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阶层的固化，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断裂时代的痛与爱

文：梁鸿

作家梁鸿，身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她走出象牙塔，走出书斋，走向梁庄，那个生她养她的地方，那个让她魂牵梦萦的故乡。她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以丰富饱满的角色和角度，呈现当下的、具体的村庄。

这片土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以及其他种种危机……在梁鸿的笔下慢慢道来。

下面是他在一场演讲中的摘录，真实的呈现了农村一代人的痛与爱。

演讲中的梁鸿

▌我们的父辈

拼命试图发光的一代人

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曾经在很多年前说过一句话：我们是身处在一个断裂的社会和时代。我想，“断裂”不单单是指社会阶层的分裂和固化，在更大意义上，其实他指的是我们心灵和观念意识的断裂，尤其在最近这一些年。

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从这几个小故事来讲我的想法。

2015 年的时候，我失去了我的父亲。我们知道，失去亲人一开始你是不知道悲伤的，或者说你是麻木的。有一天我站在我家的院子里面，我突然间觉得天地非常遥远，我怎么也找不到真实感。

就这样一个人，如此地亲密，如此地纠缠，但他永远躺在黑暗里面了。所以我特别想为我的父亲做点什么，我想为他，及他那一代人做点什么。

我们的很多痛可能都来自于我们父辈，但是我们并不了解他们，不了解他们的那个时代，以及时代给予他的一个影响。但是我同时又在想，如果不了解他们，我们可能就无法了解我们自己，无法了解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的河流里面。

所以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愿望，特别想写出一个人，一个在生活的最低处，但却试图发出光的一个人。他的那种可笑、荒诞背后交织着一种时代的痕迹，以及他作为一个人的倔强的挣扎。

我和我父亲有一年的时间非常亲密，是这么多年以来最亲密的一段时光。他跟我一起去探访梁庄在外打工的那些乡亲们，最后写出了两本书：《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

至今我还记得，当我完成《出梁庄记》的时候，是在一个小的出租屋里面，在放下笔的那一刻，是悲伤，特别的悲伤。我非常的沮丧，自己被一种巨大的空虚所笼罩，还有一种没有办法去除的虚伪之感。这种感觉如此真实。

梁鸿在梁庄

▌尘土飞扬的生活

没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

深秋的时候，有一天我沿着村口的那条大河走，看到那种滔滔的河水，它们不断地奔涌，永恒地在流逝，但永恒地都在。两岸的村庄非常安静，就好像一直在那里。但实际上里边的人是不一样的，里边人的生活是别人无法想象的。突然间我泪流满面。

那样一种广大的、尘土飞扬的生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或者说是我们很难去真正知道的。我们可能知道了一些：从新闻里边，电视里边，从种种农民工、打工者、留守儿童身上，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词语和符号，但是我们真的了解他们吗？

我在青岛采访我的堂婶的时候，她在深夜里给我讲了一些话。所以我特别想讲一下我堂婶的故事。

那时我每天晚上跟我的堂婶躺在一张床上。我的堂婶一动不动的，紧紧抱着她的小儿子，呼吸非常平稳，我觉得她没有睡着。有一天我就忍不住了，我说，婶子我们俩聊会天吧。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自从宝儿死之后，我十二点之前从来没有睡过觉。

宝儿是她的大儿子，在家里跟着他的奶奶生活，2003 年夏天的时候在河里淹死了。她一直等着人来问她，但是从来没有人来问她，她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机会来说话。

她讲她怎么失去她的儿子，她的表情，她的那种悲伤，非常真实。我觉得“真实”这个词太清淡了，那是极其细微的内心的丰富的表达。

我在想，我和我的堂婶之间有关联，好像又没有关联。有关联是因为我们同是梁庄人，没有关联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的相同之处，交叉之处。

如果我不去写梁庄，如果我不是走进他们的生活，我真的不认识她，或者说我真的会忘掉她。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有否想到，我的堂婶和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和我们在看直播的这些人，都是同一代人啊。

