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运河，就读不透中国历史的兴衰成败

史念海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所著的《中国的运河》是史先生推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的重要成果，史先生也以此书跨出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并开始思及历史上人类活动与地理变迁的相互影响。近日，山东人民出版社再版了《中国的运河》，经授权刊载其中一篇，标题为后拟。

《中国的运河》是史念海先生推进历史地理学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该书以运河变迁为切入点，网罗历史事件与其中的人事变动，让我们看到了运河那交织着无数赞歌和悲剧的历史，也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与运河的盛衰息息相关的社会图景。史先生也以此书跨出传统沿革地理研究，向读者展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与地理变迁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中国的运河》同时兼合了历史的质感和现实的品格，开启了当代中国运河历史研究的先河。

该书初版成于1944年，其后史先生根据四十多年的野外实地考察所得，大幅增补充实甚至重述，成就了今天的这个版本。此次山东人民出版社编校此书，除修订差错遗漏外，更对书中47幅地图全面精修，弥补了此前字小模糊的缺憾。

中国的运河究竟能运多少漕粮？

文 | 史念海

本文节选自《中国的运河》

01

唐代前期的漕运

这些运河所构成的交通网在隋代运到长安去的漕粮每年究竟有多少，没有详细记载，无从提出确实数字。但在唐初，和汉初一样，因帝国初建，一切用度都不甚大，所需要的漕粮并不太多。由高祖到太宗，这两朝中每年都不过运输二十万石也就够了。开元季年，裴耀卿董理漕政，三年一共运到漕粮七百万石，每年为二百余万石，比初年已经多了十倍。天宝初，韦坚为运使，一年运到漕粮四百万石，这在唐代算是最多的了。这样良好的运输情形，一直维持到天宝末年安禄山叛乱的时候。

开元、天宝之际运到长安的漕粮能有这样多的数量，确为有唐一代所少见。不过这些漕粮的大部分却是来自黄河下游各地，而非东南沿海诸州。

开元年间，主持漕运的裴耀卿，就曾经主张多运江南粟米以接济长安，实际上他却是“益漕晋、绛、魏、濮、邢、贝、博、济之租”。晋、绛两州的治所为今山西西南部的临汾和新绛两县市。魏、邢、贝三州的治所分别为今河北南部的大名、邢台和清河三县市。濮州治所在今山东鄄城。博、济两州的治所在今山东的聊城和茌平两县。总起来说，都在黄河的下游，后来，韦坚治汉隋漕渠，也只是通山东租赋。当时的山东，从广义说来，可以兼及江东各处，实际上仍是指黄河下游而言。这是由于自隋初以来黄河流域的农业仍是相当发展，当地自有大量米粟，不必远取于江南太湖流域。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由于在关中推行和籴法，还停止了关东的漕运，江南诸州的租米回纳造布。可见黄河流域的米粟可以满足当地的需要，供应长安的漕粮并不感到若何大的困难。

唐代制度，于京师置太仓，诸州县各有正仓，又有常平仓以均贵贱，义仓以备不足。从唐初起就开始建置，其后间有移挪使用，大体因而不废。故天宝年间，韦坚能取州县义仓粟转市轻货以献媚。杨国忠能取天下义仓充天子禁藏以取宠，可见当时仓廪还是相当富实的。由于各地农事不尽相同，仓中储粟的数量也多寡不等。天宝八载（公元749 年），全国各道正仓储粟超过百万石的仅有关内、河北、河东、河南四道，而河南道独为最多，有五百八十余万石。全国各道义仓储粟超过一千万石的仅有河北、河南两道。其次为河东道的七百余万石和关内的五百余万石，其余仅江南道为六百余万石。而常平仓所储也以河北、河南两道为最多。

这一时期社会较为安定，黄河流域的农田水利不时得到充分开发与利用，农业发展显而易见。正是由于黄河流域农业卓有成就，漕粮所需并不过多仰给于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各地。也就是说，江淮以南诸运河，这一时期还未能发挥出若何巨大的作用。

