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外衣下的权力争夺

为什么这么说明朝的“大礼议”之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来看看“礼”在中国古代社会当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并不是仅仅靠依凭由上至下的暴力。只靠暴力，王朝也持久不了。就好比说秦朝，它虽然借由暴力吞并了六国，但由于难以收服天下人心，最终二世而亡。因此，古代的统治者会通过一种制度性的媒介，来建立维护政权秩序的合理规范，展现政权的“公义”，让民众能够认同他的政权的理念。这种媒介，就是我们所说的“礼”。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即军事，也就是咱说前面的暴力；“祀”即祭祀，说的也就是礼。

在古代，“礼”被内化于各种典章制度之中，上到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下到民间百姓的日常往来，都有详细且严格的规范。这样一来，社会就有了一套严格的身份等级，每个人可以按照他的身份被纳入到一套名分礼秩体系之中，社会就能够平稳运行。换句话说，所谓“礼”，并不仅仅是我们表面看到的像叩头跪拜这样的一些礼节或者仪式，它的作用在于，让政治秩序和人事关系有合理的规范。所以，名分在古代是极其重要的。嘉靖以孝亲之名，不断地抬高自己父亲的地位，实际上达成的效果就是强调了自己的皇权的正当性：他要表明，他不是因为过继给伯父家才得到了这个皇位；而是因为他爸本来就能够接续这个君统，他是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皇位。如此一来，他就不用被笼罩在杨廷和他们的权力阴影之下了。确定了这个名分，实际上也是巩固了他的皇权。

这也是为什么嘉靖在明明已经为他爸争到了名分，能够管自己的爸叫爸之后，还非要把让他爸进太庙。事实上，尽管在“大礼议”事件当中，张璁整体上是站在嘉靖这边的，但他同样不支持让嘉靖的父亲朱祐杬进太庙，理由很简单，朱祐杬没做过一天的皇帝。嘉靖也知道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理亏，但他迂回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他在太庙旁边给朱祐杬建了一个庙，随后，将原本放在一块的明朝历代皇帝神主牌分散放入一个一个小房子里，这样一来，原本祭祀他爸的家庙就与之混在一块了，你要不特别说明，还真看不出来它跟九间太庙有什么区别。再后来，经过很复杂的一番操作之后，嘉靖他爸的神主最终入了太庙，整个过程花了整整24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礼”对皇权的制约作用。在我们传统的印象里，皇帝那得是乾纲独断，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皇帝，由于废除了丞相，那更是没人能够制约他们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嘉靖实际上还是受到了礼制的极大束缚的，否则，他也不用花整整24年的时间才能够办成对他如此重要的一件事。而嘉靖不断地跟臣下讨论经学，调整国家礼制，还弄出了一本《明伦大典》，实际上也是在借由对经典的诠释，来帮助他扩大手中的权力，挣脱“礼”对他的束缚。

对于皇帝来说，“礼”是把双刃剑，它既关乎皇权合法性的来源，又会成为臣下拿出来压制皇权的依据。所以，嘉靖的“议礼”行为，实际上就是通过把“礼”掌握在自己手中，一面论证自己的皇权合法性，一面打击臣下对自己的制约。但是，这里头有个很微妙的点，按照尤淑君老师的讲法，嘉靖借由“议礼”扩大了皇权，但他的一系列举动又实际上破坏了礼法秩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得先来聊聊，在古代，人们是如何理解皇权的合法性的，也就是说，古人为什么认可天下需要一个皇帝。

我们知道，在古代，中国有一种天命思想。所谓天命思想，说的是皇帝受命于天，是上天之子，同时也是天与人之间的媒介。不过，天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归属有个重要的依据，那就是民心。也就是说，天命从来都没有赋予皇帝绝对的权力，相反，它会以所谓“道”来约束皇帝的权力，让皇帝不能自行其是、为所欲为。而这所谓的“道”，就是皇帝制度当中的“公义”部分。它的要旨是：“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也就是说，皇帝是天下人的代表，应该以民众为念，再执行皇帝的权责。而一旦皇帝违背了公义，必然会遭到上天的抛弃，臣民也可以“从道不从君”。那么，“道”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礼”和“法”。换言之，所谓“礼”，其实本身就带有了“公”的属性，它凝聚了人们的共识。所以，一旦嘉靖借用“议礼”来扩大自己的皇权，让“礼”为“私”服务时，它其实也是在扭曲礼法秩序，毁坏人们的共识。于是，君、臣、民三方失去了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开始各行其是，故而开启了政治混乱、君臣冲突、社会失序的危机。

明末的党争，祸根其实也在嘉靖这儿。本来，很多大臣还抱有“为王者师”的理想，但嘉靖破坏礼法秩序，将礼法从“天下共守的准则”变为“皇权操控的工具”，这种试图将皇权私有化的做法让很多人心灰意冷，最后变得消极顺从，只求明哲保身。此后，被皇权碾碎的文官集团开始分裂重组，朝堂上的权力平衡被打破。这也催生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权力之争，在这些斗争过程中，有些大臣为求自保，开始拉拢亲近自己的人搞小团体，私下结党，最后演变成了明末朝堂上臭名昭著的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