梁鸿

▌阶层的固化

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我查了统计局的数据，即使到了今年，农村户还有六亿人口。那些农村出来的孩子们很少有机会考上好的大学，更没有机会从事好的职业。他们没有上升渠道，因此也没有办法成为社会的中等阶层，更没有办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看似今天的乡村也拥有了手机，也拥有了网络，能够和我们一样迅速地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一些资讯，但是他们仍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世界来到了他们的面前，而他们却并没有因此站在世界的面前。

阶层的固化已经越来越严重了，严重到了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所以我就说，我的堂婶没有成为我的同代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当时我为什么痛哭，因为我始终不愿意承认，我面对的是如此真切的遗忘，即使我写了他们，我仍然遗忘了那样的生活。

那样一种广阔而艰辛的生活，那样一种坚忍，那样一种痛苦着又欢乐的劳动，那一个个人都在我们时代的内部，但是我们所有人都遗忘了他们。

断裂社会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一整个阶层无法被包容到整体的社会结构里面。他们被迫成为漂泊者，被迫成为社会的病症和问题。

就像我的婶子，她的痛苦只能被作为农民工问题来表述，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她所有的爱和倾诉也只能被作为一个农民工问题衍生出来的问题来被对待。她无法拥有一个独立的价值，它无法成为一个人的痛苦，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就像梁光正——我指的是我真实的父亲——他一生都不认命。他一生都在努力让别人把他作为一个人，而不是当作农民来对待。所以我在后记里面说，这本书唯一真实的就是梁光正的一件白衬衫。

我的父亲一生爱穿白衬衫，哪怕干农活他也要一尘不染，所以他成了梁庄的笑话，成了很多人的笑话。

当我在写这个长篇小说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他不愿意被别人当做农民来对待，他希望超越于他的身份。

我想，这样一个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希望能够被纳入到一种更广阔的存在，他希望他是一个基本的平面上的生活，而不是被纳入到某一个群体内的生活，这样就被压到某一个地方了。

所以，只有理解了他这一点诉求，你才能够理解他的种种荒诞的行为，以及所谓的可悲和可笑。

梁鸿

▌警惕小确幸

危机一直都在身边

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幸福，每个人都有权利去享受自己生活中的那种小确幸，这些都毫无问题。

但是我们要警惕这些小确幸，警惕我们所使用的日常词语，要在观念层面里面有所意识。因为我们的痛与爱被分出了层次，被分出了高低，被分出了优劣。

在我们的文化内部，生命本身并没有价值，你的价值的高低是被依附在你挣钱多少，你成功与否上的。当你对这个社会没有价值，或者价值比较低的时候，你就不被认真对待，你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人。这是我们文化结构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因子。

更进一步来说，为什么一个农民，一个收垃圾的，一个保洁阿姨，一个保安，他们不能够过有尊严的生活？因为这些劳动被认为价值不高，因为他们被分出了三六九等，并因此来管理他们。

换句话说，他们的小确幸并非就是天然的，它是被包裹在整个社会运动的结构里面，随着这种社会运动的变动，随时都有被拿走的危险。

我导师王富仁老师曾说：“人是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他在没有任何依附价值的情况下，依然有一个巨大的价值存额。”

哪怕他是一个小偷、一个流浪汉、一个痴呆的人，他都应该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拥有同样的权利和价值，拥有那样一种同样的被尊重的权利。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说只有意识到这样一种文化内部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意识到，我们身在同一个场域，我们面临着共同的失去，而并非是那一群人的失去。

我们在承受着同样的压力，但是我们却彼此遗忘，这才是我们最为深切的痛和爱。

人的生命本身是有价值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被尊重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种基本的警醒，那就是，生活并非如此风清月白。不是说每时每刻都要这样想，而是我们要有个基本的大背景。

那种看似遥远却并不遥远的危机，其实是一直在的。作为生命中的一位生活者，我们该如何面对自我，如何辨析自我，如何在最常识性的话语里面发现漏洞，这才是我们最根本的任务。

苏格拉底说过：“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一过，也不是真正的生活。”我想套用这句话，未经省察的痛与爱也不是真正的痛与爱。

我想告诉大家，我的堂婶，她叫朱贵丽，今年 43 岁，她已经回到梁庄了。她也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她的痛应该是我们的痛之一，她的爱也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爱之一。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颗宽阔而敏锐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