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议论”VS“人情论”，谁更有理？

如果按照我们最朴素的直觉，不允许一个人叫自己的父亲为父亲，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合人情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场景，站在杨廷和的立场，要求嘉靖认伯父为父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国家礼法高于私情。杨廷和认为，作为一名君主，国家的礼法肯定要放在个人私情的前头的，不能只顾私情，不顾正统大义。这话说得大义凛然，没毛病吧。其次，大宗小宗不可乱。按照宗法制度，嘉靖的伯父弘治皇帝这一脉是“大宗”，是皇位正统，而他爸这一脉是“小宗”，是藩王支系。因此，嘉靖只有接续上弘治皇帝这边的宗统，才能确保皇位传承的合法性。

杨廷和他们迎立少年朱厚熜来当皇帝，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皇明祖训》。而《皇明祖训》当中明明白白规定的是“兄终弟及”，是同母弟才能继承哥哥的皇位，显然，嘉靖并不是正德皇帝的同母弟。只有当他过继给了伯父家，成了弘治皇帝的儿子，正德皇帝的弟弟，这样一来，他当皇帝，才能算是符合所谓“兄终弟及”的规定。

再次，像嘉靖皇帝这样，过继给之前的皇帝当儿子，之后继承人家皇位的，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比如说，北宋的宋英宗，他的亲生父亲是濮王，但由于他过继给了宋仁宗当儿子，于是他就继承了宋仁宗的皇位。当了皇帝之后，宋英宗认的父亲是宋仁宗，至于他的亲生父亲，他也只能叫伯父了。当时，宋英宗还为他亲爹争过名分，但没有什么结果，后来也就接受了既定事实，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濮议之争”。所以，杨廷和他们的论述，也被称为“濮议论”。说白了，嘉靖不能“既要又要”。

最后，杨廷和他们也想好了“两全”的配套措施。原来，嘉靖是他父亲的独子，这就意味着，如果嘉靖过继给了他伯父，那他爸这一支将绝后。但杨廷和他们把这事儿也给想到了，他们从皇亲当中挑选一位跟嘉靖同辈分的崇仁王，让他来承接嘉靖父亲的香火，而且，嘉靖未来如果有了多位孩子，也可以过继一些来承接他爸这边的宗脉。在杨廷和看来，这样的安排简直完美，既不失伦理亲情，又不违背宗法大义，天理人情都顾全了！你嘉靖怎么就不能明白我们老臣的良苦用心，而要去听那些小人的谗言呢？

但是，你要是反观嘉靖和张璁的说法，你也会觉得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首先，礼法人情本是一体。按照《礼记》里的说法，礼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底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来制定的。“圣人缘人情以制礼”，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得根据现实人情和血缘伦理，作出适当的调整。就像咱刚刚说的，以咱最朴素的道德直觉，逼着一个人不认自己的父母，本身就是一件违背人性、不合情理的事。更何况，“孝亲”本来就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其次，君统和宗统得分开看。继承皇位和给人当儿子，这是两件事。这就涉及争论双方的一个核心分歧，嘉靖继承的是谁的天下？嘉靖、张璁这一方认为，嘉靖继承的是祖宗的天下，因此，嘉靖接续伯父、堂哥留下来的君统，并不需要成为伯父弘治皇帝的嗣子。

从这个角度，嘉靖这一方对所谓“兄终弟及”也有了自己的解释：“《祖训》兄终弟及，可推之无穷，而施由亲始。先及同父，次及同祖，皆所谓伦序也，非专指同产言也。”按照张璁的说法，在嘉靖堂哥正德皇帝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的情况下，依照“兄终弟及”的原则，那就得往上追溯，到嘉靖的伯父弘治皇帝这一辈。弘治皇帝有个弟弟，就是嘉靖的生父兴献王，按理讲，兴献王就应该是那个依照“兄终弟及”原则登上皇位的人。但此时，兴献王已经过世，那么，皇位就自然落到了兴献王长子朱厚熜这里了。换言之，嘉靖之所以能够获得皇位，并不是因为他是弘治皇帝的嗣子，而是因为他是兴献王的长子。是兴献王长子这个身份，赋予了他继承皇位的资格。既然如此，他又何必过继给弘治皇帝当儿子呢？

最后，嘉靖一方认为，杨廷和他们推崇的所谓先例，其实一点也站不住脚。毕竟，像宋英宗他们，是早早就被前任皇帝收为养子的，所以，他们继承养父的皇位，自然得继续奉之为父亲。但嘉靖不一样，嘉靖是等到他堂哥过世之后才来继承皇位的，正德皇帝遗诏里明明写的是“嗣皇帝位”，说明朱厚熜就是直接过来当皇帝的，跟所谓先例完全不是一码事。当然，这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双方还有很多细碎的论点，咱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的来讲，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双方都能够从传统的经典当中找到支撑自己论点的论据。

从双方交锋的观点来看，估计你也感受到了，这表面上是一场称谓之争，但实际上是一场名分之争，如果我们再往深一层去探究，还会发现，所谓名分之争，本质上是权力之争。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看似在捍卫礼法，实际上是在争夺对礼法的解释权；而嘉靖看似在追求孝道，实际上却是在争夺不受文官集团制约的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