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因何离去？年轻子女对父母去世原因的追问与释怀｜正午书架

文 | 李昀鋆

编者按：在一个避谈生死的社会，失去至亲的痛苦，是否真的像旁人想象的那样可以“过去”？人们常说的“节哀顺变”，是安慰、劝诫，还是伤害与冷漠？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李昀鋆历经13个月的田野调查，与44位年轻丧亲者进行了近百次深度访谈，整合并重构了他们的哀伤叙事。

李昀鋆，一位为母亲离世而哀伤的女儿，一个在日常对话中喜欢聊起深刻生命议题的人，同时还是一只可爱猫咪的照顾者。在近日出版的《与哀伤共处》一书中，李昀鋆指出，哀伤不需要“治愈“，它是爱的延续，是我们对逝去亲人的深情表达。“这本书还有一种非凡的意义：让暂未经历至亲离世的大多数人，无痛习得一定程度的心智成长。” 一位参与研究的人说。以下摘自该书第二章第三节“寻找死亡发生的原因”。

研究告诉我们，年轻人是非常积极的意义创造者。当父母的死亡“进攻”了先前的认知结构并造成失序时，年轻子女并不会乖乖顺服地接受一个陷入混乱的世界。在我们的对话中，他们向我讲述了关于如何尝试在失序中重新建构秩序的丰富叙事，试图保留生命叙事的一致性。我发现他们重构秩序的努力大致可被分为三类：寻找死亡发生的原因、重新评估失序的影响、调适冲突的认知结构。

值得留意的是，归因方式并不受限于死亡方式，无论父母当时是因疾病而离世，还是自杀或发生了意外，年轻子女都会反刍逝世父母生前与其他人的互动，仔细寻找前因。

（一）其他人的责任

施小姐，7年前母亲因抑郁症而自杀，是我的第23位研究参与者。一开始，施小姐认为母亲之所以患上抑郁症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因此她将愤怒的情绪发泄到母亲同事的身上：“当时会讨厌妈妈的同事，以为妈妈（离世）是因为压力太大。以前我见到妈妈的同事都会说叔叔好阿姨好……当时我就非常愤怒，那段时间，包括在妈妈的葬礼上，我会把我妈妈死去的愤怒发泄到他们身上。”甚至，她还责怪外公外婆不适宜的教养方式，以至于母亲成年后无法承受压力：

施小姐：我外公是矿区的书记，比较强势。妈妈后来做了小学老师，就是从小到大被保护得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很单纯。我就一直以为是因为我外公把我妈妈保护得太好，妈妈承受了压力，没有办法去化解，会怪外婆为什么会把妈妈教得那么单纯……就觉得是外公外婆教妈妈的……是保护得太好了，以至于她受到一点压力就会想要去（自杀）。

不想几年后，施小姐的继母发现了施父一段持续多年的婚外情，而这段婚外情才是导致母亲患上抑郁症的原因。施小姐告诉我，当父亲变成了“替罪羊”时，丧母伤口仍然未痊愈的她，对父亲的感情开始变得复杂：

施小姐：大一的时候……我现在叫她妈妈嘛，我跟她（继母）的感情也很不错，反正就发现了这个事情（父亲的婚外情），并且她告诉我，其实我妈的死就是跟这些事情有关。就相当于我妈妈死了两三年，旧事重提，而且当时我的伤口一直在。所以我就……怎么说，对我爸爸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我的经济来源就是他，另一方面又因为我爸爸从小到大对我真的很好，我又很爱他，又很……就很不能原谅他。

不单单是自杀的经验里存在着“责怪他人”的叙事，在父母由于生病而离世的案例中，这样的解释同样适用。10个月前母亲因肺癌去世的云小姐告诉我，自从母亲被确诊起，她就开始不断地问：“为什么母亲会得了肺癌？”而她找到的替罪羊是舅舅一家人：母亲生前深受舅舅家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困扰，因此长期心气郁结，“其实一开始没有太当回事，但是后来体检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她得了肺癌晚期”。

（二）逝世父母的缘故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逝者的责怪多是记录在自杀案例中，因为自杀的行为更容易被丧亲者诠释为“逝者对自己的抛弃和拒绝”，进而产生“他/她怎么可以对我做这么残忍的事情”的愤怒。7年前母亲因抑郁症而自杀的施小姐的叙说，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我以前不太能够原谅我妈妈。她走了以后就让我很不安，让我的很多情绪没能说出口。我觉得她应该有这个责任，应该在我迷茫的时候指点一下我，所以我不能够原谅她的自杀，我觉得她的自杀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方式，她逃避了所有的责任。”

在与其他子女的对话中，我发现，这一叙事也会出现在因疾病而死亡的经验里。4年前父亲猝死的王先生，在叙说父亲当时在工作岗位上突然离世时，使用了“你（父亲）自己不争气走了”这样的口语表述，仿佛离世的父亲在面对死亡时仍然有选择。这样的诠释路径让王先生这样一个开始有能力尽孝、反哺家庭的儿子对父亲产生了愤怒，甚至是怨恨的情绪。

