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纯麟 47 我向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打报告

周总理的深情

这年十月，周恩来总理预定要陪同埃塞俄比亚的海尔 · 塞拉西皇帝到上海访问。当时，我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 珍都在北京开会。中央要我们提前一天到上海做准备。

离京 前夕，邓颖超同志专门到我们住地，恳求似地对我们说：“总 理已有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他疲劳得很。这次到上海，你 们一定要想法让他休息一下，你们无论如何不要请示什么, 更不要汇报上海情况。这等于是你们对总理的最大爱戴，最 大关心。因为他这几天确实太忙了，很多事情要他处理。你 们哪怕能让他休息几小时也好，他在北京是没有时间休息好 的。”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点头，答应了邓颖超同志。

可是第二天，周总理到了上海，他们除到机场去见总理 外，还硬缠着总理东拉西扯，不让总理休息。下午，总理陪塞拉西皇帝参观；晚上宴会后，总理又陪塞拉西皇帝出席文 艺晚会。

当时，周总理真是疲劳极了，看节目时强打着精 神。我非常心疼，但又没有办法，只好招呼服务员多送热毛 巾给总理擦擦脸。周总理也怕外宾看到，就有意识地与客人 边看节目边讲话，硬是支撑着自己疲劳过度的双眼。

好不容易 熬到文艺晚会结束了。这时，我想尽快让周总理休息。可 是，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还要到总理那里去搞所谓请示 工作。

我说：“你们都看到了，周总理太疲劳了，参加晚会已经是强打精神硬撑了。而且，邓大姐还反复交待我们，要尽 量保障总理休息一下，哪怕几小时也行。如果有工作，明天 再去吧!”

徐景贤蛮横地对我说“我们去请示总理，看对上海工作 还有什么指示。你如果身体不好，就不去好了。我们是要去 的!”

这样，我也只好陪着去了。深夜十二点多钟，我们到了 总理住处，周总理的秘书就上楼向总理报告。不一会，周总 理一边从楼梯上走下来，一边笑容满面地招呼我们：“你们来 了，快坐下，快坐下。有什么事，谈一谈。”

这时候，马、徐、王三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说 什么事，只是要总理对上海的工作做指示。

周总理说：“上海 的工作，中央已作了部署，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你们就按 中央的精神办!”

可是他们还是缠着周总理，要总理对上海的 具体工作作出指示。他们这样做，从表面上看，是尊重总 理，实际上是搞疲劳战术，折磨总理，妄图搞垮总理的身 体。

我两次说：“我们回去吧，让总理休息一下。”

他们口头上 也说“好，好”,但就是不起身。

凌晨一点多钟，总理的秘书向总理报告说：“小样已到。”

周总理也看出马、徐、王确实没有什么事情，便起身说：“《人 民日报》有份小样，今天早上要见报，我还得看一下，有事 白天再谈，好吗?”

在这种情况下，马、徐、王才不得不离 开。可是，我们的总理，还要拖着极度疲劳的身体去操劳国 家和世界的大事。

周总理自己在拼命地工作，但是他却非常关心别人的健 康。第二天在锦江饭店，他见了我就问我的身体情况。当 时，我患了肾囊肿。起先以为是癌症，要开刀。周总理要我 听医生的话，生了病，还是要治。我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

当我手术时，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装出对我关心的一副假相，坐在手术室的外屋，对医生命令 道：“对周司令员的这次手术，你们要认真细致地做，一、两分 钟要向我们报告一次手术的进展情况以及发现的问题。”

他们 这样故意制造紧张空气，搞得手术室的全体医护人员非常紧 张，尤其是主刀医生更是紧张。 一分钟报告一次，两分钟报 告一次，搞得医生分散精力。结果，不但没有治好我的病， 反而把我的输尿管扎断了。我漏尿二十多天，日夜不能睡眠，痛苦极了。

这时，王洪文又装出一副假相，怒气冲冲地要把主刀医 生关起来。我说：“打仗也有失利的时候，不要关他吧!”后 来，才没关这位医生。

周总理知道这些情况后，专门从北京派来了中央领导同 志的保健医生吴阶平、于惠源同志给我开刀、治病。我当时 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话好。周总理关怀我的深厚情 意，我是永世不会忘记的!

