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自传中提到一件往事时，冯雪峰：博古批评我是托派意见

为了对自己的一生进行总结，冯雪峰经过认真思考后，决定写一部自传。在这部自传中，冯雪峰特意提到了一件往事，说在这件事情上，博古曾批评他是托派意见。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56年，冯雪峰已经53岁了。此时，冯雪峰决定将自己的革命经历写成自传，以供后来人阅读参考。

为了将这部自传写好，冯雪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以便对自己和战友们有个客观公正的交代。

在这部自传中，冯雪峰写道：“大概在南京已开始成立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必将改组的时候，周恩来和博古同志来上海。在一次谈问题时曾同博古吵斗，我态度很暴躁……”

冯雪峰自传中和博古吵架的事情，发生在1937年7月。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全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

事实上，1936年西安事变后，在蒋介石便答应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然而，由于蒋介石的固执，国共合作抗日进展得很慢。

那时候，来自于各方面的情报都表明，日军将要在华北有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开始进行全面侵华。

7月7日，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组成的中共谈判代表团飞抵上海，准备前往南京，与蒋介石再次进行国共合作谈判。

当天夜里，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7月8日，周恩来找到潘汉年，让他打电话给冯雪峰，叫冯雪峰到山海接受新的任务。

于是，在随后的几天里，冯雪峰便作为非正式谈判代表，陪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共谈判代表团，前往南京，转到庐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以期加快合作抗日的进程。

在此过程中，由于对代表团在“改编红军、取消番号、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原则问题上的讨论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冯雪峰一个人先行回到上海。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但冯雪峰却没有及时将这种不满情绪排空，而说了一些发牢骚的话。对此，胡愈之在后来回忆说，冯雪峰从南京回来后，跟他说过一些“赌气似的”话。其中包括“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等。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指出：

“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惟有牺牲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蒋介石气场十足，听之让人热血沸腾。

当天，毛主席和张闻天给周恩来等人发来一封电报。

在这封电报中，周恩来等人看到了这样的内容：“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设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统帅。请酌办。”

然而，蒋介石却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在这样的情况下，谈判陷入了僵局，周恩来等人也来到了上海。

7月20日，毛主席和张闻天再次发来电报，指出：“日军进攻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蒋不让步不再同他谈判的方针。”

此外，毛主席和张闻天还要求周恩来和林伯渠、博古暂时留在上海，观察形势的发展。就是在此期间，冯雪峰和博古大吵了一架。

当时，冯雪峰根据自己多年在上海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果和经验，提出要给支持中共政策的“左翼人士”一个交代，或说是一个表态。

本来，这样的意见也不过是一种想法，但博古却不认可，两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然而，在吵架的时候，博古突然给冯雪峰的头上扣了一顶“托派”的帽子。对此，冯雪峰在自传中说：

“我当时提了一个意见，认为中央在发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同时，应向左翼人士发表另一个文件，说明我们并不放弃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革命的主张，以适应当时许多左翼人士的情绪……博古同志听了我的后，即刻用很重的口气批评我说，这是托派意见……”

当时，在听到博古的话时，冯雪峰心里大惊。

因为，冯雪峰知道，自己一旦被扣上“托派”帽子，事情的性质就不一样了。好在，冯雪峰头上的这顶帽子没有戴牢，冯雪峰也没有因此而受到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