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知识社会学如何解构当代认知迷思

站在历史长河中，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把握知识的内涵，有助于发挥知识的多样化功能。

原文 ：《何为知识》

作者 |德国根特大学 郑祥瑞

图片 |网络

知识是一个拥有古老传统又历久弥新的话题。从纯粹理论的角度看，史家使用史学的视角倾向于建构知识的历史变迁；经济学家可以通过量化方法考察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生产、交换与消费活动；社会学家则偏爱考察知识在社会中的生产、消费与传播。从现实的角度看，知识生产与国家、时代和民族的建设相关，有特定的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

但是，对于何为知识，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见解，不同思想家也对此争论不休。通过梳理知识社会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展示知识社会学对于知识内涵的解读，或可为当下理解知识提供一点浅见。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伦理科学

知识既是一个认识问题，又是一个伦理问题。古典时代，政治科学是研究伦理问题的权威方案，在古希腊人看来，最高的善应当由政治科学来把握。18世纪，古典经济学与古典法学创立、发展，成为新的伦理研究方案。19世纪，早期社会学家发现了联结人与人的“社会”，并在方法论上进行了科学化创制，从而使关于社会的学问成为一门新的伦理科学。

行动与结构的分离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传统理路和思维定式。在早期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的构想中，就可以窥探到这种分离。如韦伯在《经济与社会》开篇点明，社会出现在个体顾及到他人的表现（behavior）并据此为自己的表现赋予主观意义之时，个体行动同意义结构是分离的；又如早期的涂尔干，在对表征劳动分工的法律的分析中，发现了不同的社会团结形态，此时，劳动分工同社会团结是分离的；再如经典的马克思，在对市民生活的研究中，发现了“经济结构”与“意识形态”二元结构，在这里，经济和知识活动共同从属于社会结构。从这三种经典案例中，也可以看到沃斯特所言统合行动与社会结构的三种理论尝试，即建构主义、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

20世纪，社会学在同社会的互构中，发展出理论繁多的结构研究和门类多样的行动研究，其中包括使用社会学视角与方法分析知识的知识社会学。从研究对象上看，不同于容易携带经验色彩的研究对象，比如依托自然属性建立的两性划分，知识现象似乎更加具有抽象、理论的特色。由于对“知识”有不同的理解以及据以分析知识的社会理论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知识社会学范式。

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

较早使用“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这一术语的是卡尔·曼海姆，他将知识阐释为具有政治意涵的思想及其体制化成为的某种科学，比如，海登·怀特认为每种历史作品都具有特定的政治意蕴，在曼海姆看来，这样的历史书写就可以被称为知识。通过对知识产生和形成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曼海姆将知识分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前者超越思想据以产生的社会现实而不破坏现实秩序，后者在超越现实的同时意图破坏现实秩序。

卡尔·曼海姆

默顿同样看到了“知识”外延之广。为了明确知识社会学应用的确切范围，默顿将科学从广泛的知识形态中抽离出来，视作一种依托特定方法而建立的价值体系及其实践活动的综合。在默顿看来，科学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存在互动，科学是社会的有机组成，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科学社会学的目的是分析科学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动态的依赖关系，即什么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又会推动社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在立论之初，默顿将科学视为“源于并复归可控制的实验或可控制的观察这种特殊类型的知识”，随着科学的进步，科学又赋予知识新的内涵：“经验上证实了的和逻辑上一致的谓述。”在这种功能性的动态变化中，科学作为整体会在文化领域占据越来越有利的地位，因此，视默顿为左翼科学主义者亦不为过。如果说曼海姆的理论有结构主义的痕迹，那么默顿的理论便可视为功能主义之一种。

新旧世纪之交，跨学科研究悄然发生，不同学科据以建制化的知识论本体正在被其他学科借以用作研究对象，尽管这种思想倾向可能萌发于更早的时代，比如，巴里·巴恩斯等将社会科学家与科学史家研究壁垒的消解追溯到库恩大放异彩的20世纪60年代。这种研究模式同样影响了巴恩斯、布鲁姆等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如果说默顿将科学视作功能性的本体，巴恩斯等则将科学本体系统性地借用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考察传统、习俗、共识等我们视之为文化的要素，以及社会进程对于知识的建立和持有所占据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在方法论上，巴恩斯同布鲁姆一道，将实在论设置为前提假设，从而避免了社会学观念在审视科学过程中的单一视角。在巴恩斯看来，知识的产生是文化要素和社会进程影响下的产物，其理论可被视为建构主义之一种。

为理解知识提供了三种可能

有学者将曼海姆、默顿及巴恩斯所代表的知识社会学视为知识社会学史的三个阶段：古典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三个阶段分别将知识理解为意识形态、科学体系与专业知识，这三种理解也象征了提出它们的学者所在时代的精神：曼海姆在民族主义盛行的20世纪20年代将知识理解为政治性的意识形态；默顿在战后科学突飞猛进的20世纪60年代将知识与科学等同；巴恩斯则在科学专门化、职业化、社会化的世纪之交将知识理解为专业知识，并讨论它们与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

史家彼得·伯克曾尝试为知识社会学的出现与发展勾绘历史图式，并通过整合赋予“知识”内涵。在伯克的笔下，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承担了知识的生产、传播、消费、实践等知识再生产环节。时下，我们的知识生产由国家、大学、出版社、经销商、专业学者、学生、阅读者等多个层次不同的政治实体或社会实体共同构筑，国家和社会不同层面的群体将知识理解为意识形态或科学体系或专业知识，这也是我国社会多样化的体现。

相对而言，将知识理解为意识形态偏重知识的政治功能；将知识理解为科学体系偏重知识的文化功能；将知识理解为专业知识偏重知识的社会功能。对于一个多样化的社会，知识的三种功能都是不可或缺的。站在历史长河中，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把握知识的内涵，有助于发挥知识的多样化功能。在此基础上，生产属于新时代的知识，是我辈学人的使命。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45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潘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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