夸张。

再者会试是在京城考的，每次来回都要好几个月，在明末那种兵荒马乱的时节，盗贼四起，一不小心就可能变成别人口中的“人肉叉烧包”，这些年来刘理顺走过的路吃过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样做值得吗？很多人可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但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刘理顺当上状元十年后明朝就灭亡了，他的最后十年却是可歌可泣的十年，乃至最后壮烈殉国，成为明代版的文天祥，名垂青史，这些都证明了这个乞丐状元真的有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虽然三十年赶考之路如此艰难，但他的内心一定是幸福的，他的情绪一定是稳定的，他的心中一定有遥远的憧憬，否则不可能一直坚持下去。

再如请朝乾隆三十一年的状元张书勋，他也参加过四次会试，其中第三次会试原本录取为第三名，结果复查的时候却因为一个小错误而再次落榜，而且顶替他参加殿试的原当科会试落榜生秦大成竟然戏剧般地中了状元。一般人遇到这种打击估计很难调整过来，苍天总爱戏弄人啊。但张书勋却毫不气馁，三年后卷土重来，这一次终于大魁天下，一雪前耻。

更可贵的是，当时张书勋是以知县身份去参加会试的。一般来说，举人当了知县之后几乎没有人会继续参加会试，因为以前的知县都是一身多职，县里大事小事一肩挑的，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备考。要知道，参加举人以上级别的考试，除了背四书五经之外，还得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以及五经相关的注解，否则光知道出处，不理解意思或者理解错了，答题也会南辕北辙。这些原文加上注释共多少字呢？根据嘉庆元年版的《读书分年日程》统计，多达57万字！

虽然状元们大多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但是记得快往往忘得也快，想要考得好，就得十年如一日不断复习。张书勋已经是知县了，所谓“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但凡他厚黑一点，早就数钱数到手软了。而且考上进士，要是朝考不能考进翰林院——这个概率大概是三分之一，基本也是要外放做知县的，结果就是脱裤子放屁。可见，一明知如此而为之的张书勋一定“其志不在小也”！

在明清，举人出身的哪怕和进士出身的一样当个知县，前途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进士的优点是被放大看的，缺点是被缩小看的，举人则反之。中进士之后如果顺利考进翰林院，历练十年八年，就有机会入阁拜相，位极人臣，举人是永远没有这个机会的，因为自明代中期以来，已经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传统。甚至在死之后，也只有翰林出身的才能在谥号上用上象征最高荣誉的“文”字。生前死后，不管是事业，还是荣誉差距都如此之大，难怪张书勋不考中进士不罢休。

明清对状元的培养和期待也是达到了历代的巅峰。明代 89 个状元 17人 曾进入内阁，职位在六部侍郎及以上的总占比超过了 40%。清朝 114 名状元官至宰辅的共有 14 人，有 38 人官至二品以上，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若将范围扩大到一二品大员，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等，共有 44 人，占状元总数的 38.6%。

写到这里，你大概能理解，为何在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之争时，杨慎振臂一呼：“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率领两百多名官员于左顺门哭谏。在嘉靖震怒之下，十七个大臣被杖刑至死，其余被捕入狱。参与哭谏的三个状元——杨慎、王元正、舒芬全被贬谪流放或者充军。他们之所以冒着前途尽毁甚至丧命的危险，已经不仅仅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而是“天下兴亡，我的责任”，这就是科举给读书人带来的使命感！

考试的确也不断给人带来了逆天改命的机会。比如刚才提到的曾国藩，在殿试名列三甲后，自认为入翰林无望，羞怒之下马上打点行装要回老家，幸亏他的朋友、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劳崇光极力挽留，并为之四处奔走打点，还找了好些书法高手辅导他。曾国藩这才勉强留下来，终于在散馆中名列高等，成为一名庶吉士。后来曾国藩又在翰林大考中考出了二等第一名的佳绩，被超擢为五品的侍讲。几乎与翰林擦肩而过的曾国藩，却抓住了散馆与大考的机会，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反过来，状元、榜眼、探花因为在翰林院毕业考，也就是散馆考试中因为成绩不好前途受挫甚至外放知县的都不乏其人。这正是考试的公平性与魅力所在。

你是不是以为成为一名真正的翰林就万事大吉，从此平步青云了？非也！

《春明梦录》中说“翰林以考差为第二生命”，在清朝，翰林如果想出任乡试的主考官或者会试的同考官，就必须在报名后参加朝廷组织的“考差”。这种乡会试的考官虽然任务重压力大，出了事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但还是一大堆人抢着要去，因为不仅从中能够收到不菲的劳务费，更对个人仕途至关重要。作为考官，录取的门生尊你为座师，因为是你独具慧眼取中了他，自然一辈子对你感恩戴德，唯你马首是瞻。你借此培养了一帮忠实的门生，在朝中有了势力，路子自然也就越来越宽了。除了部长级以上的高官，其他人要担任乡会试考官一律得“考差”。而要在激烈的“考差”中胜出，你就不能躺平，这点真正让很多官员做到了一辈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对科举考试制度有了不一样的认识？如果你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科举的趣事和真相，不妨看一看这一本《科举1300年》。本书的主题是“中国读书人的阶层跃迁”，考试改变命运的故事直到在今天仍然不断上演着，相信一定会引起你的不少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