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的权力基础：他的盔甲和软肋

在去年12月，设想谁是当前“华盛顿树敌最多的人”，恐怕没有人会怀疑特朗普不能拔得头筹。然而现在看来，即使是特朗普也未必能够轻松将该头衔纳入囊中，其中原因就在于其“金主”和“部下”埃隆·马斯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美国、全世界乃至特朗普政府内制造敌人。

马斯克 视觉中国 资料图

马斯克的三类敌人

就敌意的来源划分，马斯克的敌人可以粗略归为三类。其一是纯粹的权力之敌。在任何政治共同体中，权力之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这样相对开放的政治体制中，权力之争更是常以公开方式展开。与一般的权力之争不同，所谓纯粹的权力之争往往只涉及权力的归属，而较少在此之外产生太多影响。换言之，不管是“政府效率部”的实际负责人、非正式白宫顾问马斯克，还是特朗普的绝大多数内阁部长们，他们都不反对削减行政部门的人员和预算，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相互之间会为了谁能为上述削减拍板而争斗。权力之争总是零和博弈，但其具体形式仍会随权力分配的规则的变化而变化。在“广场”政治中，争取多数的支持是获得权力的最主要方式，其分配结果也相对稳定；在“宫廷”政治中，争取上级乃至领导者的支持则是一切，其分配结果也毫无保障可言。随着美国的权力分配在特朗普新政的冲击下日益朝着宫廷政治演化，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内圈中也势必要持续竞争对特朗普的影响力。

其二是政策之敌。与纯粹的权力之争正好相反，政策之争并不一定要涉及权力的归属，但一定涉及权力行使的政策结果。不过，考虑到权力归属往往会直接改变政策选择，政策之争往往还是会以权力归属的更迭而告终。不管是在特朗普政府之内还是之外，马斯克的政策之敌都为数不少。在特朗普政府内部，马斯克代表的是科技寡头，他们向特朗普索要的是资本可以不受节制地扩张的权力，这与以班农为代表的“红脖子”们偏好的经济民粹主义存在很大区别。此前，两者已经就H1B1签证进行了一次交锋，马斯克本人也被班农称为“真正的邪恶”。

在特朗普政府之外，马斯克的政策之敌就更多了。从根本的政策立场上来说，马斯克的主张就是“去政治化”，即将一切资本对劳工，多数对少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压迫视为无需纠正的“合理”，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市场和社会运行的干预，乃至从根本上削弱国家，使其再无纠正的可能。就此而言，一切认为国家还有必要干预社会“自发”运行结果的人都将是马斯克的政策之敌。

其三是国体之敌。国体之争的焦点是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则，当前马斯克正在两条战线上挑战此前美国政治运作的基本规则。小处而言，过去美国并非没有富豪从政的先例，然而他们在表面上必须遵守包括“防止利益冲突”在内的一套规则。如果不能接受由此带来的损失和不便，那么也可以安心作为“金主”居于幕后。然而，马斯克一方面丝毫不愿意放弃其商业帝国，另一方面又不甘于政府“顾问”身份，直接插手行政部门的决策乃至政策执行，这使其在很多领域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例如，从五角大楼、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到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一批“政府效率部”乃至SpaceX的雇员正在直接参与部门和机构业务，同时这些机构又在将大量新合同交给SpaceX。大处而言，马斯克又是“一元行政权力”理论的最热情支持者，大肆鼓吹将美国的权力完全集中在特朗普统治的白宫，彻底推翻三权分立的宪法架构。

国体之争往往与政策之争紧密纠缠在一起，特朗普和“马斯克们”之所以要打破现有体制，在于后者构成了他们推行自身政策的障碍。然而，虽然人数不多，也总有一部分人纯粹因为马斯克“有伤国体”而与之对立，其中可能包括部分共和党人。与此同时，如果政策之争中又掺杂着国体之争，这往往会使得前者变得更加激烈、更加不可调和。对于马斯克的反对者来说，既然马斯克可以为推行自身的“资本放任+文化保守”而发动“革命”，那么烧毁特斯拉汽车和快充站又算得了什么呢。

