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医疗制度与公共卫生管理是怎样的，漫谈“不治已病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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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宋朝海晏河清，民殷国富，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被西方历史学家奉为“东方的文艺复兴”。

两宋社会不仅各项政治和经济制度发展完善，医疗卫生事业也堪称历朝历代的典范。

宋朝地方设置有安济坊、养济院、安乐庐等医疗机构，还有大量地方药局。

针对各类常见的瘟疫和流行病，官府会定期到民间派医问诊、发放药品、拨款赈济，有效保障了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对于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

宋代地方的医疗机构：安济坊、病坊、安乐坊

两宋时期各类扶危济困的医疗机构，主要包括官府设立和士大夫设立两大类。政府设立的有安济坊、养济院以及各大药房，士大夫设立的有病坊、安乐坊、安乐庐等。

（一）官营医疗机构的代表：安济坊

宋徽宗崇宁初年，把京师开封最大的官方医疗机构将理院更名为安济坊，作为全国医疗体系最正规、医疗手段最先进的公立医院。

宋徽宗在诏书中这样写道：京师是大宋的根本之地、王化所在，不管隆寒盛暑，生病了都可以去将理院就医问诊。

但普天之下孤苦贫穷的老百姓却远离都城，无法享受良好的福利保障待遇，朕每念及此，都心生怜悯。

如今将其更名为安济坊，就是希望各州府能效仿京师，在地方广泛建立医疗机构，以造福苍生万民。

在宋徽宗发出的最高指示下，北宋凡居民户籍上千的大中型城市，都陆陆续续配套起完备的大型医疗机构，而且大门外均悬挂着“安济坊”的牌子。

只要是一周之内患病卧床孤苦无依之人，都可以送入安济坊医治，有钱的自己支付医疗费，没钱的则由国家补贴免费治疗。

北宋政府每年都会往安济坊输送大量的医药物资和医疗经费，并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这些管理人员大部分是出家的僧人，但在安济坊内，他们仍要受到严格的监督和约束，相应的奖惩措施可是一点都不马虎。

据记载，安济坊的医师人手一本病历，凡是经自己之手医治的患者，不管最终治愈与否，都要将医治方法、所开药方、病人状况等详加记录，每年岁末时要接受朝廷考核。

如有医德失检甚至徇私枉法的人，一律交由御史台纠察弹劾。如果一名医护人员在三年内治愈了超过一千个人，就会得到一领紫衣、一道祠部牒作为奖励。但如果有人为了贪功，找没病的人滥竽充数，反会遭到一百杖责。

（二）民营医疗机构的代表：病坊、安乐坊

病坊是宋朝设立最早的地方医疗机构，由北宋名士赵抃于公元1076年首创。《康济录》记载，当时赵抃任越州知府，吴越大地突然遭遇百年不遇的饥荒瘟疫，户籍竟然骤减过半。

为了普渡苍生，赵抃力挽狂澜，四方拜求江湖名医，以高薪聘请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救助老百姓的医疗机构“病坊”。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也曾记录这段历史。根据他的记载，越州境内所有因饥荒、瘟疫而失去劳动能力、无家可归的人，都可免费进入病坊就医暂住。

赵抃还为病坊专门配备了两名僧人，嘱咐他们要对老百姓视如己出，令鳏寡孤独者都能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对于北宋越州一带的公共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宋士大夫忧国忧民，心存天下，他们通过应试科举平步青云之后，没有忘记生养自己的国家人民，好善乐施多方救济，是两宋社会的一股清流。

鲜为人知的是，北宋著名词人苏东坡不仅文章写得好，在公共医疗领域同样颇有建树。

宋哲宗元祐四年，苏东坡任杭州知府，上任期间同样是瘟疫横行、饿殍遍地。更为严重的是，杭州作为水陆交汇、四通八达的经济性大都市，每天进进出出的来往人口众多，如果不能及时治理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苏东坡临危受命创立安乐坊，对无家可归之人布施粥米、散发药物，拯救了一方黎民百姓。

二、两宋的医疗救治政策：瘟疫、小疾双管齐下

宋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不仅仅体现在中央和地方医疗机构的完备，朝廷还出台了一系列救治政策。人食五谷杂粮，岂有不病之理，但不论是普通小病，还是百年一遇的特大瘟疫，完善的国家医疗体系就像一道防护罩，庇护着千千万万的宋代老百姓。

（一）流行瘟疫的救治

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和医疗水平低下，每逢大规模瘟疫袭来，整个国家都会如临大敌，因为瘟疫的破坏力一点都不比战争来得小，灾年死亡的人数往往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而朝廷为了缓解瘟疫之年的国家损失，稳定社会的稳定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手段进行积极地控制和治疗。