经过医生们的会诊，确定我要进行第二次手术。于是， 二十天后，又在我原来的刀口上进行了长达八小时之久的大 手术。王洪文一伙就是这样狠毒的耍着花样来折磨我、迫害 我。

更令人气愤的是，我手术没几天，王洪文一伙又假装关 心我，经常在晚上到病房，名义上来看我，实际上是来折磨 我。

王洪文叼着香烟， 一支接一支地猛抽， 一坐就是个把小 时，弄得病房里乌烟瘴气(病房规定是不允许抽烟的),呛得 我连声咳嗽。我每咳一次，伤口疼得绞心，两手捂着肚子也 不行。他们看着我，取乐一阵，尔后离去。

不但如此，王洪文等人走后，被王洪文等人收买过去的特务秘书岳道培又来审我的老伴邓文秀。他恶狠狠地训斥道：“你不欢迎王政委他们来看司令员，对吧?”

我的老伴气得 和他吵起来，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欢迎他们来呢?”原来，岳道培在一旁察颜观色，监视我们的每一个行动，甚至每一个表情。

周恩来总理对于我政治上的生命，更是非常关心。在中 央召开的关于党的十大工作的筹备会议上，周总理在谈到地 方和军队代表名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时，就专门提到了鲁瑞林 同志和我的名字。

周总理说：“鲁瑞林同志虽然是昆明军区副 政委，但他现在是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主要负责地方工作。 因此，他应该算作地方代表的名额之内，而周纯麟同志虽然 参加地方工作，但他主要负责部队工作。所以，他就应该算 作军队代表的名额之内。”

后来，我就是按照周总理的指示， 主要抓部队，适当参加地方的一些工作。

一九七三年夏天，邓小平同志来上海视察工作。当时，上 海市委的几个书记，如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都借 口工作忙，不肯陪同。于是，我就陪着邓小平同志到各单位 视察工作。

有一位业余摄影爱好者用自己的照相机摄下了我 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工作的情景。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 动非常紧张的时候，他将照片寄给了我，并附了一封信， 说：“我相信小平同志，相信您 ……,您与他们(指马、徐、 王)不一样。”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 来沪参观访问期间，邓颖超同志还代表周总理特地到我们家 里来看望邓文秀同志及孩子们，并勉励孩子们要好好工作，永远听党的话。

四、张春桥的闷棍

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上，我由于经常与王洪文、马天 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发生矛盾，所以， 一九七二年初的 中央打招呼会上，张春桥就对我进行突然袭击，打了一闷 棍。

他阴阳怪气地对我说：“周纯麟同志，你不要紧张，不要怕。你从来不对我说心里话，不说真话。我是挂名的第一书 记，是盖章画押的政治委员!”

这一下，搞得我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回答，只能搪塞地说：“我今后经常将警备区部队的情况向政委汇报。”

可是，张春桥并不罢休。接着，他气势汹汹地指责说： “不仅你，南京军区也是这样。我虽然是第一书记、第一政 委，但是，他们也不向我反映真实情况，也只要我签字画 押。”

张春桥的这一闷棍，用意是对我敲警钟。可是，我却好象看到了挨整的信号!

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张春桥、王洪文就对我和上海警备 区党委施加压力。警备区机关内部也有一些所谓积极分子“热 情高”,大字报、小字报连篇累牍。当时，我感到压力很大。

于是，我请去南京办事的延安饭店姜银主任给军区领导捎去 一封信，谈了三点：

一、警备区机关批林批孔的形势越来越 严峻；

二、请军区领导放心，我能顶得住；

三、请军区首长 保重身体。

姜银同志到宁后，即向杜平政委汇报了。杜政委 托姜银主任捎回口信：“请周司令员自己掌握情况。”

这次，我挨了张春桥一闷棍之后，倒确实感到有点顶不住了。于是，我从北京回到上海，就向南京军区打报告，并向总政治部李德生主任打报告，要求调出上海警备区。

起先， 南京军区曾同意过我调出，并找我谈过话。后来，由于当时 干部冻结，而没有调成。

但是，在批林批孔中，我的请调报 告被王洪文看到了，却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他说：“在上海工 作，有这样好的条件，你却不愿干，想走!我看你是只相信 某一个人!”

