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了”，《芙蓉镇》王秋赦的破锣声并未远去

对于作家莫言，有人提出要搞一场“批莫反莫的群众运动”。

如此妄言，出自一个名为“浙教先锋”的微信公众号，“号主”是浙江师范大学退休教授蔡伟。

“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地相似”。在对待莫言问题上，倒下一个司马南，又冒出一个“先锋”人物。

蔡伟在“浙教先锋”发表多篇文章，对莫言发起系统性攻击。

声称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莫言作品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判，“赢得了爱国民众的热情支持”。

其在文中称莫言“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并指责莫粉“发表大量反D反社会主义言论”。

其将莫言贴上“媚日”“汉奸”等政治化标签，指控莫言作品“侮辱革命先烈”，要向全国人民道歉并赔偿。

蔡伟在文中声色俱厉、破口大骂，如“莫粉之恶，可用丧心病狂来形容”，“莫言的作品真的是毒品，浸渍出一群无德无行无耻无聊的无赖”，并威胁“恨不得宰了你”。

蔡伟要发起“批莫反莫的群众运动”，不只是图个嘴上快活，其声称要开展“批莫征文”活动。

由于上述内容过于偏激和富有攻击性，“浙教先锋”微信公众号被封禁。

蔡伟转战到“今日头条”，利用“龙国卫士”头条号继续发表“污莫宏论”，看来要将“运动”进行到底了。

有浙江师范大学校友，看不下去这种闹剧，呼吁该校“必须明确立场，采取有力措施”。

当年文痞姚棍子炮制大批判文章，从批胡风到批冯雪峰，从批王实味倒批萧军，从批丁玲到批艾青，从批吴晗到批周扬，实际上就是这种打棍子、扣帽子的招数，将文学批评简化为政治站队。

蔡伟对付莫言的那一套，属于姚棍子、司马南等人玩剩下的。但凡有那么点人文素养且为人基本正派者，无不对这种充斥着历史恶臭的搞法抱以鄙弃。

司马南是个“社会混子”，批莫言不过是将“爱国”工具化牟利，但蔡伟身为退休教授，何以荒谬到借批判莫言，将文学批评上升为“政治忠诚度测试”？

以蔡伟的社会身份，其不仅仅是高级知识分子，更应是智识分子。智识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能力，它超越了单纯的知识积累，涉及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自我形塑。

蔡伟是否要效仿司马南，挑动民众对“精英阶层”的不满，意图这种将民粹情绪货币化？

这尚需观察。其将莫言的文学主张曲解为政治对立，将其文学成就矮化为政治投机的产物，本质上是对民粹主义和原教旨民族主义的迎合，乃至于成为一种充满颠覆性、反叛性的文化民粹主义，并以此“革命事业”为荣。

蔡伟对莫言及作品的批判，自诩“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其拿腔作势，根本不值一驳。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共产党宣言》提出“世界的文学”概念，指出工业文明将冲破一切传统民族国家的壁垒，克服民族的片面性，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世界性的精神产品。

马克思在一百七十七年之前所描述的全球共同体，今天飞速发展的市场体系越来越深刻地为之提供了论证的依据。

“世界的文学”成了一种各民族可以共同对话的精神产品，凝聚着各自情感、体验与思想。

任何伟大的文学经典，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统一。

莫言作品正是始终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又能超越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方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一部分。

如果连这些都真不懂得的话，不知道曾经身为教授的蔡伟，是如何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出的学生是否跟他一样浅薄粗鄙、褊狭极端。

一些人民粹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恰恰他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比如马克思主义并不一概地批判、否定资本主义，曾肯定资本主义创造了无可比拟的巨大生产力，主张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切成果，在这一文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则一概否定资本主义，完全把资本主义视为青面獠牙或洪水猛兽。司马南对资本的仇视和批判，正是如此。

蔡伟对于莫言及作品的“政治审判”，在严肃的外表下，隐藏着反智的叙事内核。

正像柏格森关于闹剧和滑稽剧的论述那样，其想扮演的角色与他本性之间是矛盾和力不从心的，他的滑稽程度正好和他忘掉自己的程度相等，结果大家都看得见他，而他却看不见自己。

文化民粹主义及其反智倾向，是一种以无知为个性、视放纵为自由、以低劣为崇高的具有强烈排他性的认知偏见。

任由蔡伟们聒噪反智并泛滥开去，极易置文化发展于封闭的低质循环框架之内，削弱社会开放包容发展的价值前提和共识根基，助长一种封闭、割裂、对立的社会思想倾向，无益于涵养真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结论：在关乎生产关系变动、意识形态取向以及涉及后代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领域，不宜采取“运动”的方式。

蔡伟言之凿凿，要发起“批莫反莫的群众运动”，能搞到啥程度是另外一回事，首先暴露的是其内心深处的“运动情结”和“运动偏好”。

“大批判”已成为往事，但是现今在某些人的思想态度、文化精神里，还能找到它的酵母。

那些依附于政治话语、拥有超常话语霸权的文艺批评，虽然已逐渐被历史尘封，但还会以种种变体形式还魂。

像当年“大批判”那样，携政治之威大开杀戒的文艺批评，似乎不太可能复活，但看客心理依旧盛行。蔡伟说“赢得了爱国民众的热情支持”，正是其发起“群众运动”的底气所在。

看客喝彩和怂恿所谓“犀利的”否定性的批评，因为那样的批评与战斗无异，举着长矛戳或是拿着棍棒敲打，这是所有围观的人所乐见的精彩场景。

当年的看客被时代的恶意所支配，只要能看着别人倒霉，自己就过得不算坏。

现在的很多看客被仇外、仇资本、仇精英心理所支配，只要看着有人打斗，就等于围观了一场好戏，这日子才不至于平淡无奇，顺便出了一口身为社会边缘群体的“恶气”。

似乎批评只有上纲上线，痛斥和否定作家作品、痛斥和否定资本时，最好置对方于死地，才是在“说真话”。一些民众对“否定”和“犀利”的渴求，就像期盼一场集体受虐的游戏一样兴奋不已。

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警惕的。当年的姚棍子也好，现今的司马南、蔡伟也好，之所以批倒这个、批臭那个，就在于认为他们掌握了一种“绝对正确”，因此可以横扫一切。

连《芙蓉镇》里的王秋赦，也认为自己信奉的“革命”是“绝对正确”的。

王秋赦沉浸在往昔虚幻的辉煌里，盼着年年搞土改、分浮财、享口福、得艳福，敲着破锣终日嘶哑着嗓子叫嚷：“运动了，运动了……”， “千万不要忘记啊———”“五、六 年又来一次啊——”“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 ”

这看似“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而如今有人公然喊出，要搞“批莫反莫的群众运动”，足以说明王秋赦的破锣声并未远去。

一旦历史进程生成某种机缘、出现某种异常风向，就会立即激起他们适逢其时般的亢奋，甚或直接地转化成烧书，用带钉子的桌子腿、带铜头的皮带打人，给人剃阴阳头，戴纸糊高帽，挂着打红叉的黑牌子游街，搞“喷气式” 批斗的

暴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