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 17 敌人对凤木匠严刑拷打，十指都见了骨头

作者：马 长 炎

我想起了一九三七年冬天，我们从闽北下山，在江西石塘街编入新四军开进皖南时的情景；想起了三年来一直回旋在铜陵、繁昌、青阳这一地区的敌、伪、顽之间，与日本鬼子多次血战的场面；想起了自一九三九年秋天开始；我们经常来往于大江南北，把江南的物资送到江北，到江北扩军、搞钱带回江南的情形。

尤其是近几个月来，在江边组织船只的工作，更是记忆犹新：从一九四0年九月起，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了解江上的敌情和组织船只。

不久，军部派张元寿、周绍昆、刘奎等同志带了电台到江北，侦察安排渡江工作，后来，军部成立了渡江指挥部，曾希圣同志任指挥长，张正坤、孙仲德同志任副指挥长。

我们专门组织船只，林维先、彭胜标同志在凤凰颈以西，我在姚家沟以东， 一直到白茆洲。这一带沿江两岸群众，由于长期受敌、伪、顽的压迫和我们新四军活动的影响，基础较好。平时，只要伸出四个手指要船，船就来了。

经过一番工作以后，我们组织了一、二百条船，分散在十几个渡口，随时可以调集。小船可渡十几个人，大船可渡八、九十人， 一次至少可渡四、五千人。

就在这次战斗之前，我们接到上级要求赶回部队的通知时，也还在无为继续组织船只。部队从铜陵、繁昌之间直接渡江，路程近，地形熟，群众基础好，江北还有部队接应，我们也做了准备，这些都是有利条件。

不利因素是江边有鬼子据点，江面有鬼子汽艇巡逻，大部队白天不能行动，晚上行动不方便，敌人如封锁江面，我们也会有些损失。

但如果我们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期分批地从各个渡口过江，还是过得去的。战斗前，我们不是带着二百来人的队伍，从那边过来了吗?退一步说，就是有损失，也不会象现在这样严重吧! … …

“拚了吧!拚死比在这里闷死好得多!”不知是谁从牙缝里迸出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索。

“对!拚了吧!”几个同志把眼光转向陈仁洪和我。

看到战士们这种急躁的情绪，我们马上进行解释，提醒大家说 ： “党要我们隐蔽突围，保存力量。我们要坚持!打日本鬼子需要我们坚持!坚持下来就是胜利!”

一提到党， 一提到打日本鬼子，大家的情绪活跃了。

我和陈仁洪同志解答着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向大家讲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草根，和我们在闽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分析形势，指出我们还有强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发动大家吃生油菜和树叶充饥。

我们从山下挖来生油菜，放上一点盐，揉了揉以后就吃。 一放到嘴里，又苦又涩， 一股生辣味直往鼻子里钻。

陈仁洪和我首先抓起一把，鼓励同志们说： “来!看谁吃得快!吃得多!吃下去就是胜利!”多好的战士啊，呼呼啦啦一会儿，装油菜的茶缸全空了。大家似乎吃的不是生油菜，而是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吃罢，有的摸摸肚子站起来，有的拍拍大腿说：“嘿!有劲了，就是跟敌人拚也有力气了。”大家咧着嘴差点笑出声来。

天晴了，山上的雪慢慢在融化，敌人又搜了一次山。

由于我们已和敌人几次周旋，白天黑夜不断的观察，摸到了敌人活动的规律，对周围的地形也比较熟悉。虽然敌人来得突然，但我们隐蔽也很快，敌人没有抓到我们一根汗毛。

大约坚持到一月底，敌人内圈的包围松了一点，只是白天在山顶上放哨，夜里就撤了。陈仁洪同志和我商量，决定派几个同志在黑夜下山，侦察敌人情况，探索突围道路，买回一些粮食。

过了两天，下山的同志毫无消息，我们非常焦急。等到第三天上午，才回来两位同志。看到他们一副难过的神色，我们知道事情不好了。

他俩说，他们下山后到了一个村庄，进去几位同志，他俩在村外警戒。不一会，听见进去同志的惨叫声，就知道中了敌人的埋伏。不久，看见敌人押着我们的同志走了。

等敌人走远以后，他俩进了庄子。一位老太太说：敌人化装成便衣，埋伏在房子里，我们的同志一进去，就被捆起来吊打。惨无人道的敌人，像野兽一样，把擦枪用的通条，烧得通红，往他们肛门里捅。我们的同志非常坚强，宁死不屈，不泄露一点秘密。当场就被敌人捅死了两个，剩下的被押走了。

群众说：新四军是好人多难，国民党顽固派这些畜生，再凶残，狡猾，终究逃脱不了共产党的惩罚。

我们根据汇报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决定继续隐蔽，等待适当时机下山找群众，找地方党组织。

军 民 血肉 情

几个夜晚，我们都没睡觉，探听四周的动静。有次我们听到这座山背后的一个地方，几次传来狗叫声。 一天夜里，我们带几个同志向狗叫的地方摸去。 “汪，汪!”不等我们走近房子跟前，小狗就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

