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绮云传》代序：回忆我们的父母亲 | 振平振西 振华 振镛 振亚

本书介绍

宋绮云（1904—1949），邳州市八路镇杲堂村人。1920年考入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清江）。1926年11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3月，在武汉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任南京警察训练所第二中队副队长。1928年，先后任邳县警备大队第一中队长、中共邳县特别支部组织干事、邳县县委组织部长。1929年初，宋绮云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同年8月，宋绮云去北平，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做旁听生。12月，在组织的安排下，去国民党杨虎城部队，任《皖南日报》主编。1930年12月，随杨虎城去西安，任《西安日报》编辑主任。1931年，任《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35年10月，中共西北特支建立，宋绮云为特支委员，兼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部副部长。1936年12月12日，宋绮云与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941年9月8日被捕。先后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贵州“息烽集中营”和贵阳“麒麟洞”监狱。1949年9月6日，宋绮云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

宋绮云在狱中，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幸福，面对死亡的威胁和残酷的折磨，他义无反顾，坚贞不屈，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用坚定的信仰与共产党人的信念，把生命置之度外。正是这种钢铁般的斗争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中华民族塑造了一个巨大而崇高的形象，铸就了一代英魂，他的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该书的付梓，旨在弘扬先烈精神，教育和启发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爱和平，勿忘历史，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回忆我们的父母亲（代序）

振平 振西 振华 振镛 振亚

我们的父母亲和小弟弟渗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已整整74周年了。每当回忆时，他们的音客笑貌，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好像未曾离开过我们一样。可是，待到幻想消失，理智告诉我们：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早就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这使我们痛定思痛，更增添了对亲人的怀念和对反动派的仇恨。

我们共有兄弟姊妹7人。在那国难当头的年代，我们兄弟姐妹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跟苦难、折磨、动荡结下了不解之缘。爸爸妈妈在世时，因为都从事革命活动，所以我们一家人萍踪浪迹，零落分散，没有团聚过。之后，我们活着的兄弟姊妹六个人，有的长很大了，互相却没有见过面。有的生下后不久，就与父母亲离别了。老大振平和老二振苏生在苏州监狱。那是在1929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派兵去抓我们的父亲，父亲事先得到了消息，连夜出走了，敌人扑了空，却抓走了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县妇女会长的母亲。那时母亲已怀孕7个月。在监狱里，母亲由于妊娠反应常常呕吐，加上受审挨打，又受饿，身体一天比一天坏。后来一胎生下振平、振苏两个女儿。两姐妹出生那天，母亲竟连续昏死过去七次，以后又因吃不饱，奶水几乎没有，她忍着痛，把奶头送入孩子嘴里，喂这个那个哭，喂那个这个哭！不懂事的孩子，含着奶头还是不停地哭，母亲只好用仅有的一点给她喝的米汤来喂。就这样她抱了两个婴儿在狱中熬了8个月。敌人一点口供也没得到，判了她7个月徒刑。

母亲出狱之后，又投入了革命斗争的行列。为了便于活动，只得把刚刚两岁的振平留在老家邳县。振平7岁的时候，父亲在《西北文化日报》社工作，母亲才托人把她从老家接到西安，她和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在一块度过了两年最幸福的童年生活。爸爸的社会活动非常多，家中常有“伯伯”“叔叔”们来。每逢这时，妈妈总是叫我们去门口玩，并一再叮咛我们，如果有人来敲门一定得问清楚后，才叫妈妈开门。

