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插上虎头山！从陈永贵到郭凤莲，大寨的精神永不落伍！

高玉良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说，陈永贵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源于刻骨铭心的苦难经历。这位从太行山深处走出来的农民干部，童年时期全家七口挤在破窑洞里，父亲为躲债常年流浪，母亲带着兄妹四人沿街乞讨，姐姐更是被卖作童养媳。

在带领村民战天斗地的岁月里，陈永贵把集体利益看得比命还重。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铁锹出工，寒冬腊月带头跳进结冰的河床垒坝，用布满老茧的双手把七沟八梁的贫瘠土地改造成高产梯田。他见不得有人偷懒耍滑占集体便宜，看到谁往自家地头多施了把化肥，就会蹲在田埂上抽着旱烟讲道理："旧社会的地主老财才想着多吃多占，咱们搞社会主义，心眼得比太行山的石头还实在。"

红旗插上虎头山

太行山皱褶深处的虎头山下，坐落着只有百来户人家的大寨村。这里七条深沟交错着八道山梁，全村700多亩薄田像碎布头似的散落在陡坡上，最窄的地块连牛都转不过身。

1953年扛起村支书担子的陈永贵，站在白驼沟的乱石滩上给大伙算账："咱们这4700块碎地，拼起来能铺满三个足球场！"这个戴白毛巾的庄稼汉带着村民抡起铁镐，把石头一块块垒成田埂，把深沟填成梯田。寒冬腊月里，冻土震得虎口开裂，他们就把棉袄垫在石头上当夯锤；盛夏暴雨冲垮地堰，他们抹把脸又从头再来。五年间硬是把"三跑田"（跑水、跑肥、跑土）变成了保收田。

蹲在地头琢磨的陈永贵还发明了"三深种植法"：深刨坑、深施肥、深埋种。别人种玉米隔两尺下一粒种，他非要缩到一尺五；到1962年，亩产从解放初的二百来斤飙升到四百多斤。

改变陈永贵命运的，是1952年在省劳模会上遇见传奇人物张老太。这个曾与毛主席通信的农妇，让躺在招待所硬板床上的陈永贵辗转反侧。他盯着房梁上晃动的电灯泡，想起自己领着乡亲们战天斗地的日日夜夜，突然攥紧拳头："她能当劳模，咱大寨人就不能把红旗插上虎头山？"这个不服输的念头，后来化作太行山崖上"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鲜红标语。

挣满工分的人生

1973年寒冬的北京东城区沙塘沟胡同里，陈永贵正蹲在煤炉前煮着刀削面。特批的小院中，这位仍穿着对襟布衫的农民干部，坚持把户口留在大寨的黄土坡上。每月领到的136元补助，除去给警卫员、炊事员发工资，剩下的钱常被山西老乡们吃个精光——他总是操着浓重的昔阳口音招呼乡亲："上炕！咱就吃碗揪片儿！

到1986年早春的解放军总医院里，枯瘦的陈永贵颤抖着修改遗嘱。枕头下压着攒了三十年的牛皮纸包：土改时分到的青砖房折价3000元，每月从牙缝里省下的5300元。弥留之际的他，望着备战高考的儿子，最终在"全部交党费"后面添了句"留学费二千元"。妻子宋玉林握着他只剩老人斑的手哭道："你这辈子就自私这一回吧！"

在陈明亮珍藏的相册里，穿着补丁裤接待外宾的父亲，最特别的是一张泛黄的工分本照片：1975年12月31日栏里，歪歪扭扭写着"满勤"二字，旁边按着鲜红的手印——这是留给儿子的传家宝，记录着一个共产党人用半世纪写就的答案：怎样才算"挣满工分"的人生。

郭凤莲拿起接力棒

1973年冬雪覆盖虎头山时，陈永贵把用了二十年的记工本郑重交给22岁的郭凤莲。他特意选在打谷场交班："凤莲啊，往后你带大伙种庄稼，我进城学着种'国家庄稼'。"场院里的玉米垛在寒风中沙沙作响，仿佛在见证这场跨越两代人的交接。

当郭凤莲接过党支部公章那天，老书记往她兜里塞了把浸透汗渍的木尺："量地堰要用这个，量人心得用这个。"他指了指自己满是老茧的掌心。十年后，当郭凤莲带着大寨人建起羊毛衫厂时，总想起这把刻度模糊却比钢尺还准的老木尺——就像陈永贵当年在幼儿园窗根下听墙根的用心，量的从来不只是尺寸。

腊月清晨，太行山的寒风像刀子般刮过梯田。二十多个姑娘扛着铁镐列队站在冻土坡前，呼出的白气在红头巾上结出冰晶。这是大寨铁姑娘队寻常的出工日，她们要赶在春耕前刨开三尺厚的冻土层。郭凤莲把生萝卜分给队员当早餐："嚼两口暖暖身子，晌午给大伙加酸菜粉条！"

郭凤莲总在天没亮就揣着窝头巡山，哪段地堰需要加固，哪块梯田缺肥，她心里有本活账本。看见赵春梅扛石头时脚步打飘，她不动声色把自己筐里的石块拨过去一半；发现王秀琴为病重母亲分心，她连夜组织队员轮流帮着煎药喂猪。

当山桃花开满梯田时，这些带着满手伤疤的姑娘又成了播种好手——她们用缠着纱布的手撒种，仿佛在黄土上绣花，把老一辈战天斗地的精气神，一针一线绣进了新时代的春天。

凿开一片新天地

1991年腊月，当拖拉机载着满脸风霜的郭凤莲重返大寨时，她怀里揣着夜校读的书，兜里却还装着二十年前的老烟袋锅。月光照着她褪色的军装，仿佛给当年的铁姑娘镀了层银边——既守着老辈人"不穿新鞋"的倔强，又踏出了市场经济的新脚印。

1996年深冬，郭凤莲站在虎头山巅望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寒风中，她摩挲着当年运石料的粗布手套，对身边的老伙计说："从前咱们拉车往梯田运土，如今得拉着大寨往新路上跑。"山下传来旅游大巴的鸣笛声，惊飞了崖畔的野鸽子。

在村委会的玻璃幕墙会议室里，郭凤莲常盯着墙上的新旧对比图出神。当年她穿着补丁军装跑省城要化肥指标，现在西装革履的客商追着要投资民宿。最让她欣慰的是王改花家：老窑洞改造成山西面食馆，儿媳妇卖陈醋，城里游客排队学做"红面鱼鱼"。

腊月二十三小年，72岁的赵大娘在民俗馆教娃娃剪窗花。她捏着剪刀对游客念叨："这把剪子当年修过水库帐篷，现在剪出的'五谷丰登'能卖二十块哩！"村口停车场，郭凤莲的儿子正指挥着旅游大巴倒车，车轮碾过的地方，正是他母亲年轻时背石头踩出的羊肠小道。

当月光洒在狼窝掌的松树林时，老石碾旁支起了露天电影幕布。放映员特意选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银幕上的夯歌声与游客中心的流行乐曲奇妙交融。郭凤莲裹着军大衣坐在最后排，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天南海北口音，忽然觉得手中握着的不是遥控器，而是当年开山凿石的钢钎——只不过这次要凿开的，是另一道时代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