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 3月28日,《新华每日电讯》“新华走笔”专栏发表记者李牧鸣撰写的文章《他的名字值得记住》。
3月19日，到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看电影，突然想起，第二天是葛利普的祭日，买了一束花，准备早点进校，拜祭一下。
与同样长眠于燕园、国人如雷贯耳的埃德加·斯诺相比，葛利普除了地质古生物圈，似乎鲜为人知。前几年写北京人头盖骨发掘90周年的报道，我曾一头钻进中国地质学的史料和遗迹中，发现无论从何处入手，都绕不开这个名字。
网上有人称他为“中国古生物学界的白求恩”。是的，我们总习惯用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来标注其他同样出色但相对少有人知的名字，例如“中国的居里夫人”“东方的庞贝”之类。
葛利普，他的名字、故事以及贡献，值得被记住。民国初年，在逐渐形成的各门学科中，地质学是发展得最快和最早的。地质学何以在中国发展如此迅速？除得益于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学者的推动，也离不开当时投身其中的一些外国科学家。如翁文灏所言：“在中国服务最久而贡献最多的，要算一位地质学大师葛利普先生了。”1976年，月球上的一座山脊以“葛利普”命名，足以证明他的国际学术地位。
葛利普1870年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锡达堡一个德国血统家庭，父亲4岁时随祖父移民美国，是一名路德教牧师。葛利普在父亲的教区学校学过管风琴，也学过木匠，但他更热爱大自然。15岁时，他白天在一家装订公司做学徒，晚上在夜校学习。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产生了更多兴趣后，葛利普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矿物学函授课程学习。之后在老师推荐下，被特招进了麻省理工学院，一路半工半读深造。20世纪到来之际，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的葛利普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然而，因一战后美国一度排德，葛利普在1919年被哥大辞退。也是机缘巧合，他接受了当时访美的丁文江之邀，来到北京大学，任地质学教授和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
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在1909年设立了地质学门，这是中国地质教育的开端。但当时人们对地质毫不了解，极少有人报考，所以地质学门在1913年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就停办了。时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长的丁文江深知地质人才的重要性，为了薪火相传，于当年创立了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研究所，研究所负责培养人才，调查所负责实干搞科研——这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科研机构。
1916年，在丁文江建议下，北大重开地质学系；1919年，他受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所托赴欧美“挖人”。1920年10月底，葛利普抵京，在北大开设了系统全面的古生物学课程。
自1920年来华后，葛利普教学、科研、科普、参加中国科学社团建设几把抓，中国第一代、第二代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大部分都受到他的直接影响，如孙云铸、杨钟健、黄汲清、尹赞勋等，李四光也是在他的鼓励下开展相关研究的。治学之外，葛利普的人格魅力也受到大家的敬佩。中科院院士、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杨钟健在怀念葛利普的文章中说：“多年前北平豆芽菜胡同的葛先生寓所，无形中成了北平一个文化中心。”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北京大学和地质调查所南迁，葛利普因为风湿腿疾滞留在北平。他痛恨日军侵略行为，拒绝与日伪合作；他坐着轮椅在地质调查所门口试图挡住日本侵略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断了经济来源，后被关进集中营，饱受摧残。抗战胜利不久，重获自由的葛利普终因病重，于1946年3月20日在北平去世。遵其遗嘱，安葬于北京大学地质馆（沙滩旧址）前，1982年迁至北京大学（燕园）西门内。
临近傍晚，我从北大东门径直穿过校园，左边主路上，刚下课的学生熙来攘往，自行车铃声此起彼伏。往西门方向走，人渐少，斜阳明晃晃照过来，柏油路的反光让人不得不眯起眼，眼前的一切都像在光晕里，我握着花的手心有些出汗，仿佛走进了时光隧道。
来到葛利普墓前，周围没有一个人，不远有个不知是老师还是学生的背影，似乎在等人，小路边的灰喜鹊慢慢踱步，一切如常。摆花，鞠躬。我好像又穿越到了几年前去周口店拜祭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时……
一路上，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中国科学史、中国地质史上的一幕幕剪影，是我的幻觉也是当年写稿查资料深深的刻痕。
想起自然博物馆的志愿者老师讲起葛利普的神采奕奕，想起作为古生物爱好者半夜啃资料的快乐，希望有一天，“葛利普”们的名字和故事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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