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时代，迎面撞上的仍是100年前的老问题

剧变时代

迎面撞上的仍是100年前的老问题

文：刀尔登

言行不一的“君子国”

城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静，微信——几乎所有人，包括我在内，使用的信息工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喧嚣。

画地为牢的人们，记录、评论、传播、争吵、詈骂、哭泣、赞美、抱怨，那些一贯的价值冲突，比平日更加激烈；一些平时潜流在日常议题之下的话题，这些日子，获得了注意；一些本来分散在零星事件中的、本来在生活的丰富细节中柔和了的，也显露为原则性的话题，集中在对特定事件的讨论中。

无论是个人选择还是“时代”选择的核心，处境似新而旧，问题亦如是，我们迎面撞上的仍然是那些事情，那些纠缠国人四十年、一百年、一百五十年的事情。

如果有什么不同，也只是那些选择在此刻显得更加明显，就像人们的分歧更加明显一样。多年来，选择早已明显而且持续明显，只是我们总能找到各种借口、各种实际的机会，来回避它们。

是的，有些人改变了，有些社会政策调整了，满意的更加满意，不满意的更加不满意，但哪一天不是这样呢？

哪一天不是同时发生着进步与倒退，哪一天没有机会，哪一天没有希望，哪一天没有把机会变成代价，把代价埋入越来越深的地穴，哪一天不曾把希望变成幻想，把幻想放在越来越远的天际？

一个社会，完全有可能承受每日的新变与偶尔的巨震，而保持它的基本面貌：权力能做到的事情，风俗也能做到；意识形态能达到的成就，日常文化体系也能达到。

“文化”、“传统风俗”，都是有魔力的字眼，但我们不能仅靠着把这些字眼塞到句子里，就指望这句子因此拥有意义，不能仅靠着把几个字眼放到同一个句子里，便宣称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什么联系。

我们早知道，不能因为一个人满口仁义道德，就推论他一定是个德行可嘉的君子；我们也知道，不能因为看到的“文化”或风俗，里边充斥着高尚的格言——实际上，每一种风俗都有这种特征——便判定我们来到了君子国。

每一个人的行动法则，一大部分是在学习如何追求利益的过程中确定的，受制于权力的特征、风俗的性质，只有一小部分是从流行的教条习得的。

如果一个社会，追求利益需要背离这些教条，那么大多数人，或大多数场合中的我们，是不会犹豫的；同样，大多数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有违伦理的一般原则。

被装饰的孔子

以孔子为例。在他的时代，思想的工具是稀少的，而且那是动荡年代、旧制度失效的年代，新的制度，不但在任何王国里，即便在那个时代最激进者的思想海平线上，也不曾露出一角帆影。

所有为后人所知的智者，都把兴趣放到时代本身的问题上，连老子和后来的庄子亦如此，孔子更是如此。

孔子的遗产最中心的部分，是讨论一个人如何保持道德的完整，不论是在乐地还是在逆境。

他言必称君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一个高尚的人，“高尚”这个词，现在几乎成了一句讽刺的话，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孔子教导人做一个体面的人。

很少有人不承认，孔子塑造了中国文明的一些文化特征。

但是这些特征究竟为何，是否符合孔子的本意，历代对孔子不停地重新解释如何与时代风尚相互作用，权力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

士大夫的坚守与背叛在何种程度上使孔子的相应教导或者变得模糊，或者变得尖刻，以他们为中介，孔子的伦理又是如何渗入下层，在与日常生活，特别是日常生活中苦难与低贱的碰撞、验证中，发生了哪些变形；

还有个体，一个个时代里的一个个人，在漫长的嬗变中如何承担后果，如何从孔子的教义（被重新解释过的）中得到安慰（或有时接受压迫），如何被固定在难以撼动的话语体系中，又如何与此同时，通过对利益的追逐一点一点地瓦解孔子。

这些都是需要观察的。

孔子对伪善并无办法

我们看到，孔子的教训，越到后世越是虚弱。有人说孔子是道德的立法者，我同意，只是如果法度高高在上，地上的人一边示以虚伪的敬意，一边各行其是，谁有办法呢？

假如有一个人在这里，言必称孔子：

然而孔子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并不能阻止他与此相反，擅长的是文过饰非，便是给捉到手腕，也死不承认。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恶夫佞者”。不能阻止他身段灵活，一样的事，今天则可，明天则否，我施于彼则可，彼施于我则不可，总之但以私利衡之，口里却说公理。

孔子说“其争也君子”，不能阻止他一逢小隙，谩骂当先，群殴继之。孔子说“不念旧恶，怨是用希”。不能阻止他日恚夜恨，别人有一点点对不起自己的事，要记上几十代，日夜念诵；自己对不起别人的事，一概不承认。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能阻止他讲究发财才是硬道理，富贵不骄吝如衣锦夜行。