此外，马斯克还可能单纯损害了一些人的利益。此前，一些新入职的美国公务员因为支持削减政府规模和开支，在大选中投了特朗普一票。此后，他们很快就成了“政府效率部”的牺牲品。在这些利益受损者之中，有的并未因此动摇对特朗普的支持，也没有迁怒马斯克。另一些人则改变了对削减政府一事的看法，有些则发起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不以绩效结果为依据”的解雇违法。总之，这类群体有的并未因为利益受损而成为马斯克的敌人，有些则很快成为马斯克的政策之敌乃至国体之敌。

马斯克和特朗普都是彼此眼中“最好的”

在马斯克的三类敌人之中，权力之敌相对来说最好应付，权力之争也最容易平息。其一，对于马斯克来说，削减联邦政府的规模和开支是其目标，但至于削减哪一部分人员和哪一部分开支，则有些无关紧要。正是因此，对于特朗普“人事权归于各行政部门部长，政府效率部只是提出建议”的结论，马斯克并未表现出反对，甚至承认之前有一些“失误”。从政府效率部的运行模式来看，马斯克也并不希望自己亲自掌控一个拥有众多预算的庞大团队。正因为马斯克想要的与传统华盛顿官僚“不一样”，他很可能不会深陷旧式的华盛顿权力之争。

其二，虽然看上去在华盛顿毫无根基，但是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内不乏盟友。在本届政府内部，由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和大卫·萨克斯等人组成的“PayPal党”或者“南非帮”通过亲身入局和背后献金获得了巨大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内的不少要员与他们关系极为密切，其中就包括副总统万斯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

其三，特朗普政府中的其他成员的权力主要来自于特朗普的授权，内生于特朗普政府，但马斯克的权力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特朗普政府之外，来自于他个人拥有的财富、声誉和产业。就此而言，特朗普与马斯克更多是盟友而非“主从”，特朗普团队内其他人的不满与中伤不能说毫无影响，但意义有限。

至于特朗普政府内的政策之敌，对于马斯克的杀伤可能也较为有限。从表面上看，特朗普高举着民粹主义的大旗，是劳工阶层的保护者，但从其用人和施政来看，第二届特朗普政府恐怕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最亲资本的一届政府。如果对标华盛顿共识，我们会发现特朗普政府仅仅是在自由贸易这一项议题上有所保留，在私有化、去规制、减税、强调财政纪律等华盛顿共识的其他支柱上，后者都是以“将油门踩死”的势头迅猛推进。反观拜登政府提出的“新华盛顿共识”，才是更为节制资本、扶植劳工的政策组合。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特朗普团队推出了空前“反动”的政策纲领，才吸引了马斯克这样的科技权贵在最终时刻的加盟。这就是所谓“宁要特朗普的关税，也不要拜登的监管”。事实上，即使是唯一充当门面的“反对自由贸易”，也很难说特朗普有贯彻到底的决心。就职后，特朗普政府虽然仍然高举加征关税的大旗，但是不论在力度还是节奏上都“不及预期”。关税鹰派的代表人物莱特希泽虽然一直忠于特朗普，但仍然不敌从华尔街来投的新贵，不仅没有捞到财政部长等要职，甚至压根没有进入政府。

归根到底，如果“马斯克们”与“班农们”未来矛盾激化，特朗普又必须二者择一，那么白宫一定会从何者是其再度当选的关键来考虑问题。从2020年大选和2022年中期选举的结果来看，恐怕难以得出“班农们”更为重要的结论。当前在威斯康星州，正在进行历史上最为昂贵的州最高法院选举。在这场被视为大选后摇摆州风向标的地方选举中，马斯克已经投入1300万美元，并再次祭出总统大选时用过的招数，给每位签署请愿书反对“激进派法官”的选民发放100美元，同时每多拉到一个人签名，还会额外获得100美元。马斯克控制的X平台也在积极为共和党候选人布拉德·希梅尔引流。正所谓“战报会骗人，但战线不会骗人”，共和党的选战打法或许表明，即使是从维护权力基础的角度来看，马斯克也很可能比班农更加重要。

一言以蔽之，马斯克和特朗普都毫不掩饰他们对美国之前政治规则的蔑视，这决定了他们彼此都是对方的最佳选择。马斯克找不到比特朗普更好的政客，特朗普也找不到比马斯克更愿意“赤膊上阵”的资本。只要他们共同的敌人仍然有力，特朗普和马斯克的结合就不会轻易破裂。就此而言，恐怕难以指望马斯克单纯因特朗普集团的“内斗”而出局。

