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培养治国人才要文科

程千帆先生

一、培养治国人才要文科

我国三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不容置疑，但也做过很多蠢事，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出在没有重视文科。文科的责任首先是培养管理国家各种事务的专家。由于不重视培养和使用这类专家，在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不用多说了。

文科的重要性，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培养生产精神粮食的文学家、艺术家。我们还要建设足够顺利地输送这些精神粮食的渠道和交通线——电影、新闻、出版事业等等。人不是机器，在工作之余，他们也需要高尚的艺术享受。这是千百年来人类的生活实践证明了的。然而文学艺术教育也还重视得不够。

总的说，我们必须重视培养文科人才，要看得远些，要把它当成战略措施，而不是权宜之计。

二、师资队伍的建设

使教师具备广博而深厚的基础，非常必要，所以专业分工不宜过早过细。例如教中国文学史的教师，一定要首先能教文学通史，才能教断代或分体史。然后所教的某段某体文学史，才能有较高水平。但是现在有些教师不能从《诗经》、《楚辞》讲到鲁迅、茅盾。他们都只搞一段或某一体，并没有“通”，只限于“段”和“专”，这样，就把复杂的、有机的、纵横交错、充满了内在联系的文学现象变成孤立的了。而事实上，任何文学现象都是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处理好“通”与“专”的关系问题。我们不能想象，在某个知识领域内搞独立王国或封建割据，而能够成大事，立大业。

还有一个情况，有些中青年教师对一些经典著作（特别是先秦的群经、诸子）念得很少，有的同志甚至没有通读过一部全书。而这些都是后来文学发展的源泉。试问：不熟悉《楚辞》，能够精通李白吗？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与五十年代在学习苏联时没有很好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有关。五十年代中文系课程表的特点：一是“并大块”，把什么课都并在文学史里。这样一来，文学史部分没有很好地讲源流变迁，作品部分也讲得很粗糙，没有进行深入的思想、艺术的分析。同时，还把许多基础学科、辅助学科、边缘学科全部砍掉。许多老专家死了，没有接班人。现在许多必要的课开不出来，正是由于师资青黄不接。

对于师资队伍的建设，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以后选定教师，除了政治条件，一定要坚持业务水平。可以采取公开征聘，审查著作，在系学术委员会不记名投票等一系列办法，来决定某人是否适合任教。

2．对现有教师的培养，要专人负责，以诚相待，严格要求，具体指导。青年普遍地让中年带，中年有选择地让老年带。要明确二或三年内你教他什么，三年后他能教什么，有什么科研成果，你要负责。要有一套考核制度。如果能逐步形成这样的三级制，配梯队，就可以填坑补缺，使队伍比较迅速而踏实地成长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博士点梯队成员讨论学科建设。左起：卞孝萱、程千帆、周勋初、郭维森、莫砺锋

三、关于课程改革

1．必须增加必要的基础学科、辅助学科和边缘学科。

在基础知识方面，例如群经、子、史的知识，搞古典文学的应该具备；搞现代文学的，对现代文艺思潮，应有较丰富的知识。

辅助学科，例如中文系学生也应该读些历史（特别是文化史）、地理（特别是历史地理）。

2．开设课程，要因课设人，不能因人课。中文系学生应该念哪些课，我们就应该设法开出哪些课，并设法找最适合的教师任教。要使学生获得足够的和完备的知识养分。不能爱开什么就开什么，能开什么就开什么。总的说来，开课（特别是选修课），目的是为了学生，而不是为了先生。当然如果有很突出的专家，身怀绝学，如果不公开传授，就会失传，哪怕那门课程再窄一些，再偏僻一些，就应当开设，让这种学问有人传下来。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应该根据课程设置来调整、充实师资队伍。

四、有关的几个问题

此外，还想就几个具体问题谈一点看法。

1．科学研究，在集体工作的条件还不成熟时，最好“分田到户”。只有真正思路一致，配合默契，才能有效地合作，搞集体研究。

2．一些课程，可以提倡同时二人开，唱对台戏，争鸣，有益于发挥长处，教出风格，形成流派。反过来，不要几个人开一门课，搞拼盘，这对老师、学生都无益处。

3．订出可行的计算工作量的办法，解决劳逸不均的问题，贯彻多劳多得的政策。

4．图书管理不要太分散，一部分经费分到系资料室即可，不必分到研究室。大馆主要面对学生，系资料室主要面对教师和研究生。

文科确实需要一点外汇。否则，就看不到欧美等地的出版物，对这些地方的同行的工作，我们一无所知，而他们对我们却比较清楚。

5．关于形成学术中心，这有两个概念：

一是形成一种共同的学风，如态度严谨，实事求是，反对浮夸，反对抱残守缺等等，这种风气是可以普遍培养，逐步形成的。

一是学术上的专长、特色。很难说成立一个研究室，调几个人来工作就会成为一个中心。通过组织领导，行政手段，只能促进中心的形成，而不能迫使其必然形成。形成学术中心，必须有一二位有成就的教授，有若干人非常佩服他，愿意围绕在他周围，学习他。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特色。三十年代的南京大学，在黄侃老师的影响下，有一个研究语言学的中心；在吴梅老师的影响下，有一个研究词曲的中心，都是这样自然形成的。现在再加上组织保证，自然可以更快些形成，但这问题很难专靠行政手段解决。

6．教学与科研相得益彰，它们并不矛盾。教学中学生提出的问题往往变成科研的起点；科研的成果又可以更新教材。认为两者有矛盾的同志，可能是没有尝到相得益彰的甜头。

7．关心人。有的同志（特别是中年同志）业务上已经接近成熟，讲课、科研都不错。他默默地干，勤勤恳恳，很可爱，很可敬。但每天被家务磨掉了不少时间。金子一样的时间啊！希望多了解这些同志生活上的困难，帮助解决一些问题。这有利于整个事业。只要领导关心每一位同志（我说的是每一位，不是少数几位知名人士），不是口头上，而是事实上帮助他们解决具体问题，广大教职员工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献身精神，就会进一步激发出来。

>原题《对文科教育的几点看法》，载《高教战线》1982年第4期，收入《治学小言》，载新版《程千帆全集》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