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晚年逃至加拿大，说了很多人的坏话，唯独对2个人保持敬意

“台湾终究不是久留之地啊！”1949年初春的基隆港码头上，张国焘裹紧灰色呢子大衣，望着正在装运行李的货轮对妻子杨子烈低声叹息。这个曾与毛泽东并肩出席中共一大的风云人物，此刻正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是留在风雨飘摇的台湾，还是另寻出路？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日渐明朗，国民党内部对张国焘的态度急转直下。毛人凤曾在重庆谈判期间与他有过交集，此刻却意味深长地提醒：“张先生在大陆的人脉，对党国更有价值。”这话里的弦外之音，让张国焘脊背发凉。1949年5月，当蒋介石开始部署撤离大陆时，张国焘发现自己在台北的临时住所竟再无人问津，连日常配给都时有时无。

转投香港的岁月更显窘迫。栖身九龙深水埗的逼仄阁楼里，这位曾经的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为生计奔波。某日《工商日报》的编辑当面退回他的稿件，揶揄道：“张先生文章里的'共匪'二字，现在可不如'解放军'吃香了。”张国焘攥着皱巴巴的稿纸，指节因用力而发白。这种现实的荒诞，倒与他的人生轨迹形成微妙呼应。

1953年深秋，当张国焘在维多利亚港的渡轮上偶遇旧识章士钊时，对话颇具戏剧性。“润之兄托我问你，可愿北归？”章士钊的开场白让张国焘愣在当场。海风裹挟着咸涩水汽扑面而来，他望着对岸若隐若现的九龙半岛，最终以沉默作答。这个细节后来被章士钊写入给北京的报告，成为研判张国焘动向的重要参考。

与美方接触的经历更显诡谲。1955年某个闷热的夏夜，美国驻港领事馆的二等秘书带着威士忌登门拜访。摇晃的吊灯下，张国焘用略显生涩的英语谈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方却在笔记本上潦草记下“前中共要员生活困顿”。这种各怀心思的交往，最终促成回忆录的撰写合约——每月2000港元的生活费，对当时的张国焘而言无异于救命稻草。

在回忆录的写作过程中，有两段往事始终萦绕心头。1931年鄂豫皖苏区的冬夜，徐向前裹着破棉袄在地图前推演战局的场景历历在目。这位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的军事家，即便在张国焘推行“肃反”时，仍坚持“军事问题要听军事干部意见”的原则。某次战役部署会上，徐向前指着地图直言：“张主席的计划会把部队带进死胡同”，这种直谏的勇气令张国焘暗自心惊。

更让张国焘难以释怀的是蔡申熙之死。1932年黄安战役前夜，时任红25军军长的蔡申熙拖着残臂闯进指挥部，拍着桌子警告：“现在转移还来得及！”张国焘却固执己见，最终导致这位黄埔一期生血洒战场。多年后在温哥华的养老院里，张国焘仍会突然惊醒，仿佛又听见蔡申熙中弹时的闷哼。

移居加拿大的岁月里，张国焘常对着客厅里的中国地图发呆。1968年渥太华的暴雪之夜，他翻出泛黄的黄埔军校同学录，指尖停留在徐向前、蔡申熙的名字上久久不动。杨子烈端着热茶走近时，听见丈夫喃喃自语：“要是当年听得进他们的劝......”话未说完便化作一声长叹。

1979年多伦多的寒流来得格外早。当护工发现蜷缩在轮椅上的张国焘时，他布满老年斑的手中还攥着半张残破的《红星报》，泛黄的铅字记录着1931年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捷报。这个曾掌握十万红军的“张主席”，最终在异国他乡走完了充满争议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