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贸易代表：全球不能接受中国每年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这是特朗普两个任期发动贸易关税的理由，但这个世界能不能接受呢？

3月26日，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受访时说：“中国正依赖制造业，并期望全球能够接受高达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世界肯定不能承受。”

巴尔舍夫斯基是谁？

他是前美国贸易代表，曾经主导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在被问及是否后悔主导这个谈判的时候，她说，这项协议绝对不是一个错误，它帮助数亿人摆脱贫困，并使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成为全球需求的重要推动力。

但到了今天，为什么巴尔舍夫斯基会说世界无法承受我国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呢？

贸易顺差，指的是一国出口大于进口，我国去年的贸易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出口减去进口，多达万亿美元，这才能够被称为贸易顺差。

按照巴尔舍夫斯基的说法，我国偏离了过去的发展轨道，愈发依赖制造业投资推动增长，并向全球市场大量输出产品。

她认为，这不是世界所需要的，全球面临的不是供应过剩，而是需求不足。

巴尔舍夫斯基的观点，事实上也是今天美国主流的论点；这其中就包括美国现任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前任财政部长耶伦，他/她们都多次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但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

这就要提到我国加入WTO的初衷，以及美国对这件事未来的设想。

按照美国的设想，我国加入WTO之后，当然肯定会输出商品，因为此时国内就业、收入都是问题，大量的劳动力没有钱消费，只能生产出口，赚取收入。

而欧美，则可以享受到来自我国商品的物美价廉，这是典型的双赢。

但后来的发展脉络，应该是美国主流界没有想到的。那就是随着我国商品的不断输出，美国的制造业率先挺不住了，出现了衰退，大量的蓝领就业成了问题，而美国本国的制造业实力减退，也影响到了安全问题。

在新冠时期，由于国际贸易受阻，美国突然发现自己很多商品根本无法生产，由此牵扯到了关乎安全、产业、就业等多方面的设想。

在美国的设想中，我国的制造业实力，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按照他们的想法，一开始加入WTO应该依赖制造业，然后随着经济的增长，开始转型重视国内消费，由此从出口主导型转型为内需依赖型经济体。

但到了今天，我们仍然较为依赖制造业的出口，所以这成了双方的分歧点。耶伦任期内多次访华，都敦促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向消费驱动。

但话容易说出来，做起来却很难。

路径依赖，摆脱起来非常不容易。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的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近三分之一，换句话说，去年每100元的增长中，出口都贡献了30元左右，依赖不可谓不大。

但为什么世界无法接受我国每年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呢？答案也已经在前面说了，无非就是美国的本国制造业衰退、供应链安全等问题。

为什么要单独提到美国呢？

因为美国很重要，在国际货物结算体系中，美元仍然是大头，是绝对性的货币主导力量，也就是说，全球货物贸易的逆差，几乎都是由美国提供的。

这也等同于，我国每年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美国仍然是最重要的消费市场。

哪怕我国去年贸易顺差中，没有直接来自美国的逆差，但也有许多是通过出口到东南亚然后中转至美国的贸易商品。

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美国是全球主要贸易逆差提供国，因此美国只要不愿意提供贸易逆差，开始提高贸易壁垒，那么我国的出口就会面临着很大的制约。

因此，在美国以本国产业衰退、安全等理由提高贸易壁垒的时候，我国的贸易顺差就一定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就只有两条路径，其一是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继续沿着过去的路径依赖，这条路最好走，也最容易轻松。

其二，就是按照美国的设想，直面国内结构性问题，对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进行变革。

当然，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大概率我们这两条路都要走，从今年的宏观方向来看，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今年的重点就是两个，一边稳外资、一边刺激国内消费，但在结构性的问题上，这仍然很难在短期内起到很好的效果。

从历史对比来看，我国的贸易顺差也的确非常高。

美国的最高贸易顺差是在1947年，当年度为1300亿美元，日本的最高贸易顺差是在1993年，为1850亿美元，德国2017年是最高的，为3260亿美元，而我国在去年的顺差是接近1万亿美元。

从体量上来看，是绝对的领先，法国总理贝鲁就曾称我国的顺差是“计划取代欧洲工业”的战略结果。

消费能力决定了订单走向，当分歧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够达成共识，然后扩大内需，逐步降低对欧美的依赖，从而达到实现内外循环的平衡。

谁的消费市场更大，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谁的话语更强。

眼下来看，我们只能够通过扩大内需，提高自身消费市场，来达到不依赖出口的结果。只有真正做到不依赖出口增长，才能够不惧任何关税上的威胁和谈判。

全球能不能消耗万亿美元的顺差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为全球带来什么。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