马斯克的“命门”在哪里？

马斯克最为棘手的敌人还是在特朗普政府之外。在政治上，马斯克最为脆弱的地方在于，其个人的政策偏好与其权力基础之间存在尖锐对立。虽然“科技右翼”“硅谷右转”是美国政治中的热词，但是这种政治力量上的极端保守转向主要发生在科技产业的最顶端，而非其全部。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2024年决心亲自下场总统大选前，马斯克曾多次在特斯拉内部咨询高管们的政治倾向，并发现没有人打算给特朗普投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让马斯克产生了必须更大力度干预美国政治的强烈危机感的原因。在公司的内部管理上，马斯克一贯推行铁腕管理，严厉禁止员工加入工会，更不允许罢工，但这些做法只会引发而非消除对其管理方式的批评。简而言之，作为屈指可数的大资本寡头的马斯克，其政治倾向既不同于特斯拉的员工和一般高管，也不同于特斯拉的主要客户群体，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硅谷的“左转”，才使得硅谷的统治者们加速“右转”。

上述对立使得马斯克本人成为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在推行“百日新政”时遭遇反击最多、受创最重者。在美国国内，特斯拉正迅速由光明新时代的象征沦为黑暗旧世界的标志，并以史无前例的速度疏远其原本的客户群体。截至3月中旬，自由派对特斯拉的品牌好感度已降至-35%，中间温和派对其的好感度也降至-10%，然而保守派的好感度也不过7.5%。这一数据只是重申了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愿意购买特斯拉的人不会喜欢马斯克的政治观点，而喜欢马斯克政治观点的人则很大可能不会购买任何电动车。与主要用户群体好感度下降相伴的是，特斯拉的销量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开始下降，在欧洲多国更是遭遇重挫；股票不时断崖式下跌，已基本清空自特朗普胜选以来的涨幅；唯一有明显上涨的是特斯拉车主的转卖率，引发了市场对特斯拉是否能继续让用户保持高品牌忠诚度的怀疑；更不用说特斯拉门店和快充站正在全美范围内遭遇或和平或暴力的抵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指出，在深度参与政治之后，马斯克正从特斯拉的重大资产转变为巨大负担，其正在持续伤害特斯拉及其股东的利益。如果这一势头得不到遏制，那么未来马斯克能否继续掌舵特斯拉都将成为问题。

特朗普本人高调在白宫选购红色特斯拉，司法部长邦迪公开谴责对特斯拉的袭击“无异于国内恐怖主义”，这些做法与其说证明了白宫对马斯克的支持，不如说展现了马斯克本人的脆弱。

福兮祸所伏。马斯克的权力建立在其所拥有的基于市场的财富之上，是大体外在于特朗普政府的，这给予了其在“内斗”中的重大优势。然而又正是因为这种外在性，使得其难以被特朗普集团所拥有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网络所有效庇护，遂成为反对者宣泄不满、发起反击的明显突破口。如果上述互动模式持续下去，马斯克的商业帝国将会在巨大震荡中经历一场根基之变，逐步成为一家与特朗普政府深度绑定、兴衰与共的特权企业。

然而，这样的特权能够长久吗？

如果人们相信，当前美国的一系列尖锐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矛盾，均植根于三十年的全球化所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均和贫富分化，那么他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特朗普政府特别是“马斯克们”的一系列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只会让美国的分配不均和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进而招致自我毁灭。毕竟，如果这一条道路走得通，那么历史上存在的就不应该是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届胡佛政府。

当然，奇怪但又毫不奇怪的是，“马斯克们”可能真的是这样想的。“PayPal党”的头号“思想家”蒂尔就多次哀叹，美国上一次没有政府干预的经济衰退，还要追溯到1920年代，这严重阻碍了美国的创造性毁灭。当前，随着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扰动不断放大，在右翼圈子里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谈到主动制造一场衰退，以“短期伤害”促进美国的长期繁荣。马斯克的命运，或许只能是与这一狂想休戚与共。

（肖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