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与《元典章》整理

文/张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编者按：陈垣校长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达45年，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史，深爱了91年自己的祖国，结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国史里面动人的篇章。
既是“国宝”，当走出北师大，其智慧之光为全体国民共享。陈垣图书馆（江门市蓬江区图书馆）整理陈垣校长各类资料，委托梅明顾问作公益发布，以方便学术研究，推动教育进步。）

陈垣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元史领域，他有很多著作，例如对沈刻《元典章》的校勘，以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校勘学释例》，在学术界有非常广泛的影响。我自己参加了点校《元典章》的工作，这个点校本在2011年出版。回顾一下历代学者对《元典章》这部书整理和利用的历史，可以看到陈垣先生当年的校勘工作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元典章》这部书是我们进行元史研究第二重要的汉文史料，地位仅次于《元史》。但这部书杂乱无章，不好整理，过去一直没有全文点校本。一直到近10年，具体是2011年和2014年，先后出版了两个全文点校本。

前者由社科院陈高华先生领衔，我参加点校的就是这个点校本；后者是洪金富先生独力点校的。

这两个本子出来以后，填补了我国元史学界和古代法制史学界资料整理上的空白。长期以来古籍整理成果丰富，重要的书能整理的都整理了，但《元典章》不太好整理，所以点校本出得晚了一点。

《元典章》60卷，另附《新集》，收录了大量元朝的法律文书，时间覆盖元朝前中期。我们在点校时对具体条目进行了统计，一共有2637条文书，还有表格或图表53幅，体量称不上特别大，不过就传世元代文献来说已算是鸿篇巨制了。

这部书在清朝不受重视。《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存目，理由是它编得乱七八糟，还夹杂很多“方言俗语”。但现在来看，这些缺点都是比较次要的，它的具体内容才是我们主要的关注对象。

《元典章》的价值，我们在点校本前言里总结了4个方面。

首先，它基本属于第一手资料，较多地保留了元朝公文的原貌。当然也不是完全保留，可以说是基本保留。

其次，书中大量反映了社会基层情况，这些内容是传统史书诸如正史之类很少关注的。

再次，书中通常能够标明所选公文的传递运行流程，从哪个机构发出，下一步到哪个机构如何处理，这个运行过程对于我们研究元代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行政运作情况很有帮助。

最后，书中使用了很多俗语、俗字，对于研究近古汉语汉字的发展变化很有价值。所以，这部书现在是很受重视的。

《元典章》受到关注始于20世纪初。当时藏书家董康从日本带回来一部《元典章》抄本，清朝的“修订法律馆”在1908年把它刊印了，由著名法学家沈家本撰写跋文，这个本子因而被称为沈刻本。说到董康带回来的抄本，早先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源于浙江丁氏的八千卷楼藏书。而且，清朝藏书家收藏或见到的《元典章》，其实都是抄本。

这些抄本抄来抄去，出现了很多错误，到沈刻本刊印，可能又增加了一些错误。沈刻本印出来以后，学者就比较容易见到《元典章》这部书，沈刻本印得也很漂亮(这一点陈垣先生专门提到过)。但是，它的错误太多了。因为经过辗转抄写，到最后刻版印刷，大概每个层次都搞错一些地方，可以说不是错误百出，而是错误万出。错误这么多，很影响书的使用。

到了1925年，有人在故宫里面发现了一套《元典章》元刻本，是元朝刊印的，内容当然就比沈刻本可靠多了。随后，陈垣先生因为工作的关系，能够见到这套元刻本，就用它来校勘沈刻本，出版了一部《沈刻(元典章)校补》。元刻本一直放在故宫，后来被带到台湾，直到1976年才在台湾正式影印出版。

因此在20世纪中间的几十年里，学者要使用《元典章》，只能用沈刻本，再配上陈垣先生的《校补》。不参照《校补》，沈刻本几乎没法用。有一种观点认为，陈垣先生当时既然见到了元刻本，就应该想办法推动这个元刻本出版，这样的话就省事了，何必拿元刻本再校一遍沈刻本呢?

但是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不太可能做到。现在影印古籍相对容易，古籍出版事业十分繁荣，可民国时期没有现在的条件，很少影印大部头的古书，何况《元典章》不是什么经典名著，是一个市场很小的书，影印出版一定大大赔钱。

如果排印，不仅成本同样高，而且可能又出现错误。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对照不易见到的元刻本，把沈刻本的错误一条一条指出来加以订正，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经过这样的处理，大家就可以比较放心地使用沈刻本。

总之，陈垣先生的《校补》，对20世纪中期《元典章》能够为学术界使用，贡献是巨大的。

通过《沈刻(元典章)校补》，我们知道《元典章》沈刻本错误多得实在惊人。一共发现了12000多条错误，而《元典章》全书充其量也超不过100万字，平均每80多个字就有一个错误，出错率是非常高了。

