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成名，得益于这位被埋没的数学大师

文／范建

关肇直（1919年2月13日—1982年11月12日），数学家，系统与控制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控制理论的开拓者与传播人，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1949年他从法国留学后回国，在泛函分析、中子迁移理论和现代控制理论等几个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50 年代，他从培养青年入手，在数值分析、单调算子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60年代初他主动承担反应堆中有关数学理论研究的课题，并取得具有国际水平的结果。为现代控制理论在我国的发展付出了毕生心血，并结出丰硕的果实。他主持的研究工作成果多次受到有关部门的奖励和表彰，其中《现代控制理论在武器系统中的应用》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和轨道选择》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飞行器弹性控制理论研究》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尖兵一号返回型卫星和东方红一号》获1985年国家级科技进步特等奖，关肇直本人荣获“科技进步”金质奖章。

中国数学界有一位和华罗庚齐名的数学大师，因为报道他的媒体不多，所以他并不像华罗庚那样有名。但在数学界他的名声不在华罗庚之下。他无私奉献和大度，寄望于青年数学才俊是他的夙愿。他以火一般的热情为学生传道授业。他就是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所长，1981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关肇直。

在徐迟所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曾多次提到华罗庚、熊庆来等数学大师的爱才和提携后生。但却没有提到还有一位与这些大师同等重量级的数学大师关肇直，他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20多年，在关心、爱护、提携、帮助青年人才上一直有口皆碑。

吴文俊说，他最早支持帮助陈景润发“猜想”

“文革”前夕，陈景润完成关于哥德巴赫猜想“1+2” 的初步证明后，就是由于关肇直积极支持而及时发表的。这一点可从八十年代我采访著名现代数学家吴文俊得到证实，曾与关肇直在同一个研究所共事的吴文俊院士说：“文革前夕，陈景润从事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由于数学研究所对陈景润的文章应否发表意见不一，有些同志提出要慎重，关肇直坚决主张发表，在他的支持下，陈景润的论文得以在《科学纪念录》上刊登了一篇简报，1973年才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详细的内容。要是没有那篇简报，陈景润的成绩很有湮没不彰的可能。”

直到现在，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研究仍未攻克，尽管他已离开了我们，但这项研究仍在继续，令人遗憾的人，几十年来，不断地有人宣称他们已经攻克了1+1。关肇直63岁去世前，他对哥德巴赫研究极为赞成。他认为，中国那么大，各行各业上百成千，数学仅是一行。数学里有纯数学，纯数学又有种种行业，拓扑、代数、哥德巴赫猜想等。有少数几个人搞就可以了，不必培养所有人都去搞。他反对多少年来，我们国家在各种领域中的“一窝蜂”流行病。

总是梦想出天才，却总也不会出天才

陈景润的优秀事迹报道后，收到雪片一样的来信，无论青年老年，都来报喜，说是解决了哥德巴赫问题，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说，皇冠上的明珠不会垂青一个异想天开的幸运者，梦想成为天才不可能。“对这种“自许的哥德巴赫猜想现象”，关肇直有感而发：“科研是很苦的事，跟工人农民辛勤劳动是一样的。一个国家只有为辛勤付出的人，科技才能上得去。总是梦想出天才，却总也不会出天才。”

数学应放在发现问题上，证明是次要的

关肇直从祖国建设事业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薄弱环节出发， 适时带领青年开拓新领域，发展新学科。他有一个科学家不多见的特点，就是敢于直面陈言。他认为，数学不是实验的科学，数学与别的科学有区别，数学老是搞证明，哥德巴赫问题早就猜想了。就是没有证明，所以许多人在那儿做。很多问题也是这样，这是不正常现象。他说，数学家应当把精力放在发现问题和定理上，而证明是次要的东西。将来数学家可以借助计算机的帮助来证明问题，数学家本身的劳动并不限于找到证明，重要的是发现真理。如爱因斯坦的发明是在相对论上，他发现了这个真理。那么，过去数学家不是这样，主要是找证明，左一个证明，右一个证明，都失败了。倘若数学家的工作全陷入这方面便不正常。”

关肇直对数学教育十分关心。他说，“数学教育很重要，起的作用很大，从四化看现代科技，从科技看数学，而我们中学或大学的数学教育不是光培养数学家。有一个阶段，报纸的热点就是哥德巴赫猜想，对此，引起他的思考。他说，我不反对有少数人钻研这个问题，能钻研出来很光荣。但决不是说，哥德巴赫问题就是数学的一切。而且，数学也不光是为数学家搞的。中学培养出来的人是各个方面各个岗位的人才，有的搞工程技术，有的搞社会科学，但各门科技都在经历着数学化，数学就是给它打下这个根基，而决不是专门让他当数学家。他对搞数学竞赛，搞难题现象提出了批评：“搞难题想着将来就是哥德巴赫问题，攀登高峰，这样一套东西放松了整个数学教育，是有害的，我们要面向广大科技人员，科技不光是专业人员，一般人都要有修养，各门的科技人员、社科人员包括经济啊，管理啊，都要懂得数学，要培养这些人。而在学校里，只要有一个人去搞这种数学理论就不得了。从四化看，从数学地位看，我们不光是培养纯数学家和做难题的数学家。”