爸爸的工作非常忙，每天只有晚饭后才有空与儿女们说笑一会儿。8点钟便按时到报社去了，直到深夜。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都等着爸爸回来吃饭，可是总不见他回来。妈妈急得叫振平、振苏去报社找。她俩到办公室，见爸爸正伏在桌子上写东西。爸爸听到叫声，才抬起头来，把姐俩拉在怀里，慈祥地看了女儿们很久，才说：“爸爸今天有急事，不能回家吃饭了，你们快回去吧。”次日凌晨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爸爸废寝忘食地埋头工作，难得回家一次，即使回家来也总是工作到深夜。每逢爸爸回来和我们在一起，那真是全家最幸福的时刻，爸爸常给我们讲八路军打日本鬼子、捉汉奸的故事，还教我们唱歌。我们最喜欢跟着爸爸一起唱《在太行山上》那支歌：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在这期间，妈妈正积极筹备成立妇女救国会。她每次回来，总是兴高采烈，挨次看着每个孩子。妈妈除了和爸爸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外，还经常教我们辨别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记得有一次，妈妈带着我们在门口玩，看到对面国民党监狱里的犯人放风。他们一个个又黑又瘦，头发长长的，带着脚镣手铐，怪怕人的，我们就问妈妈：“他们是什么人？”妈妈搂着我们轻轻地说：“他们都是穷人，穷得没有饭吃，拿不出钱才被抓来的。”我们又问妈妈：“他们的手上、脚上带那么多铁东西，疼不疼呀？”妈妈说：“怎么不疼，人身都是肉长的呀！”爸爸妈妈从小便教育我们同情穷人，恨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派。爸爸在息烽监狱为罗世文伯伯治瘰疬病的药方，就是一贫困潦倒的老人为了感谢爸爸对他的热情帮助，而送爸爸的祖传秘方。

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共恶浪。爸爸不能继续留在西安工作了。他便把全家从城里搬到西安西南郊的蒲阳村，然后就到晋东南抗日前线去了。

9月的一天，爸爸突然风尘仆仆地赶到家，问妈妈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是否给他发过一份说“家中有急事”的电报？妈妈说没有这回事，爸爸立刻警惕起来，对妈妈说：“这是敌人耍的阴谋。我不能在家久留，必须立即离开这里，我走以后……”，这时，突见伪保长领着几个凶神恶煞的便衣特务闯进屋内。为首的一个问爸爸：“你就是宋社长吗？”后面两个提着手枪的人，从侧面走到爸爸的背后，四只贼眼不住地向屋内扫视。

“我是宋绮云。”父亲镇静地答复，同时反问：“你们几位是……？”话还未说完，就被那个为首的打断了：“城里有一位潘先生请你去一趟。”

父亲完全明白了，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特务。他要被逮捕了。但他仍然十分镇静。这时站在一旁的妈妈也明白了眼前发生的是怎么回事，连忙让坐，倒茶，试图拖延一下时间，以便考虑对策。但那几个特务只是一个劲地催说：“兄弟公务在身，请宋先生快点走吧！”

父亲仍然不慌不忙地一面答应，一面换上一双布鞋，我们预感到此去凶多吉少，想扑上去抱住爸爸，不让他走，被母亲用力拉住了。她含泪的目光，望着我们，好像在说：“孩子，别去，那是没有用的啊1”我们只好抱着母亲的腿，依偎在她的身边。

父亲穿了鞋，深情地望了我们一眼，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什么也来不及说，就被特务们带走了。我们在父母身边的4个孩子，和母亲一起眼睁睁地望着父亲被特务们前后左右地簇拥着，从容镇静地走去。他那健壮的背影竟成了我们这一生中最后的印象！从此以后，我们就只能在梦中和父亲会面了。

父亲被捕后，母亲心急如焚。她连夜进城，向地下党报告了父亲被捕的消息，同时又向当时父亲工作的地方——第四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作了报告，请求协助营救。因为当时父亲的公开身分是第四集团军的少将参议。母亲又拖着不满周岁的小弟弟森森（振中的乳名），到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她跑遍了保安处、稽查处、宪兵营、警察局及国民党反动派当时能够关人的所有地方，均毫无结果。母亲东奔西走，每天拖着疲倦的身体失望地回到家里。我们每天要到村口去等侯。每当看到母亲和弟弟的身影的时候，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迎上去，从母亲的怀里接过森森，拉着母亲的手一同回家。看到母亲无精打采的神态，我们就知道爸爸没有找到。

两个多月就这样过去了，父亲被什么人抓走了？他被关在哪里？我们一点都不知道。母亲除了有时进城打听消息外，每天总是抱着森森，领着我们去村口，期待着父亲归来。只有森森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他用胖胖的小手搂着母亲的脖子，对着枝头上飞翔跳跃的鸟儿，欢乐地笑着，圆圆的脸蛋儿，藏着一对深深的酒窝，笑起来像一串小小的响铃那样清脆．只有他一点不懂得母亲沉重的心事，不时地要姐姐、哥哥为他捕捉蝴蝶和飞虫，采摘路边那些美丽的花草。母亲那忧伤的面孔，布满了厚厚的愁云，紧锁双眉，滞滞地凝视着远方。而远方昏昏沉沉，一层雾蒙蒙的云烟，遮住了她的视线。

