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做帝王

明亡之后，黄宗羲痛定思痛。

其实至少从贾谊的《过秦论》开始，中国古代就不乏对天下兴亡进行反思的人，可惜多半就事论事。能对制度进行思考如柳宗元，便已属难得。黄宗羲却还要追溯根本，他的问题用现代汉语表述便是：人类为什么要建立公权力？

答案是：因为有公共事务。

用他的话说，就叫“兴公利”和“除公害”

黄宗羲认为，这可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不符合人之常情。人都是自私自利和好逸恶劳的，负责公共事务却必须付出千万倍于天下人的勤劳，而不能获利千万倍。所以就连尧舜都半途而废，大禹则心不甘情不愿地勉为其难。

那么，之后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想做帝王呢？

因为天下与君主的关系颠倒了。

黄宗羲说，远古时代族群的领导者，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而后世的那些帝王，却把天下看作自家产业。既然是产业，当然可以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也当然可以传之子孙，受益无穷。这就不仅仅是获利千万倍，还要加上子孙万代不劳而获。如此暴利，谁不垂涎三尺，趋之若鹜？

结果却是害人害己。垄断社会资源和分配途径，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这是害了老百姓。由此导致人民群众恨之入骨，视为寇仇，名为独夫，这是害了自己。何况想要产业，人同此心。以一己之智力，哪里对付得了那么多摩拳擦掌准备巧取豪夺的？说不定哪天就会江山易主，子女们跟着亡国之君也难逃血光之灾，这又是害了子孙。

所以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这可真是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毫无疑问，黄宗羲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也没当真要废除君主制，但主张厘清权界，摆正位置，尤其必须明确君主是天下的客卿，不能反客为主。为君之职分则是为天下人兴利除害，而不是将天下视为自家银行，还要放高利贷，将盘剥百姓奴役他人以供自己淫乐，说成“我产业之花息”。

把被颠倒的主从关系再颠倒过来以后，一系列的结论便顺理成章。天下既然不是君主的囊中私物，公权力也就不能私相授受，官员也并非私家农场的牧羊人。人君之所以需要人臣，只因为天下太大，一个人忙不过来。因此臣之于君的最佳关系是亦师亦友，再不济也是助理，不是奴仆。

法也一样。这里说的法，包括法律但不限于法律，应该理解为制度和政策。制度和政策，则应该是天下之法，而非帝王一家之法。天下之法，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一家之法则是帝王防贼的手段，结果却防不胜防。而且越是防范周密，就越是乱象丛生，因为那“非法之法”本身就是乱源。

治乱循环和改朝换代，也就无法避免。

按照既定方针继续变法则无济于事，反倒会更糟。因为事情不是后来人搞坏的，根本原因在其法非法。制度和政策之非法在秦已是极致，元又变本加厉。经此二变，恻隐爱人的传统荡然无存，普通民众的苦难不见尽头。如果不能正本清源，请问做些自欺欺人的小修小补又有何意义？

应该承认，黄宗羲相当敏感，他看出秦和元是中华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事实上也如此：前者变分权为集权，后者变集权为专制。总体趋势是帝王越来越视天下为私产，视国务为家务，就连分别人一杯羹和商量着办都不愿意。

这就跟柳宗元的观点截然相反。柳宗元说，尽管秦始皇有私心，但他创立的帝国制度却是公之大者，公天下之端也自秦始。黄宗羲却尖锐地指出，正是这种非法之法，让最高统治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从而可以理直气壮地尽收天下之利而尽避其害，还不准小民为自己谋福利。

请问，这也能叫至公？

不能，该叫：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呵呵！岂止至私，而且虚伪。

这就得小心了，黄宗羲也质问：如此这般，难道是人类建立公权力、设置领导人的初衷？那还不如没有。如果没有什么君不君的，民众还能享有财产权，依靠自己的努力谋取利益——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毫无疑问，这只是愤激之词。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不受侵犯，也原本应该视为建立公权力的目的之一。事实上黄宗羲并不打算否定一切，他的办法是限制君权，当务之急则是恢复宰相制度。宰相不能世袭，便可以选贤与能。因此即便世袭的天子德不配位，也有传贤的宰辅足相补救。

那么请问，又如何保证宰相靠得住呢？

改革学校制度。学校不能只是人才培养基地，更应该是议政机构。但凡举棋不定的国家大事，全部放到学校里公开讨论。为什么要在学校呢？大约因为在那里，大家都是先王和圣人的学生，可以畅所欲言，不必瞻前顾后。如此则政务其实公开，还能建设可靠的干部队伍，岂非一举多得？

更重要的是，久而久之，养成习惯，朝堂上便会有宽大之气。官员们固然不必唯天子的马首是瞻，天子也不敢独断专行自以为是，而“君骄臣谄”的不良风气为之尽扫。这样虽未必能够治本，至少可以治标，情况就会好起来。

黄宗羲的这个方案，无妨称之为“新官治”。

新官治造就新天下。新天下承认并且保护所有人的生存发展权，使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天子不以天下为私家产业，臣僚不以任职为帝王雇佣。他们之间，是分工不同的合作伙伴关系。宰相与皇帝可以分庭抗礼，甚至不妨“虚君实相”如曹操和诸葛亮之所主张。此为天下之法。

这距离现代政治，似乎只有半步之遥。

人类历史却不由分说地变成了世界史和现代史。

没有人能够否定现代文明，尽管走向现代未必只有一个模式，一条道路。不同的民族可以也应该有不同选择，而且唯有自己选择才真实可靠。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文明与古典文明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中华文明却不但直接从原始时代过渡而来，还延续了数千年没有中断。这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唯一。那么请问，这样一种文明该如何升维？升维之后是什么状态？哪些该留，哪些该变，怎样才能做到既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能够继续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这些问题，当时的人们能够回答吗？

如果不能，就只有寄希望于之后的实践了。

作者｜易中天，选自｜《命运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