首先，官府会派遣医术高明的医生到民间诊治。淳化三年五月，北宋暴发疫情，宋太宗下令在太医局中甄选良医十名，每人给予五万钱辛苦费，分别派遣到京师各要害之处听取市民建言，视患者病情轻重，或施以汤药，或坐诊看病，有效遏制了疫情在京城中的弥漫。

其次，官府会向瘟疫的重灾地区散发药品。宋仁宗致和元年初，开封城大疫，当时的偏方认为犀牛角可以预防疫情感染，内侍李舜卿就向仁宗进献两只珍稀的犀牛角，其中一只还是价值连城的“通天犀”。

但仁宗却心系百姓，他说：目下京师人人自危，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身为天子，如不能救黎民于水火，就算能够独善其身又有何意义？以民为本、民贵君轻是自古以来的道理，我岂能“贵异物而贱百姓”呢？遂命人将通天犀打碎，磨成粉末送往民间医疗机构。

第三，对于受疫情影响严重、困顿不堪的家庭，政府还会拨款赈济。大观二年瘟疫严重，宋徽宗从国库拿出一笔赈灾款交付开封府，专门用来救济特困民众。特别是患病去世，无钱安葬的家庭，其亲属大人给二贯钱，小孩给一贯钱。

对于安济坊、病坊等各类医疗机构，朝廷也会额外拨款。首席医官的日薪高达五百文钱，负责管理的僧人每日也可支付三百文食钱。两宋时期国家对于公共医疗卫生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二）普通疾病的救治

普通疾病较之瘟疫，并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但对于统治者来说同样不容轻视。由于封建社会老百姓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信息面狭窄，常常轻信江湖术士所谓的偏方，没病都能吃出病来，白白增加国家在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负担。所以在必要的时候，朝廷会直接向患者提供药品、医书和药方。

绍兴二十六年夏初，乍逢三伏疫障丛生，民间百姓多患热病，医生人手不够用了。天子下诏说，百姓大都迷信服用热药和消风散的偏方，这种误解害人不浅。

要求各地医官在城门要道口张贴榜文，号召患者认准小柴胡汤为宜。各地民众得知之后纷纷效仿，果然很快就治愈了。

提起宋代，人们最深的印象就是“有钱”了，所以对于一些患者人数较多、但病情并不严重的疾病，政府会直接提供资金，帮助地方百姓购买甚至制造药品。

嘉祐二年，韩琦向朝廷上书，请求往并、益、庆、渭四州赐钱二十万，用于医疗领域。天子欣然从之，另拨十万钱交付余州军监，并委派高明太医拟定药方，令各州官府按时放药。各级官员不得私相授受、私自藏匿，更不得出售药品、中饱私囊。

三、两宋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黄帝内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医学著作，里面有一句名言：“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其中的前半句不言自明，就是说治病救人最重要的，在于第一步的预防。

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不论是医疗手段还是社会医疗保障制度，都处在方兴未艾的时期，即便是以经济发达著称的两宋王朝，说到底也还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如果没有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宏观调控，老百姓在疾病瘟疫面前可以说岌岌可危。

宋朝时，随着以东京汴梁和南宋都城临安为代表的经济型大城市纷纷涌现，宋朝百姓中间催生出一批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市民阶级。

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配合两宋朝廷，共同致力于社会的公共卫生管理，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医疗卫生制度。这个结果既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需要，也符合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的愿望。

宋朝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后代之先河，此后的历代封建社会，统治者无不对公共医疗卫生提高了重视。

元承宋制，继承了设立医馆药局、布施药品物资等惠民措施。如1299年于江西吉安府成立的惠民药局，运转了一个多世纪，对地方公众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

有明一代，学术一脉的医家圣手数量大增，如李时珍、薛己、张景岳、吴又可等，都是通过起死回生的精湛医术名扬天下的。

其中的李时珍历经27载，游遍两广两湖名山大川，将民间医方汇编成192万字的药学专著《本草纲目》，更是被后世尊为“药圣”。各类弃文从医的世医、儒医层出不穷，尤以江浙两省居多。至今，江南地区仍是中国医学文化的中心。

结语：

妙手回春，普度众生。两宋年间的地方医疗机构，不论官营还是民营，都在医治疾病、解除病患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宋代朝廷尤其注意大型瘟疫和普通小疾救治的有效结合，采取设立医馆、派遣医生、发放药物、拨款赈济等手段进行医疗卫生管理。

尽管某些医疗机构具有临时性，古代医师的医术手段也不是很高，但总体上看，这一系列公共措施，对于维护两宋社会的繁荣稳定，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还是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参考：

1、《曾巩集》

2、《康济录》

3、《宋会要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