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主义与全球秩序的崩溃

作者：鲍韶山（Warwick Powell）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设计学院教授

Smart Trade Networks创始主席

在美国陷入战略失败、战争退出不力、贸易战和意识形态讨伐之际，中国表明自己在日益动荡的世界里是稳固的支柱。

改变越多越一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的国会联席会议演说中宣称，美国将成为“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文明”。即使以特朗普的标准来看，这一论断也显得夸张，它显示出了特朗普政府更宏大的战略愿景，这一愿景充斥着美国例外论、零和思维以及对地缘政治竞争日益神学化的解读。其核心是独一无二的首要对手：中国。

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框架和言论由一群关键人物塑造，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不仅仅是权力的较量，而且是一场生存之战，甚至是精神之战。

在2020年出版的《美国十字军东征》一书中，特朗普的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不仅是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而且是“精神对手”。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最近承认，单极世界（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是一种异常现象。他承认，世界已重新进入多极时代，即大国竞争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被视为主要对手。同样，副总统万斯也一直将中国视为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对手。

▲2月7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成立白宫信仰办公室（White House Faith Office）。

这种观点与福音派基督教的叙述一致，后者认为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所谓“10/40 之窗”（介于北纬10-40度之间），尚未接触基督教。“约书亚计划”等福音派倡议将此视为从事传教活动的理由。在赫格塞思的世界观里，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形而上的，是基督教文明力量与未皈依的对手之间的斗争。这场战斗与充满福音派预言的政治交织在一起。特朗普在2016年和最近的竞选中都得到了许多著名福音派人士的支持。

著名传教士葛培理（Billy Graham）的儿子、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葛福临（Franklin Graham）警告中国是“威胁”，并经常将其与宗教迫害以及基督教价值观受到削弱联系起来。其他人，如约翰·哈吉（John Hagee）（《耶路撒冷倒计时：对世界的警告》，2006年）、杰克·范·因佩（Jack Van Impe）、哈尔·林赛（Hal Lindsey）、罗伯特·杰弗里斯（Robert Jeffries）和保拉·怀特-凯恩（Paula White-Cain）都对圣经预言进行了解读，而且这些预言暗示俄罗斯和几个伊斯兰国家将入侵以色列。这将为世界末日时中国和西方的全球对抗奠定基础，最终导致基督的回归。哈吉认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是为了实现圣经预言，称他是上帝选出保护以色列的领导人。《已故的伟大地球》一书作者哈尔·林赛（Hal Lindsey）对《圣经》从天命使观的角度进行解读，认为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将在末日事件里发挥关键作用。他将《启示录》中提到的“东方诸王”与中国联系起来，表明东方军队在预言的最后战役中占有重要地位。凯恩-怀特（Cain-White）是特朗普的白宫宗教顾问，她认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是与恶魔势力的战斗，这也强化了一些福音派人士的末世世界观。

这些解读不仅得到了政府的呼应，而且得到了福音派和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相关活动人士的政治支持。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特朗普MAGA运动的重要人物，他所表达的观点与某些福音派观点产生了共鸣，尤其是在全球权力和与中国等国家的对抗方面。班农设想MAGA运动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声称如果有效实施其议程，该运动将在未来50年内流行于美国。这一愿景的核心是重组美国机构和对中国采取果断立场，反映了应对全球潜在威胁的想法。班农呼吁他的支持者为意识形态斗争和热战做好准备，强调需要挑战现有的全球金融体系和对抗敌对国家。这种言论与对中国的对抗态度相一致，它将中国视为对抗全球主义结构的核心国家。班农一直致力于将福音派的支持与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议程结合起来，经常警告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俗影响和共产主义影响发动“圣战”。他将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视为一场维护基督教文明的斗争，而这种说法吸引了那些从预言的角度看待全球政治的福音派人士。

这一愿景具有直接的政策影响，特别是影响到政府如何优先考虑战略威胁和分配资源。特朗普政府最近努力让美国退出乌克兰战争，反映出一种信念：美国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身上。

多年来，华盛顿向乌克兰投入大量资源，以此作为削弱俄罗斯的战略举措之一。然而，美国政府现在似乎认识到，其数十年来破坏乌克兰稳定的战略已经失败。战争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无限期战争泥潭的政治和资源成本也变得难以承受。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影子是显而易见的。

撤出乌克兰被视为对美国重点工作的必要重新调整。有人认为，鉴于资源有限，当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时，美国无法承受被次要冲突分散注意力的后果。然而，这一重心转移不仅仅关乎大战略，也关乎格局和推卸责任。美国政府热衷于撤出乌克兰，同时尽量减少对这场灾难的责任。它以前鼓励欧洲盟友加强对此次战争的介入，现在赫格塞思却要求它们增加国防开支。这当然有双重目的：既减轻美国的一些财政负担，又增强美国的国防工业。据《金融时报》报道，北约国防开支的很大一部分（60%）用于购买美国制造的武器。赫格塞思呼吁增加开支时，实际上是在呼吁增加对美国军事硬件的采购。因此，尽管美国可能正在脱离乌克兰，但这样做是为了确保美国能够继续影响欧洲安全政策，并维持本国国防部门的经济利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在最近闭幕的“两会”中展示出对待自身及其全球角色的独特方式。中国没有强调军事优势或意识形态冲突，而是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全球经济伙伴关系。在美国陷入战略失败、战争退出不力、贸易战和意识形态讨伐之际，中国表明自己在日益动荡的世界里是稳固的支柱。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提出称霸，而中国则强调稳定。特朗普政府征收关税，扰乱全球供应链，而中国则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支柱。

对比再鲜明不过了。美国向世界提供的是对抗和胁迫，其根基是神学和军国主义的世界观。相比之下，中国提供的是务实和连续性。这种做法上的分歧已经重塑了全球联盟。许多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都担心卷入一场冷战式的斗争。对它们来说，不是在“例外的”美国和“精神对手”中国之间选择，而是在两种接触模式之间选择：一种是以零和思维为基础的破坏，另一种是稳定和追求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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