王先生：我觉得一开始都会有一种怨恨，有一种愤怒，我觉得都会，当时我也会有愤怒，是人之常情……他去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个弱者，你儿子现在有能力了，结果你自己不争气走了，对吧？所以当时处在一个很愤怒的状态。

此外，一些年轻子女也会较为理性地分析父母的生活习惯与死因的关系。5年前父亲因突发肝硬化去世的吴小姐，是我的第6位研究参与者，她就全面细致地回忆了包括父亲原本的身体状况、工作压力，甚至是农村生活方式在内的一系列危险因素。

吴小姐：我们那里是农村嘛，就不会有什么体检、做身体检查的意识。可能是因为他（父亲）之前身体也不是很好，我从小到大，他就有很多毛病，唉，因为在农村要干活，农村的那些饮食又不是很健康。平时比如说有压力或者情绪啊，可能都不懂得宣泄，特别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关注吧，比如说哪里不舒服，就觉得只是不舒服而已，吃的药啊，比如说头痛、喉咙痛、手痛、脚痛，就吃那些止痛药，但是并没有说要去做个检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三）系统互动的结果

归纳来看，年轻子女在前两种解释路径中更聚焦于个人层面，然而根据一些年轻子女的叙事，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一归因过程也可以被拓展到系统层面，也就是他们会试图探索不同的系统与父母的互动，尽可能地通过多个视角还原事件的全貌。相比较于前两种更侧重于直接寻找责任方的取向，这一种则是他们更希望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1年前父亲突然休克去世的蒋小姐告诉我，当时凌晨四点多，父亲突然肠胃不舒服。于是她立刻叫急救车，把父亲送去了医院。

当五点左右赶到医院后，年轻的急诊科医生看到父亲意识清醒，也能活动，就等了两个多小时才请了其他科室的医生。但是等到八点多专科医生来会诊时，发现父亲其实是感染性休克，必须赶紧抢救，做抗感染治疗。没等到蒋小姐给父亲办理完住院手术的手续，在九点多时，父亲便去世了。紧接着，医院立刻推走了父亲的遗体，“其实那几个小时，我根本就来不及做任何其他的反应……就回家了”。

面对这样突发且悲痛的失去，蒋小姐没有表现出对医院的强烈愤怒，也没有一味将父亲突然离世的责任推给当时急诊科的医生，而是告诉我，她希望能够尽可能地了解“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希望医院至少向她交代清楚死亡的来龙去脉。

蒋小姐：对我来说，就连最后抢救我爸的医生是谁，我都一直不知道，你懂吗？当时我见过那个女医生两面之后，她怎么样，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你需要……希望被告知或需要交代的事情，但是就是一个很……我也愿意相信医生会尽全力地去做这样的事情。但你还是希望有机会……如果……能够认识他们，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会更好。因为对我来说……可能真的不是那种会去追究责任或者让你赔偿的人。 因为对我来说，钱真的没有生命重要，但也可能是医患关系真的很差，大家都要保护自己（所以他们没有向我交代更多细节）。

（四）社会结构的困境

更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有两位年轻子女甚至用“社会结构”施加在个体身上的限制，对父母离世进行了原因诠释。概括来看，这两位年轻人的共同特征包括：两位都是男性，父亲都是突然离世，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一位是国内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另一位则是美国大学的生物学博士）。

沈先生一开始其实也是将父亲的死亡归因于“其他人的责任”，但是随着寻找过程的加深，他意识到在不作为的医生和不公平的医治背后，有着社会结构在医疗资源分配上的根源性影响。他回忆说，农民出身、掌握非常少的社会资本、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些都让患上主动脉夹层的父亲“命中注定”无法获取所需要的医疗资源，这样的诠释方式“可能对自己来说，更容易接受一点”。同时这也让他决心要奋斗，这一归因也深刻影响着他之后的身份改变。

6年前父亲突然去世的严先生，同样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思考了“为何是她 / 他？”这个谜团。当时父亲因脑梗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每天花费巨大，远远超过了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我家又坚持了大约四天时间，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放弃了”。他虽然很想要挽回父亲的生命，但也明白当时母亲之所以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是为了保住儿子的未来。他回忆说，父亲的离世不单单是因为家庭在经济上的困难，也是因为父亲在思想上的贫穷，“你没有那种资源，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无能为力，这是必然的，这是目前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和沈先生类似，他也决定努力奋斗：“那你想避免这种事情，make a difference，work hard，make money，That's it（做出改变，努力工作，赚钱，就是这样）。”

严先生：我觉得（死亡）为什么发生在我父亲身上，可以牵涉出来一个比较深刻的话题。因为我们穷，因为我父亲是个穷人。我父亲穷呢，他不只是 financially（经济上）贫穷，他思想上（也）是贫穷的。就是说啊，他拥有的是穷人的思维，他觉得可能有些小病，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是从长远角度上来看，这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对吧？我相信，之前我父亲的身体已经给他信号了。我记得我母亲后来告诉我，他有一次头痛去县医院检查，县医院让他做一个核磁共振，好像是脑部成像的一个检查，要 400多元的检查费，因为 financially贫穷，所以他觉得这个价钱太高，思想上贫穷，他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选择：我不去查了，回家，休息去。所以说我觉得啊，这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根本原因。