在青年一代身上倾注全部心血

关肇直从1952年起，兼任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校的教授。1959年，他是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当时开设基础课数学分析、泛函分析、复变函数、实变函数、线性代数、高等代数、常微分方程、编微分方程等许多课程，连续三年他全部接了下来，他花费许多精力，培养新的学生，独辟蹊径搞教学。他还自编了许多颇为系统的教科书，如《数学分析教程》（高教出版社）。

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亲自为研究生讲授控制理论课程。20 多年来言传身教，在青年一代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科研骨干力量，在泛函分析、数学物理以及控制理论等领域，形成了一支较强的科研队伍，有的是学科带头人，在学科理论上有较深的造诣，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支队伍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科学动力来源社会需要 必须打好基础

关肇直一直重视研究生的培养，1978年恢复了研究生制，他给学生讲泛函分析及现代控制理论及数学基础，有许多已成为高级科研人员和高级教学骨干力量。在他身患重病的晚年，不辞辛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获得数理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他培养人才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他认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需要，培养目标着重使学生成为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工作者。他常常给青年介绍科学发展的实际背景、研究课题的工程意义和物理背景，让青年懂得科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使他们在科学活动中受到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熏陶。二是他把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基础打好，不搞数学竞赛式。

控制论是门新学科，我只是个领路人

关肇直不仅为青年一代指出科研方向，而对他们总是具体指导。在控制理论研究室，他爱惜每一个人才，根据个人情况，提出不同的培养、使用要求。从科研思想、训练、选择方向、制定科研题目直到具体作课题，阅读参考资料。他鼓励青年在讨论班上做报告，不管是谁报告，他都自始至终参加。

他经常亲自审阅修改青年同志写出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直到最后写出评审意见交付有关学术刊物发表。他在学术问题上，既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不以老自居，总是以同志式平等态度和大家商量讨论。“控制论是门新学科，我只不过是个领路人，知识比你们全面些，而其他分支上你们可能比我强，来，大家互相探讨。"

体现虚怀若谷的大度

他善于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吸取其中的合理部分；工作中有了缺点或错误，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先作自我批评保护他人的工作积极性，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和带动周围同志，赢得全室同志的尊敬和爱戴。

不仅如此，关肇直对学生还体现了虚怀若谷的大度。1962年，他在给中国科技大学59级学生讲授著名数学家勒贝格积分理论时，为了使学生们更快理解这一新的数学概念，他打破"先测度后积分"这种传统讲授方式，改用国外刚提出的先从积分开始的新论述方法。很受学生的欢迎。

有两位同学向他提出勒贝格先生的原文在一些积分不等式的估计中的讹误，他及时作了更正，并表扬了学生的严谨认真的学习态度。1979年，他在与人合作的《线性泛函分析入门》一书中，在论及积分的附录中仍念念不忘这件小事，以脚注的形式说明了当时这两位学生所更正的过程。

最可怕的是对学生取得的成果据为己有

关先生就控制理论方面的一个试题向研究生提问，他的目光集中到一位同学脸上，只见那同学立即低下了头，显然这位同学明白老师要他准备回答，关先生发觉了他的窘态，立即把话题岔开，下课后，他小声地对这位同学说，"不要急，回去再好好想想"，第二天，他单独约见这位同学，因势开导后，仍然解答不出，见他急得汗珠直冒，神情比昨天还难看。于是，关先生就坐在他的身边，拿出纸笔，给他一点点地推导论证。终于使他明白。

事后这位同学对人说，"关先生这么和气有耐心，他从不叫人下不来台。真不一样。"是不一样！学生在导师面前的畏惧感，除表面上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大架子威慑外，最可怕的还是对学生所取得的成果据为己有，以使自己蹈入难言之隐的尴尬。一些合作者甚至会反目为敌。

不做名利场角斗士，却做默默无言清道工

近几年，由此而引起的官司、纠纷使正常的学术气氛受到了污染。名利场的角斗士很多，这是一个大悲剧，而他的很多学生怀念他时都会忆起，关先生在名利场上不是角斗士，而是一个默默无言的清道工。他把所有的污浊打扫得干干净净。得奖、出名、出风头，他从不计较，总是想到别人。他说：“得奖只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凡做了工作的同志，得奖一个都不能落下。这方面要人人要平等。”同时，他又反复告诫，“个人的不要想得太多，要想到集体，想着自己能尽快地成长起来。”为此，他每次主动提出上报或发表其他人或其他成果。

他的一位学生接到一本署名自己的《现代控制理论入门》的书，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这本书从修订定稿、增补附录插图及向出版社推荐，都凝聚着关先生的心血，连序言也是关先生亲自写就的。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用躯体架起一座人梯，让很多青年才俊从他身上跃过；他的个人奉献和牺牲使很多人感动，经年累月为他人作嫁衣裳，又让别人去踩那铺满鲜花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