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情怀与山林水泽——徐惠泉《草木知春》作品

草木知春 34cm×272cm 纸本水墨 2017年

徐惠泉｜人文情怀与山林水泽

徐惠泉的人物画创作历程，是从“水墨”“彩墨”到“墨彩”的不断演变与自我提升。这一变化不仅标志着他艺术风格的蜕变，更是其艺术品格的升华。在“水墨”与“彩墨”之间，“水墨”更注重笔墨意趣的挥洒，而“彩墨”则侧重于色彩特质的展现。徐惠泉的彩墨人物画，巧妙地运用色彩语言构建画面，塑造出现代国画人物的崭新形象。

徐惠泉温润儒雅，谦逊好学，对世界持有深切的悲悯与同理心。他生于苏州，这片人文荟萃、风景如画的江南之地，特别是苏州园林的美景，深深滋养了他的艺术情怀，赋予其作品以山林水泽的灵秀之气。

徐惠泉的艺术语言独具特色，辨识度极高，这得益于他学古不泥古的学术修为。在传承与碰撞中，他竭力探寻属于自己的当代艺术语言，既受南方“新浙派”如潘天寿、方增先等人的影响，也深受北方卢沉、周思聪等老师的教诲。

徐惠泉的作品，真挚朴素，正如“洗尽铅华始见金，褪去浮华归本真”。他的水墨人物画与工笔人物画异曲同工，以抒情和唯美为审美取向，主题聚焦于现代江南秀女与古典高士佳人。前者源自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后者则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浸润。

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工笔还是写意，高士还是仕女，都摒弃了甜俗与媚滑，呈现出高冷、苦涩与苍拙之美。尤其是他的高士系列，更是他内心深处精神镜像与文化观照的体现，是对理想山林生活的向往，也是对“拨云寻古道，倚石听流泉”意境的追寻。

徐惠泉对墨的运用尤为讲究，浓墨透明，淡墨水润，将浪漫主义的诗性与水墨韵味深度融合，使作品洋溢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

同时，用色也是他艺术特色的另一亮点。他巧妙地运用石青、石绿与胭脂、朱砂等色彩，构建起独特且极具江南诗性的色彩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墨彩”语言特色。尽管色彩丰富，但骨法用笔依然隐含其中，墨线与色彩相互映衬，达到“色不碍墨，墨不碍色”的艺术效果。

他在仕女画中所铺陈的环境，比苏州园林更具野趣，古木参天，草木繁茂，山水曲折，小径通幽，飞瀑流泉，绕石而响，营造出一种静谧空灵、充满哲学意味的山水精神。他的仕女画自成一派，自然娴静，婉约典雅，强调内外兼修的气质，又不失个性表达。

徐惠泉在绘画中注重写意的重要性，他强调艺术家应向传统学习，注入文人水墨画的养分，努力将“墨彩”绘画提升至“写意”、“写神”、“写心”的现代艺术境界。他的仕女画打破了传统对女性的规训与审美期待，笔下的仕女眉眼修长，面如桃花，嘴巴丰盈饱满，打破了樱桃小口的传统铁律，将话语权归还给了笔下的女性。

随着对中国画传统的深入探索，徐惠泉的绘画风格逐渐向传统深处回溯，由彩墨转向墨彩，色彩使用减少，水墨运用增多，这不仅是笔墨语言的转换，更是艺术理念的深刻变化。他追求中国传统文人“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的艺术境界，致力于回归本源，与中国哲学的核心理念相契合。

徐惠泉笔下的山川树石不仅是人物的背景，更是山水画与人物画的紧密结合。他注重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将人物自然地融入山水之中，通过人物的姿态、衣纹与背景形成互动关系，构建出内在的精神链接。他的山水作品充满了林泉高致的幽趣与宏大的气象，使仕女形象具有了林下之风，展现出远离尘嚣的清静之美。

徐惠泉的线条富有张力，他善于用墨线营造动静相宜的空间。他将现实物象按照画面意境进行线化处理，结合自身性情，演绎出丰富多变的网状线型语言。他的线条方中带圆，以顿挫、折叠的行笔塑造物象，形成了颇具张力的画面节奏韵律。

2022年起，徐惠泉踏上了写生之旅，遍访甘肃、新疆、河北等地，面对面描绘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他被这些劳动者的故事和形象深深打动，完成了近300张小幅写生作品。《我的写生日记——劳动者之歌》系列选取了其中的48幅作品，展现了劳动者的时代群像。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徐惠泉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体验，更体现了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挑战。通过写生，他不断提升自己的造型能力，每一幅作品都是一次完整的创作。

这种“时代写真”展现了徐惠泉在江南文秀之下隐藏的强韧与持之以恒的精神。正如苏州的双面绣一样，徐惠泉在儒雅绵软的苏州水乡之下，同样拥有刚毅不拔的心志与智慧。

艺术家简介

徐惠泉

徐惠泉，生于1961年，苏州人。

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书画频道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九届理事，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美术馆名誉馆长，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等国内外重要艺术展览并获奖，多次担任全国美展评委、国家艺术基金专家评委等，作品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专业机构和私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