在父亲被捕两个半月之后的一天上午，从西安城里来了一个人，到蒲阳村打听宋绮云的住址。当来人被带到我们家时，母亲正在院子里做针线活，这人直奔母亲而来，到了距有两米远的地方，陡地停了下来，笑着问道：

“您就是宋太太徐林侠吧？”

母亲没有直接回答，而反问道：

“您先生是谁？有什么事？”

“我从宋先生那儿来，宋先生有亲笔信给您。”说罢从身上掏出一封信来。

母亲喜出望外，急忙放下手中的针线活，怀着急切而感激的心情，双手从来人的手中接过这久盼的来信。母亲端详着那熟悉的字迹，自言自语道：“是他亲笔写的！”

这些日子，她一直心急如焚，焦虑不安，盼望着丈夫的消息。今天真的盼来了，她怎能不格外地兴奋呢？但当她看到信的内容时，便失望了，原来信纸上只有寥寥几个字：“我要去受训，速将换洗衣服送来！”是丈夫的笔迹，但为什么只写这几个字呢？她有点困惑不解了，于是转而又向来人问道：“宋绮云现在哪里？”

“在西安城里。”

“他为什么不亲自回来？”

“他工作忙，脱不开身。”来人继续说道。

“宋先生吩咐我，衣服要您亲自送去，要我为您带路。”

母亲沉思了一下，表示同意了。她说：“好吧，今天大晚了，我收拾一下衣服，明天一早进城。”

来人犹豫了一下，答应了，他给母亲留下了他的地址，就走了。

母亲急切想见到父亲，了解父亲的处境，决定亲自去西安为父亲“送衣服”。她首先托付邻居照顾我们，然后便到家里收拾行装。

那是一个阴沉的日子，天黑得特别早。刚吃罢晚饭，屋子里已黑漆漆的了。在昏暗的油灯下，我们围在妈妈的周围，看着心事重重的妈妈在为父亲打点衣物。她很快捆成一个小包，然后坐在床边凝望着我们。

“妈妈，爸爸能回来吗？”振苏首先打破了沉默，她轻声地问妈妈。

“爸爸会回来的。”妈妈爱怜地看着一个比一个小的孩子。

“他们为什么抓爸爸？”振华也不由愤愤地问了一句。

“爸爸为了打鬼子，救中国，让穷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她一边说着，一边看着一张张稚气的面孔，接着说：“反动派不让穷人过好日子，他们恨爸爸、怕爸爸，所以才抓他。爸爸是没有罪的！”说着眼眶里的泪水不禁簌簌而下，为不使我们这些幼小的心灵过于悲伤，她马上转过脸去，用手抹去泪水，轻轻地说道：

“天不早了，你们快睡吧！”

听了妈妈的话，我们都铺床拉被，上床去了。

母亲为每个孩子盖好被子，用手裹得严严的，又一个个亲了亲我们的面颊，当她亲到小森森的脸蛋时，小家伙渐甜蜜地笑了，小嘴好像一朵喇叭花。

等孩子们都入睡了，她又把拆洗过的衣服拿出来，为我们缝补起来，她一针针一线线，一直忙到窗口上露出了一缕晨光。

天亮了，母亲要和儿女们告别了。她抱着小儿子森森，在王伯伯的陪同下（即王迁升同志自1931年起一直担任我爸爸的警卫员，1941年爸爸去第四集团军工作，便把家迁来，托他照管了）去西安城里。邻居们都来给妈妈送行。我们一起从后街送到了前街，又送出了村子的东门。11月的天气，已经到了深秋，清晨的冷风一阵阵吹来，让人感到全身寒冷。母亲要我们回去，可我们谁也不肯。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姐姐哥哥们把小弟弟抱了又抱，最后在离蒲阳村东门很远的一座石碑旁，母亲不让我们再送了，亲人们分手了。母亲又一次不放心地叮嘱振苏说：“振苏，你最大，要照顾好弟弟和妹妹。”振苏也不知照看弟妹的担子有多重，为了让妈妈放心，她含着热泪，不住地点头，哽咽着说：“妈妈，见到爸爸后，早点回来。”