走近一看，那里是一个山坳，几间小茅屋紧靠山头，屋前是一大块斜坡，坡上是一片茶园，两边有一些果木树，屋后有一个炭棚，棚边有一块长得很肥的油菜，找遍了各个角落，未见到一个人影。

我们就从他家炭棚里拿了一口小铁锅，捡了一些木炭，在菜地里拔了一些油菜带回来。我们用蜡烛点燃木炭，把油菜放到铁锅里煮熟。这是二十多天来第一次吃上熟菜。我们多煮了一些油菜，准备白天再吃。

可是到了第二天，油菜没有了，原来是给老鼠偷吃了。我想起了在福建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时候，香菇佬对付老鼠偷吃香菇的办法来。我们搞来一根竹子劈开，上面装好用绳子拉的弹力很强的机关，用松果做饵食来捉老鼠。

这个办法可真灵，头一夜就捉到六、七只，顶小的也有三、四两。剥掉皮，放到锅里一烧，满锅油，香气直往鼻孔里钻。烧老鼠的油锅，再烧菜，吃起来好象是最好吃的东西。

又过了几天，在一个飘着雪花的夜晚，陈仁洪和我又带着几个同志，来到了这户人家。这回我们行动特别隐蔽，首先在屋子周围放了警戒。

狗一叫，我们已到了屋门口。只见几个黑影从后墙洞钻出去，有一个躲不及，站在屋中间，开始我们以为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听不懂话，便你一句我一句的用各种口音向他说明我们是新四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抗日的队伍，现在受到了损失。我们解说了好一会，他还是默不作声。

跟去的副班长祝水生同志有些急了，问道：“老乡，你说是国民党顽固派好，还是共产党好 ?”

“两个都好!”听口音是个年轻人，再问又不作声了。

查班长点着了随身带的蜡烛， 一看这位站在我们中间的老乡，原来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用惊奇的眼光，不安地把我们扫了一遍。

“老哥，你别怕! 我们用你家的锅做饭吃，锅就放在窗外的柴堆上。我们借用了你家的木炭，钱就放在埋炭的洞口边。我们吃了你家的青菜，钱就放在菜棵跟前。”

他听完我的话，又对我们看了看，跑了出去。不一会，把他父亲喊回来了 。

进屋来的老人约莫五十几岁，长着短胡子，他眯着眼睛站在门口，看看我们的脸，又看看我们的衣服。

“老大爷，你们受苦了!”

“我们是新四军，是自己人!”我们热情地招呼他。过了一会，老人家不声不响地走到我们跟前，双手抚摸着我们身上凝结着血块的衣服，看着我还没有消肿的手，哽咽着说：“疯狗咬到你们身上来了，看咬成这个样子 ……。”几滴热泪落到我手上。

父子俩向我们诉说，这些日子来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冒充新四军，把他家的东西都抢吃光，弄得他们真假难分，连自己的家也不敢进了。

这时，儿媳妇、小孙子也都从外边回来了。他们把埋在地洞里的几升米和一块拳头大的咸腊肉挖出来，忙着为我们烧水、做饭、做菜， 一副热心肠，使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这户人家姓凤，老人家叫凤大树，儿子叫凤志旺，兼做木匠活。我们称呼老人家为凤大爷，叫他儿子为凤术匠。从此，我们就象快要干枯的池塘里的鱼，又得到了春水。

我们经常到他家去。为了安全，他们在屋后的山路上放一根

棍子做暗号：如有情况，就把棍子横在路上；平安无事，就把棍子放在路旁。患了肺病的运输员李建松同志和小勤务员夏清水同志，需要转移治疗，凤大爷就叫他们装做父子关系， 一个扮成打长工的，一个装做放牛的，托他的亲戚安全转送到江北。

凤木匠还把他在山上捡到的缺了筒子的机关枪和子弹送给我们，他们父子俩经常下山为我们探听消息，买米、买菜。由于当时买米很困难，我们二、三十人吃米又多，不久便引起了敌人对他家的怀疑。

一天晚上，我们又到了他家。 一进屋就觉得出了事。满屋是敌人抢砸后留下的一片惨象。凤大爷告诉我们：今天下午敌人包围了他家，问买那么多米干啥，要他们交出新四军。

凤大爷说了一声不知道，就被他们打掉了两颗牙齿。后来又把他儿子捆走了。

凤大爷愤愤地说：“狗日的，越是这样凶狠，越不得人心!没有好下场。”

我们一面安慰他一家老小， 一面帮助整理敌人翻箱倒柜时扔出的东西。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将部队转移了一个地方，并派几个同志下山去打听凤木匠的消息。过了两天，下山的同志回来说：群众告诉他们，凤木匠真是个硬汉子，口真紧啊!敌人用绳子拴住他的两个脚拇指，反吊在屋梁上，用皮鞭抽打，叫他说出新四军隐蔽的地方。凤木匠宁死不讲，只说买米是他家吃的。没有人性的敌人一直打得他屎尿失禁才停手。

敌人为了要从他口中得到新四军的下落，又将他双手的指头捆紧，顺着指缝钉进松树枝，然后抽出来，再钉进去，反复抽、钉，十指都见了骨头。凤木匠疼得昏过去，又被他们用冷水泼醒，醒过来又昏过去……。