（五）“这都是命”

当我问7年前母亲因脑出血突然去世的尤小姐，为什么她明明很痛苦，但却很少追问痛苦究竟为何发生时，她回答我：“我觉得就是命。”事实上，“这都是命”是绝大多数年轻子女会提到的解释。

更为有趣的是，即便许多年轻子女此前已使用了各种视角对“前因”进行了诠释，但当接近尾声时，他们的诠释仍然会落到“这都是命”。譬如刚刚提到的沈先生，当他将父亲的死亡放回至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进行解释后，最后他仍然用“命”的概念总结了该部分的叙说：“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社会结构）在里面，所以这样综合想下来啊，有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只能是他的命了，命该如此。”

曾有学者提醒说，哀伤的年轻人并不是在无中生有地创造意义，相反，他们会积极地在文化和社会情境中寻找可供解释的元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命思想”，包括孔子所说的“知天命、畏天命、顺天命”，成为年轻子女试图解释死亡时的一个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一些年轻子女的描述，“命”这一角色并不是在父母离世后突然地出现；当他们回顾整个生命叙事时，许多年轻子女感觉到“老天爷”很早就在提醒他们，只是当时他们未曾察觉到。譬如孙小姐，12年前父亲因意外而离世，是我的第3位研究参与者，她告诉我，在父亲去世前一个月，他们刚搬了新家；当时孙小姐在家里连着哭了一个月，她说当时自己第一次意识到：

“忽然就觉得人是要死的，难过伤心了一个月。”紧接着，孙小姐孤身一人出远门参加夏令营，却被其他有父母陪同的“熊孩子”欺负。当时她一边哭，一边心想等自己回家也是有爸爸妈妈撑腰的。可没想到的是，当她回到家时，听到的却是父亲去世的消息。因此，孙小姐认为这一系列事情其实是“老天爷”给她的预兆。

孙小姐：当时就边哭边想，这有什么了不起，到时候回家，我也有爸爸妈妈。结果一回去，哎呀……后来回想的时候，我觉得是有预感的，虽然我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你回想到那些事可能是预感、可能是提醒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孙小姐：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命吧。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可能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只能让一个人活这么久，他可能真的就只能活这么久，没有办法。它可能已经提醒过你了，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当“这都是命”能够帮助一些子女来接受失序时，也有许多子女告诉我，其实“命”的解释并不能真正说服自己，充其量只是暂停了他们与失序的纠缠而已。譬如1年半之前父亲去世的曹先生，他认为父亲生前不注重定期体检，导致查出病时就已是肝癌晚期；同时他也会用“命”的概念进行解释，“我爸命不好，没有办法”。聊到后来，就读于法律专业的曹先生也苦笑着承认，“命”是他自己找的一个站不住脚的自我安慰。

顺着“这都是命”的解释思路，年轻子女可以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命是这样的？为什么命不可以被安排得更好一点？3年前母亲因海难去世的郑小姐告诉我，由于母亲离世的日子也刚好是母亲的生日，因此父亲将此解读成“一种宿命”；而她很直截了当地说，自己非常不喜欢父亲或长辈用“命”来解释死亡，认为这是推卸责任的做法：“我爸爸就做各种解读，有什么好解读的？而且我非常不喜欢宿命论，好像一切责任都没有了。那你还活什么活？但是老一辈都这样安慰自己。”

（六）偶然概率的发生

“偶然事件发生到你身上了”“概率问题”或者“它碰巧发生在我身上”，也是年轻子女会用来解释死亡的理由。1年半以前母亲因胰腺癌而离世的潘先生，在一开始思考“为什么是母亲”时很不解：医生出身的母亲有着健康的生活习惯，注意饮食，早睡早起，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从20多岁开始，母亲就一直坚持每天早上跑步（直到去世前一年），体重常年没有大的波动。“家里看起来最健康的人”反倒得了癌症，这让全家人都很诧异。潘先生“不太愿意”将这归结于神秘的“天命”，而是采用了基因表达“概率”的解读。

潘先生：就会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概率吧，只能说是……如果说得神秘一点，是一种命运或者怎样。从我自己来讲，我不太愿意说这个是命或者怎样，我更愿意说这可能真的就是概率……你碰到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学过生物，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定的致癌基因，只不过这个东西（基因）表达的原因，有的表达可能更快地被消解，也没有触发改变，但是有的表达会不断激活系统，最后导致癌变，就是这样的一个……概率这个东西，就是谁碰上，就碰上。所以就等于说在我看来，我只能告诉自己是这样一个原因。

这样的解释在其他年轻子女的叙说里，则会被看作“命”的特征。譬如刚刚提到的魏小姐一方面将父亲的车祸解读为命，另一方面也说：“因为这本来就是生活中发生的那种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事情，只是它碰巧发生在我身上而已。”6年前父亲突发心梗去世的孔小姐也是将“命”和“偶然性”混合在一起，叙说了自己的诠释：“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碰巧，就恰好是，然后我有的时候会想，可能就是命吧。”

——完——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