几双小眼睛都流露出悲哀的目光。抱在振苏怀里的森森，紧紧地搂着她的脖子，不愿分开。当妈妈从振苏的手里接过他时，小家伙好像也预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分别似的，竟哇地哭了起来，张着两只小手，不断地叫着：

“姐姐……”

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看到几个挂满泪珠的孩子时，又赶快抹去泪痕，强作欢笑地说：“好孩子你们快回去吧！妈妈最多三天就回来了！”孩子们目送抱着森森和母亲，一步一步地离去，渐渐地走远了，远了，母亲就要走到桥边的矮树后面去了，可是她还不断地回头，向我们摆手，叫我们回去。万万没有想到，母亲和弟弟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听说母亲与王伯伯那次跟我们分别后，曾先来到冰窖巷一号，这是我们搬来蒲阳村之前住过的地方。老邻居蒋大娘为他们准备了早饭，老朋友们都来看她。母亲拿出了爸爸的亲笔信，说要去看爸爸，蒋大娘和阿姨们都认为此去凶多吉少，劝她不要去，可是母亲说：“两个多月了，绮云被什么人抓走的？关在哪里？我们一点消息都打听不到。好不容易有了他的下落，我怎么能不去呢？”

母亲为了营救爸爸，心情是迫切的，蒋大娘看她态度如此坚决，也就不再劝了，关切地叮咛妈妈处处小心，看情况不对头就赶快回来。母亲就点着头向他们告别。

后来她按地址找到前一天送信的人。那个人不准王伯伯陪同，改由他陪妈妈前往……

从此，妈妈再也没有回来。

妈妈走后，剩下我们4个孩子，最大的振苏12岁，振华8岁，振镛6岁，振亚才4岁。我们等着等着，一天到晚不知道要跑到村口去看多少次，老是望不到母亲的影子。一连3天过去了，母亲还没有回来。5天以后，王伯伯跑来给我们报信，说母亲和小弟弟都被抓走了。这真是晴天霹雳，那一夜我们4个孤儿都哭成了泪人，最小的妹妹振亚缠着12岁的姐姐要妈妈，可又叫她到哪儿去找妈妈呀！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一盏小小的豆油灯陪伴着我们。我们又冷又饿，又害怕，，更不知道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真是越哭越伤心，紧紧抱着母亲给我们绣的枕头，一边哭，一边喊叫着妈妈，妈妈呀！你在哪里？

父母被捕后，我们的生活是十分悲惨的。党组织知道后，让表哥韩瑞光、堂哥宋承震来照顾我们4个孤儿的生活。当时我们经济困难，连饭都吃不上，哪里还能想上学呢？可是在当时西安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我们都入学了。只是当校方知道我们是“政治犯”的儿女后，就百般地歧视和刁难，反动校长几次借故开除了振华与振镛，多亏同志们多方设法，才使他们复学。在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振苏上学在杨伯伯家里吃饭，丁毅忱叔叔按月给我们送钱来。后来丁叔叔不在西安了，就让他的妹妹按月给我们送钱送面粉。我们还用这钱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这是父母被捕后我们第一次做新衣服．还有些叔叔阿姨悄悄地给我们以照顾，然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这些物质和精神的援助，救活了我们，鼓舞了我们。当时我们只知道这些好心的伯伯叔叔，原来都是爸爸的同志和战友，他们在那样艰难的环境里能给我们那样的帮助，这种恩情我们永远铭记在心上。

