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捕“四人帮”的行动，邓小平到底有没有参与？

抓捕“四人帮”的行动大快人心，主要功劳就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人。

那么，邓小平有没有功劳呢？或者说，邓小平有没有参与这次行动呢？说法不一。

在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提到过在解决“四人帮”之前，邓小平曾经去登门拜访过叶剑英，两人进行了一番长谈，是这样写的：

“这一天，邓小平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以‘上街看看’为名，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小翔凤叶帅的住所。两位老革命家能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相会，该是多么不容易啊！

“他们对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交换了看法。被毛泽东称为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经过一场大的政治风波，虽然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但他对叶剑英必能‘收拾残局’，抱以极大的期望。”

另外，这本书的作者范硕，还在1995年第一期的《党的文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肝胆相照，共解国难——叶剑英和邓小平在党和国家危难时刻》，其中写道：

“王震事后知道，第二天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竟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他冒着极大风险，悄悄来到叶帅住地。两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帅的书房里，悄悄地交谈着。邓小平嘱咐叶剑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谈话，听听群众呼声。”

这位范硕是谁呢？根据资料显示，他是军事科学院军职研究员、研究室主任，担任过《叶剑英传》编写组组长、广东叶剑英研究会顾问、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策划和编剧，可见，他对叶帅的研究还是很深的，堪称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他说的话应该也是可信的。

但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却否认了这个说法。

邓榕是邓小平的小女儿，长期与父母一起生活，对父亲邓小平的行踪还是很了解的，所以，当她看到上面的文章后，就特地给杂志社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写道：

“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晤叶剑英。邓小平与叶剑英的会晤，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春节前后。”

确实，邓小平是在1976年4月开始被软禁的，外面有人站岗，家里也有人监听，邓小平应该没有能力偷偷出去见叶剑英而不被发现。

可是，范硕说的就是错的吗？我们到底该听谁的？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说法，而且还都是“亲历者”，不知道该信谁的。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呢，毕竟范硕和邓楠都不是当事人，在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却连最直接的两位当事人都说得完全不一样。

抓捕“四人帮”发生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叶剑英随后就告诉了自己的侄子叶选基，让他秘密转告几位老革命。

第二天下午3点左右，叶选基去了岳父吕正操家里，告诉了吕正操这个消息，并让妻子吕彤岩去邓小平家报信。

（图：叶选基）

为什么让吕彤岩去呢？因为叶选基经常给伯父叶剑英跑腿，目标太大，要是去邓小平家里，会引起大家的注意，而且，吕彤岩还是邓榕的好朋友，邓榕与贺平的婚事还是她给介绍的，因此，让她去通知邓小平，不会引起太大的注意。

请注意，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难理解的现象，叶选基说是自己让吕彤岩去给邓家报信的，而吕彤岩却说，当时叶选基并不在场，是自己决定去给邓家报信的。

看看吧，连这两个当事人都能说得截然相反，可想而知那些所谓的“亲历者”写的回忆录有多少都是不靠谱的！

这个话题先不说了，我们来看看邓小平一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的反应。

吕彤岩为了确保安全，没有直接去邓小平家，而是去了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贺平，让贺平去转告邓小平。

（图：贺平）

关于这段故事，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专门记载过，写得非常精彩，我们来看一下：

“他（贺平）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一看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怕家中装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的事情，都会用一些防窃听的方式悄悄地说。我们大家——父亲、母亲和当时在家的邓林、邓楠，还有我——一起走到厕所里面，关上门，再大大地开开洗澡盆的水龙头。

“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音又太大，经常因为没听清而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啦！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听到精彩的场面，我们三个姑娘兴奋得跳起来了！我们的心怦怦地剧烈地跳动着，跳得连我们自己的耳朵都能听得见。

“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部涌上心头。父亲十分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间厕所里面，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解气地怒骂着，好像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无法表达心中的振奋和喜悦。”

喜悦之情跃然纸上，光看文字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为邓小平一家人而高兴！

（参考资料：《叶剑英在1976》《我的父亲邓小平》《“四人帮”兴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