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能阻止他斤斤计较，就像收份子钱的，谁给了他多少物事，谁少给了几文，一一比较，前者过后即忘，后者则永铭在心。

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不能阻止他升米恩斗米仇，见不贤如得至宝，必百般挤踏以见高明；见贤则嫉恨交加，喧诋以求意平。

孔子说“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不能阻止他对于己不利的事实闭目不视，对合胃口的谎言原单照收，不求增长见识以扩展理解力，然后对超过自己理解力的一律斥为无稽，坐井观天以为乐，冥顽不灵以为勇，自己不堪，就觉得天下无非不堪。

孔子说“好行小慧，难矣哉”。不能阻止他看了一本三十六计，便以为可运天下于掌，愚昧到自以为聪明的程度——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宣称道德高尚、世无伦比、至圣嫡系、亚圣血亲，您会怎么看他？又会怎么理解孔子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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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而不知的传统

这涉及我们挂在嘴边的“继承”，到底是什么意思。按我的理解，传统的核心，是那些我们不会注意到的东西，就像鱼不会注意到水一样。

并不是我们感受不到，而是这些感受对我们来说如此习以为常、如此分散，我们不会，也很难将抽象概念施诸其上。

而那些我们注意到的部分，赋予概念之后，就方便了所谓的“提倡”和“批判”，尤其方便改造，革新或变乱、利用或滥用，人们把这些概念放到伦理的结构里，更放到权力的结构里，最后失去本来面貌，成为异己的力量。

孔子对中国日用伦理的影响，渗透到每一方面，每一个人，从牙牙学语开始，便浸润在这种影响中。不读书的人，也能随口说出他的教训，或虽不知其详，一举手投足，也逃不出他参与建设的价值体系。

只要一与人相接，想不继承也做不到，即使努力背离之，也在继承着他参与设定的出发点。

然而，当孔子的学说从背景来到前台，像鱼被从水里捞出，从历史上抽出，在概念中旅行一圈，皇帝定准，经学家诠释，儒官推行，乡下先生教授，最后以新的姿态重新进入历史，这时的继承是什么意思呢？

任何传统的，都是当代的。我的意思是说，任何可以追溯的、历史性清晰可辨的行为和思想、语言与风俗，都通过当代制度而呈现。

比如尊师重教，是一项非常好的传统，然而这样一种可贵的风俗，像任何“传统”一样，不能仅通过自身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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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至今的文化迷雾

当然，不管“传统”或对传统的解释多么经常地成为争论的战场，正如“打倒孔家店”无助于解决一百多年前的问题，不应该指望通过改造“传统”来解决当代问题。

在讨论当代问题时，传统这个词几乎总是一种多余的实体，它所指的东西，已经包含而且无法不包含在其他叙述里，此时再新建额外的抽象，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困惑。

对于寻求自己的问题或当代问题的答案的读者来说，这未尝不是坏事，因为历史中藏有我们的问题的部分答案。而我不大相信，旧日的创造，能以其原本的身份提供什么。

事实是，从孔子等人的言语被扭曲、装饰开始，言行分裂的特质就延续在历史中，一直持续到近代、现代、当代：

为什么近代以来，有些人面前明明摆放着更有效的世界观，而且他们明显地在绝大多数活动中实际遵从着这有效的世界观，执行着从中衍化出来的无数技术性准则，享受着它带来的所有好处，同时又宣称自己信仰的是另一种世界观？

我看不到这能给它的鼓吹者建立任何实际的生活方式，我只好认为这种信心之发生是出于对抗，这种对抗显然不是发生在哲学思维中，而是发生在我们很难说清，因此或称之为“文化”的身份迷雾里。

或者，说得简洁痛快一些，因为这自我赋予的身份是由权力发动、自上而下的，这种对抗也可以说是政治的。

由此，《老子》和《庄子》的意义就出来了，他们消解了这种言行不一、分裂。

老子个人的思维娱乐（“娱乐”这个词在有些人眼里是对老子这样的形而上学家的贬低，但我是在称赞），成为后世不断去依赖的基点。

而《庄子》，我认为是最值得阅读的。同样一本《庄子》，对有些人是闲适的，对有些人是愤怒的。如果单是一种，它的命运早已不同。

拥有文学性的思想作品，就这样令人苦恼。我的意思是，令有些人苦恼，在他们眼里，《庄子》是可疑的，但如果将禁毁的尺度下探到《庄子》这样的书，世上的书也不多了，何况人们喜爱《庄子》的修辞，喜爱里面的有趣故事，喜爱行文的机智和拙朴。

综上所述，在《论语》《老子》与《庄子》中，我最推荐的是《庄子》，因为它最濒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