还有老大振平、老三振西在江苏老家，振平是在西安事变后又被送回江苏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的。不到一年，外祖母去世了。从此之后，她就像没有窝的小鸟一样寄人篱下。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她曾先后跟四五个亲戚生活，给地主当过丫头，以后又被送进尼姑庵当了小尼姑，后来祖父卖了地，买了一头小毛驴作替身送进庵里，才把她赎了回来。不久祖父母含恨与世长辞了，振平、振西便与唯一的亲人养母一起生活。好容易盼到抗战胜利，蒋介石发动内战，家乡被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我们的养母是共产党员村妇女会长，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关了起来，由伯伯帮助，卖了家中仅有的几亩薄田，凑了80块银元去赎人，结果钱送去了，人却没有放出来。反动派说，振平是共产党员的女儿，要斩草除根活埋她。一天夜里，我们的一个乡干部家属，冒险翻墙送信告诉振平说：“他们要活埋你，坑都挖好了。快逃命吧。”在她的帮助下，振平连夜逃往南京浦口一带，以拾煤渣、扫碎米为生。1949年初，家乡解放了，她回乡积极投入支援解放战争及土改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她毅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父亲自离开邳县老家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回来过，祖母实在太想念他了。为了安慰年迈的双亲，父亲便将只有4岁的振西送回到两位老人的身边。1941年春天，家中收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要振西代他孝敬祖父母，要用功读书，莫忘“刻瓢之苦”这个祖训，照他走过的路子走。对于父亲的这个训导，振西到稍大一点才知道。原来父亲的高祖一家逃荒讨饭来到杲堂村，不幸高祖死亡，只留下兄弟二人。为了糊口，两人分别给杲、张两姓看祠堂，兄弟俩含辛茹苦，好不容易给老大成了亲。他们租种地主的地，本来交过租就所剩无几了。为了置一点地，先是规定一家人每天吃一瓢粮，但维持不到一年就将瓢刻去半指，过了一段时间又刻去半指，就这样，经过两代人克勤克俭的辛勤劳动，买了几亩薄田，总算有了立足之地。从此之后，“莫忘刻瓢之苦”，便成了家训，父亲以此教育子女，也以此勉励他自己革命到底。

除收到那封信外，邳县家中再也没有得到父母亲的消息。 1943年的一次大“扫荡”中，因祖父母痛骂抢劫民财的日本鬼子和汉奸而遭毒打。祖母被打得晕过去，第三天便与世长辞了；祖父被打成重伤，卧床不起。他在伤痛中还挣扎不停地呼唤着父亲的名字，说：不要忘记家乡黄土，要为我报仇啊！可是年迈的祖父啊，他哪里知道，心爱的儿子早已被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关押起来了！振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他不愿忍受这屈辱的生活，13岁就参加新四军，投入革命，走上了父亲走过的路。

蒋介石对革命家庭的迫害是没有尽头的，我们姐弟6人虽然有的在西安，有的在江苏，相隔数千里，然而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汉奸的欺压下，我们的遭遇却是同样悲惨。父母和小弟弟被抓走后，那些特务、狗腿子还经常到我们西安的家中来搜索。记得有一次，特务们又到我们家翻箱倒柜，把父母的书籍和其他东西弄得满院都是。我们生气极了。一个特务明知故问：“你们是什么人？”振华忿怒地说：“宋绮云的儿子宋振华！”振镛也紧接着说：“宋绮云的儿子，宋振镛！”特务们翻起白眼珠，挟起一包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走了。振华站在门口，望着特务们的背影，气忿地说：“等着吧！等我长大了再跟你们算账！当他得知父母亲及小弟弟遇害的消息之后，他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这血海深仇一定要报”的血书。复仇的火种深深地埋在我们的心中。不满13岁的振镛，冒着生命危险，混入当时西安市最大的军用仓库，摘下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拿回家中撕成碎片。他兴奋地说：“我们下军棋，夺下对方的军旗，对方就得投降，我把国民党的党旗扯了下来，龟孙子们就得向我投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认为夺取了军旗，就是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

1947年，父母亲与小弟弟被捕6年了。他们究竟在哪里？他们是死是活？一点消息都没有。那年秋天，我们突然接到由重庆磁器口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原来是父亲写来的，我们多么高兴啊！父亲、母亲、小弟弟都还活着，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这几颗饱受损伤的心，重新又燃起了希望。

父亲的来信，写在一片不大的小纸片上，好像是从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而且还叠了许多小折。父亲在信中告诉我们：他和母亲、小弟弟身体都很好，让我们放心。还说他们有吃的有穿的，什么都不需要。其实这时正是父母亲和小弟弟在那人间魔窟里受尽苦难的日子。父亲信中还说，他们很想念我们，问我们身体怎样？是怎样生活的？鼓励我们要努力学习，并要我们给他写信。回信寄给重庆磁器口一个姓蔡的，再由他转给他们。