02

唐代中叶以后江南漕粮的重要性

安禄山叛乱爆发后，黄河流域绝大部分地区都受到骚扰和破坏，人口锐减，田园泰半荒芜，农业萎缩不振。安史叛乱平息，接着又是藩镇割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军糈民食就只好仰给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各处。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各处，自南朝以来，农业不断发展，隋和唐初继之，更有异于曩昔。

经过安史之乱，黄河流域的人口普遍减少，其中尤以河南府最为显著，河南府为唐代东都所在地，应为繁盛的地区，开元时共有十二万户。为全国人口稠密的地区。到了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 年—820 年），却仅剩下一万八千户，减少了七分之六。其他地区就可以略知其大概了。可是长江流域，由于远离干戈骚扰地区，黄河流域的人口纷纷南迁，使当地户口有了显著增加。

苏州（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就是一个例证。苏州于开元时有户六万余，元和时却增加到十万余。据说迁到苏州的中原士大夫，就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些南迁的大族，必然会带去若干附庸人口，这就增加了当地的劳动力，更促成农业和其他经济的发展。远至长江中游地区，也有了新的变化，潭（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桂（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市）、衡阳（今湖南衡阳市）的积谷，引起当时人们的重视。

由于有了这样的变化，唐政府的漕粮和其他有关经济的来源，就不能不绝大部分依靠长江下游太湖流域这个富庶地区了。这不仅当时的三司转运大员从事这方面的筹划，一般士大夫的言论之间，也多事谈及，甚至唐宪宗于群下上尊号时所颁布的赦书中，也公然说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

实际上，征发的地区还不仅限于江淮之间，东南八道都应该包括在内。所谓东南八道，就是浙西（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市）、浙东（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宣歙（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县）、淮南（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江西（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鄂岳（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福建（治所在今福建福州市）、湖南（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也就是说，包括现在浙江、江西、福建三省，淮水以南的江苏和安徽两省大部，湖南省的绝大部分，湖北省东部等地区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各处。唐政府由这些地区取得的贡赋，都是借着汴河、漕渠等运河源源运到长安去。

03

运道的争夺

安禄山乱事初起，河北的永济渠就和其他的运河失去了联系。永济渠经过这次大乱，虽没有湮塞，中央政府却不能再利用了。安禄山叛军渡过黄河，汴河也失去了作用。那时运到关中的漕粮只好沿江而上，溯汉水经过襄阳，运到商於，输于京师。商於在商州，也就是现在陕西商县、丹凤等处。由襄阳到商县，自然是利用丹水的水道了。现在丹水航船最远才能达到丹凤县，唐时可能相仿佛。这是说，丹水以北就须用陆路挽输越过秦岭了。

后来安禄山叛军声势浩大，江运几乎无法西行。这种打击对唐代的中央政府是太大了。后来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国内藩镇跋扈，中央政府差不多是和那些不遵命令的藩镇竞争这条运输动脉。那时汴河上游的汴州，下游的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和淮水上的涡口，以至汉水上的襄州（今湖北襄樊市）、

邓州（今河南邓县）几个地方，都异常重要，因为这几个地方都可控扼运道。中央政府的安危就看这几个地方能不能保持得住，德宗初年，矛盾终于初次暴露出来。

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据淄青等州的李正己、据魏博等州的田悦，和据襄、邓等州的梁崇义相互勾结，共同反抗唐朝廷。李正己盘踞的土地为今山东省各地，田悦盘踞的土地为今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部，正在汴河的东北方，梁崇义所盘踞的土地为今河南西南部和湖北省的中部，又在汴河的西南。这三方呼应，正好全面威胁着汴河的运输。李正己还派遣兵力扼徐州、埇桥、涡口，正式截断运道。在这种情况下，濠州（治所在今安徽凤阳县）刺史张万福立马涡口岸上，发船进奉，淄青兵马倚岸睥睨不敢动，漕船得以继续进发。不过这只能得力于一时，不能恃为长策。