敌人没法，只好将他放了。

一连几天，我们派人暗中注意他家的动静，发现凤木匠伤势稍好以后，又到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找我们，看样子他不仅没有灰心，反而更加坚强。

于是，我们同他见了面。我们抚摸着他受伤的双手，双方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好一会，他才说：“敌人放我回来，可能会盯梢，你们是不是转移一下，我带你们到山那边的一个亲戚家隐蔽一段时间再说。”我们看他态度真诚，觉得转移一下也有必要，也就答应了。

当晚，凤木匠带我们翻过山，走了二十几里路，来到濂坑里面的金毛坑。这一家户主姓姚，我们叫他姚老板，老婆姓陈，我们叫她陈大嫂。他家草棚后面有一片树林，我们就隐蔽在那里边。

姚老板为我们买米，陈大嫂帮助我们照料伤病员，他们的大儿子(小名叫姚和尚)当时十二、三岁，为我们送信、送饭。

我们在金毛坑住了一段时间，凤木匠又把我们接回石板坑。

以后，我们就经常来往在这一带的山坑，秘密地在群众中展开了活动。

敌 后 巧 相 逢

大约是二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刚到凤木匠家，就听见村外狗叫，立即隐蔽到屋前斜坡上的茶园两旁。

一见来人只有两个，就上前捉住了他们。不料捉住的是自己军部的两个同志，其中一个叫江东北。在他们的后面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二营的连指导员吴生茂，一个是一营的连长彭司宝，他们听出了陈仁洪和我的声音，立即从树丛里跑了出来。大家互问了情况以后，高兴得不得了。

江东北同志告诉我们，项英、周子昆、李志高、谢忠良、杨汉林等同志隐蔽的地方，离我们只有三、四里路。我们叫他们回去报告项英同志，约定时间在一个地点见面。

天刚亮，我带一个同志去了。江东北同志把我们带到梅树坑里的沙狮坑，先后见到了李志高、谢忠良、杨汉林和项英、周子昆等同志。

项英同志认识我，知道我曾在教导队工作过。他很高兴，问了我们的情况，说现在敌人封锁严，要先坚持，后突围。

我们在他那里吃了两顿饭，天黑时，就回来了。回来后没几天，我们又见了面，并成立了临时党总支，杨汉林同志任支书，李文英同志任宣传委员，我任组织委员。

三月初，项英等同志转移到蜜蜂洞旁的一个石洞里(称蜜蜂洞),我也去过。我们建议要抓紧时间组织突围，说明只要三、四天就可以过江。他们同意这个意见，说等找到地方党以后，把情况搞清楚，再突围。要大家保重身体，隐蔽好，不要暴露目标。

三月中旬的一天，天刚亮，李志高、谢忠良等同志把那边的人都带来了。他们的脸色很不好。我们问出了什么事，他们说：项英、周子昆同志被叛徒刘厚总打死了，黄诚同志负了伤，送到你们这里休养治疗。大家心里非常难过。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分开了。

胜 利 渡 江

大约是三月下旬，项英、周子昆同志被害后半个月，我们找到了地方党组织，和当时留下来坚持的皖南特委委员孙宗溶同志见了面。大家在一起分析了当时的情况，研究了突围的计划和路线，决定从章家渡西边过河，经过南陵，由繁昌渡江到无为。

孙宗溶同志派交通员去江北与领导同志联系，请他们派人配合我们渡江。突围路线确定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准备工作。并决定留下刘奎、李建春、黄诚等同志在皖南党的领导下组织游击队，坚持皖南地区的武装斗争。

四月底的一个晚上，我们的队伍在凤木匠家集合出发。

当时，我们一共有六、七十人，其中营以上干部就有李志高、谢忠良、罗贤涛、胡金魁、杨汉林、李建春、陈仁洪、李元、龚杰、陈建华、欧德胜、胡金龙和我共十几人，

连级干部有刘奎、何继生、彭司宝、吴生茂、柳向光等十来个人，

排级干部有李德和、郑德胜、张益平等二、三十人。

凤木匠一家看见我们还有这么多人，又惊又喜，专门炒了一袋子糯米送给我们，我们不要，凤木匠就扛着米袋给我们带路。

临行时，凤大爷高一脚低一脚地把我们送出村外，含着眼泪说：“愿菩萨保佑你们，到江北找到部队，早日打过来。回来时，不要忘了我们， 一定要到我家来。”

那天夜里，我们绕过敌人的封锁线，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天快亮时，过了章家渡。凤木匠抓着炒米， 一把一把地塞到我们口袋里，依依不舍地和我们分别了。

我们在云岭的中村山上隐蔽休息了一天，第二天赶到南陵的何家湾，第三天住在板石岭与铁门闩之间的一个庙里，第四天从繁昌的泥埠桥过江到无为的白茆洲，经五号(地名)到胡家瓦屋，见到了曾希圣和孙仲德同志，向他们汇报了我们突围的情况。

这样，我们终于又回到了江北，与主力部队汇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