父亲的这封不平常的来信，深深地激动着我们四颗幼小的心，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你看一遍，他看一遍，久久地不愿把它放下，恨不得看穿这一张纸，看看爸爸妈妈和小弟弟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他们的身体到底怎样……

我们按照父亲来信的地址，写了一封回信。不久，我们又收到了父亲的第二封来信，仍然是一张很小的纸片，父亲的信虽短，却语重心长，他说：“你们的回信都收到了，妈妈看了信还掉了泪，知道你们都活着。生活虽苦，但在朋友们、亲友们的照顾下，还进了学校，便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在爸爸来信的背后，我们还看到用铅笔方方正正地写了四个字：

“姐姐，哥哥！”

这是狱中的小弟弟写来的，我们开始还不理解，以为是他随便写的，仔细一想，才体会到这是一封多么不寻常的来信啊！虽然只有4个字，可是我们都觉得它是一封包含着千言万语、意味深远的长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一个惊叹号，包含着多少对亲人的怀念，对敌人的仇恨！

父亲的两封来信，都鼓励我们努力学习，做一个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在这次信中，父亲还要我们给他寄一张照片去，还指定要一份他过去保存的旧字帖。说振中（森森）弟弟已经可以临帖写字了。我们幻想他所以要照片和旧字帖，也许是怕以前的信不可靠，想甄别一下吧，也许是他想念儿女心切吧！？于是在西安的4个孩子就用地下党组织以亲友的名义救济的钱，给每人做了一件新衣服，穿上新衣服照了一张合影寄去。

我们和父亲在这一段时间里，共通过11封信。这些信都是通过韩子栋、黄彤光以及其他同志，利用采购和外出的机会，冒着生命危险传递的。我们寄去的那份字帖，因为太大无法拿进去。黄彤光想了好多办法，把它拆开，分几次垫在帽子里，才带进白公馆监狱的。

据和妈妈关在一起的女难友葛雅波同志回忆，当妈妈从小弟弟手里第一次接过爸爸转给她的信时，不禁“啊”了一声，难道是儿女们写来的吗？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拭擦着昏花的双眼，她终于看清了：是他们写来的！是她日夜想念的、远在西安的孩子们写来的！

葛阿姨回忆说：“这意外的喜讯，几乎把她给冲昏了！这封信的信封很大，信封的下面清晰地写着：西安市庙后街88号。由于经过无数辗转、搓磨，边缘已经磨破了，信纸也磨出几处裂纹破洞。展开一看，密密麻麻地写了三大张。信是振苏写的，笔迹清晰。它一字字一句句跃入母亲的眼帘，信纸在她的手中颤抖着，她的眼眶湿润了，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抹去眼眶中的泪水。她急切地一口气把它看完，把信捂在跳动着的胸口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女儿在信中首先告诉爸爸妈妈说：父亲的信他们看到了，他们兄弟姐妹读了都非常高兴。盼了多少年，总算盼到了亲人的消息！振苏在信中介绍了他们姊弟4人的详细情况，还问为什么爸爸的信写得这么短？信纸信封这么小？一定没钱买，下次一定买很多信纸、信封寄去……母亲不由地苦笑说：“天真的孩子！爸爸哪里是没有钱买信纸、信封呀！不知有多少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经过多少曲折，才把这父母子女的心，用纸墨连结在一起啊！”

1949年9月6日晚，即将覆灭的反动派，不甘心自己的惨败，终于对我们的父母和小弟弟下了毒手。……

解放后，感谢党和政府，把杨虎城将军和我们的父母、小弟弟的遗体运回西安，在西安举行了隆重的公葬仪式，并在西安市南郊风景区杜公祠，专为他们修建了烈士陵园。我们6个孤儿，在党的关怀与培养下，都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党组织。振镛、振亚还读完了大学。1963年，我们姊弟6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首都北京，欢聚一堂。我们共忆旧社会的苦，畅谈新社会的甜，我们立下誓言：“决心继承先烈遗志，革命到底志不移。”

十年内乱中，振苏受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献出了她宝贵的生命。可是现在云散日出，我们的第三代都正在健康地成长着，他们中间有党员、有团员，有解放军干部，有工人，也有大学生……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历史是公正的，我们的父母和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洒，他们毕生所为之奋斗的事业，终于在中国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爸爸妈妈的英灵有知，也该含笑于九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