好在李正己不久死去，其子纳匿丧谋叛，李洧却以徐州归顺，李纳也为唐军所破，漕路才得复通。不意过了一年，到了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徙镇于许州（今河南许昌市）的李希烈与李纳勾结，共谋袭取汴州（今河南开封市）。汴州也是汴河的枢纽，其重要性不在埇桥、涡口之下，而且还是中原的雄镇，得失之影响是相当大的。到了建中四年年底，汴州终于为李希烈攻破，江淮漕路一时断绝。漕路断绝，长安仓廪就会匮乏，不仅人心浮动，甚至皇家禁军也在道路上大喊大叫，说是：要我当兵，而不给粮饷，难道我是罪犯吗？后来镇海军（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市）节度使韩滉运米抵陕（今河南三门峡市），当讯息传到长安时，德宗喜不自禁，顾不得帝王的威严排场，竟亲自跑到东宫，向他的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这次漕运危机，虽因汴州收复，和对徐州加强控制，而暂告缓和，但其后较小规模的争夺还是时有所闻，唐王朝为漕路的通否一直惴惴不安。

04

杜佑新开辟运道的计划

就在李正己、田悦、梁崇义等一班藩镇拒命，漕运受到巨大威胁的时候，又引起一个新的运河计划。这个新的运河计划是杜佑提出来的。他看到汴河和汉水都被阻遏不通，就想恢复古代鸿沟系统中的狼汤渠的运道。他计划由汴州南行，出浚仪县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入颍水，由颍水入淮水；复由寿州（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入淝水，再凿开淝水上源的鸡鸣冈而入巢湖；由巢湖即可入于长江。

这里大部分原是古代主要的水道，只因历年久远，无人过问，遂致淤塞。由汴州到陈州一段，隋代开通济渠后才废不通行，沿岸又是平原地带，疏浚起来也比较容易。其中最费工的要算鸡鸣冈一段。这一段，古代虽有记载，实际上并没有开成运河。不过鸡鸣冈也只有四十多里，就用车辆盘运，也还将就过得去。假若这条旧水道能够疏浚成功，则不仅从前入邗沟的漕舟可以由白沙（在今江苏仪征县）直趋东关（在今安徽巢县），以入巢湖，就是江南、黔中（今贵州等处）、岭南、蜀、汉的粟米，也不必再绕道邗沟人汴了；李纳、田悦一班叛臣虽然控制着汴河，梁崇义等占据了襄、邓，又有什么用处呢？这个新的计划提出来不久，李纳的内部崩溃了，汴河又复畅通起来，计划也就作罢了。

其实恢复狼汤渠的旧水道的需要，在那时只要是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因为由关中通往东南财富之区的运道只有汴河，这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原无不可，但是乱离之时，朝廷不能控制地方藩镇，这一线的运道如何能够保持得住，却是大成问题。即令汉水可以补救，而漕粮翻越终南山，又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在杜佑提出他的新运道计划以前，李芃就已经疏浚了陈、颍之间的运道。那时，汴州守将李灵耀反叛，汴河上游不通，所以李芃就设法以此补救燃眉之急。杜佑建议之后，又过了一年，李希烈又造起反来，他和李纳勾结，又复断绝汴河的运道，李勉才正式把蔡河疏浚成功。

蔡河大体上就是古代鸿沟系统中的狼汤渠。李勉没有注意到鸡鸣冈一段道路，这是因为那时的中央政府还能控制着淮水的水道，用不着另外开凿鸡鸣冈了。李勉疏浚蔡河之后，确实解决了当时漕运的很多困难；尤其是以后唐室用兵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讨平跋扈的藩镇吴元济，更得力不少。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朝廷对这条主要交通水道的维护，真是全力赴之，其艰辛程度，较隋炀帝开凿这条运河，不知要困难到若干倍。朝廷力竭之后，唐也就亡了。

史念海（1912-2001），山西平陆人，字筱苏。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与开拓者。1932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34年加入禹贡学会，协助顾颉刚编辑出版《禹贡》杂志，并为杂志供稿。1941至1948年，辗转重庆、兰州、西安等地，被聘为国立编译馆副编审，兰州大学、西北大学教授。1948年后，被聘为西北大学、西安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历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及唐史研究所所长，陕西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古都学会会长。著有《河山集》《中国的运河》《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中国疆域沿革史》（与顾颉刚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