不仅错误多，出错的原因或类型也是五花八门，所以陈垣先生随后又写了一部《（元典章）校补释例》，对《元典章》沈刻本的错误进行归类分析。

这部书后来再版，改名《校勘学释例》，意思就是说，虽然书里归纳的错误类型都出自《元典章》沈刻本，但如果其他古书里面有错误，其性质也基本不出《元典章)沈刻本这些错误之外。

用陈垣先生的话说，校勘学怎么讲呢？拿这个《元典章》沈刻本做材料最合适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错误，几乎覆盖了古籍当中所有的错误类型。通过校勘《元典章》沈刻本，可以“得一代语言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得出的结论或经验能够指导其他古书的校勘工作。

撰写《校勘学释例》这样的书，能够充分体现陈垣先生治学的特长，就是他特别善于对某领域的复杂问题或线索进行归纳，把它条理化。

书中总结的“校法四例”尤其有名，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校勘方法。这是非常经典的总结，受到高度评价，可以说古籍校勘工作基本上就是上面四种方法，再怎么发展也很难超出这个范围。

对于《元典章》整理来说，陈垣先生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他用元刻本校沈刻本，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能够做到的最好的工作方案了，20世纪中期学术界使用《元典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比方说20世纪70年代初，内蒙古大学的学者点校“二十四史”中的《元史》，很多地方用《元典章)来校期《元史》，用的就是沈刻本加《校补》。二是他对《元典章》沈刻本错误类型的归纳，特别是总结出“校法四例”，对整理《元典章》元刻本也有指导作用。

陈垣先生在《沈刻(元典章)校补》开篇的“缘起”中说：“故宫一部校毕，继而以诸本互校，知元本误处，经诸家校改，时有异同。”说明他已经发现《元典章》元刻本里也有错误。

实际上，《元典章》元刻本里面错误也相当多，虽然不像沈刻本那样80多个字一个错误，但起码也是三四百字一个错误。这些错误产生的原因和沈刻本不太一样，其中有些比较容易发现，沈刻本或《元典章》其他抄本已将它们改正。

陈垣先生校勘时，遇到有些地方沈刻本是对的，元刻本是错的，这种情况他就不再回改了。但是还有些地方，他拿不准沈刻本和元刻本到底哪个对，说“间有不能决者，则姑仍其旧”，就是以元刻本为准。

陈垣先生当时撰写这本《校补》花了大约半年时间，先请助手帮他查找元刻本、沈刻本异同，汇编起来由他最后审定，再进一步归纳成《释例》。时间有限，他不可能就那些拿不准的地方再作深入研究。

所以，尽管陈垣先生已经发现元刻本的一些错误，但是没有办法 一一具体处理，只能做到沈刻本改正的不再回改。

对于元刻本错误的全面校勘，是我们最近才完成的。

《元典章》元刻本错误的产生原因，和沈刻本不太一样。沈刻本的错误，主要是因为后面的朝代抄写(或翻刻)以前朝代的书，对以前朝代的东西不了解，想当然地把一些字词认错了，或者改错了。

元刻本的错误，则是因为元代书坊赶工，不免粗制滥造、偷工减料，从抄到刻都很不认真,错的、漏的、颠倒的、串行的，常常出现。作为元代的刻本，它不存在不了解元代情况的问题，出错就是因为不认真。

陈垣先生通过校勘沈刻本总结了“校法四例”，实际上他在具体校勘时用的主要是对校法，就是对照其他版本发现并改正错误，其他3种校勘方法只是浅尝辄止，并没有充分使用。而对于元刻本的校勘来说，对校法倒没有很大施展余地，更多的是使用了后3种校法。

比方说本校法，我们用得就非常多。因为《元典章》收的都是公文，但编纂时没有很认真地进行筛选或者规划，经常是一件公文在书里有两处收录，比如吏部收了一次，礼部又收了一次，这两处就可以互校。

有时候在某处收录整条公文，在另一处又收录了这条公文的一个片段，也可以互校。还有时候是某处收录A公文，另一处所收B公文里面转引了A公文的一部分内容，这也可以互校。

还有，目录和正文标题有时就不一样，表格和正文有时也不一样，甚至同一条文书上下文的重复内容也有出人，这些都可以进行本校。

我觉得我们的整理本，还有洪金富老师的整理本，一大优点就是本校比较到位。在我们以前，日本学者整理过《元典章》元刻本的某些局部，比如刑部、兵部，但因为只整理局部，本校就无法很周全，因为这个局部的某条文书可能在全书其他部分还有，整理者不一定能注意到。

还有他校法、理校法，用得也很多，时间关系就不再举例了。完全可以说，我们对《元典章》元刻本的校勘是按照陈垣先生“校法四例”的指导来做的。

另外，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再有时间的话，对《元典章》元刻本的错误类型进行一些归纳和分析，可能会为《校勘学释例》增补一些更典型的例证，说不定还可以总结出若干新的古籍错误类型。这只是一个设想，要看将来是不是有条件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