王洪文的这句话，显然是有所指的。实际上，他 是说我只相信许世友同志，而不相信张春桥、姚文元和他们 一伙 。

“康办”(上海市委办公室)里，有我一间办公室。但 是，我并不在那里办公。我始终感到，要和他们保持距离。 市委有什么文娱活动，我从不叫孩子们参加，我也经常借口 警备区工作忙、身体不好不去参加。

在市委，我唯一参加较 多的是外事活动，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家威望和声誉的大事。 在沪期间，我先后参加接待了尼克松、田中、基辛格、西哈 努克、蓬皮杜、巴卢库、武元甲、齐奥赛斯库、蒙博托等许 多国家的首脑、元首及其他要人。

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期间，我还让邓文秀同志在 沪接待了罗瑞卿同志全家、罗荣恒元帅的夫人、张爱萍同志 夫妇等当时受到“四人帮”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 其子女 。

五、 “两常会”的斗争

风到雨到，张春桥、王洪文真的向我和警备区开刀了!

开始，中央军委有个文件，军以下不搞“四大”。于是，我到上警后，就根据这条原则和军区首长的指示，先开了个党 代表大会，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把以前的工作打个结，团 结全区指战员，同心同德，努力把上警部队建设好。

这个指 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事前我们曾向张春桥、王洪文写了报 告，他们也是同意的。可是在批林批孔中，他们变卦了，硬 要我们搞“四大”。

我说：“中央军委有规定，军以下不搞‘四 大’。”

这一下，可糟了!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张 春桥打了个电话给马天水，要马给我转告以下几句话：“你们 三个人(指刘耀宗、刘文学政委和我)给我的信，收到了。 我不答复了。为什么不答复?主要是不满意。为什么不满 意?主要是你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这时候，张春桥、王洪文在警备区的亲信张宜爱、李彬山等人，也在大搞阴谋活动。

他们密谋了一封信，诬告警备 区领导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捂盖子。这封信是由马天水转交给 张春桥的。

六月七日，张春桥收到此信后，如获至宝，立即 在这封信上批示：“洪文同志，建议将这封信由市委印发市委 常委、警备区常委，并请召集一次有两常委委员参加的会 议，议一议，还是帮助警备区领导同志取得主动权。”

王洪文按照张春桥的意图，立即将“批示”印发市委常 委和警备区常委。马天水也迅速策划召开“两常会”。表面 上，是要市委常委帮助警备区的常委们端正态度，争取主 动；实际上，是开我们的批判斗争会，逼我们扭转“屁股”。

六月九日，我感觉心慌、胸痛，喉部紧缩，血压很高， 便请华东医院肖文炳主任、第六人民医院心脏科董承琅教授 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心绞痛，需要马上住 院，卧床休息治疗。

我们警备区卫生处的军医同志，立即将我的病情向马天水等人作了汇报。华东医院的肖文炳主任也 向“康办”报告了。

可是，晚上十点多钟，马天水把我找到 “康办”去，说：“中央领导(实际是张春桥、王洪文)要我 们开市委常委会和警备区常委会，你看明天就开，好吗?”

我心里已经知道，这是要开我的斗争会。我本来一天没 有吃饭，心里很难受，但我还是马上答应说：“开吧!”

“你身体行吗?”马天水假惺惺地问。

“顶得住!没关系。”我说完，就起身回家。可是，我一 夜都没有睡觉，想到他们向我开刀了!他们到底如何开这个 会呢?我想了许多。

十日下午，“两常会”正式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开始。会议 由马天水主持。他开始讲话就说：“今天所以要开‘两常会’, 是春桥、洪文同志的意见，目的是帮助警备区党委端正态 度，转好屁股，以便使警备区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展起来。大 家有什么说什么。”

接着，我们警备区的几位领导就开始发言。可是，只要 我们哪个一讲话，马、徐、王就一窝蜂地上，猛批一通，诬 蔑我们穿草鞋走老路，是执行没有廖政国(原上警司令)的路线，并责问我们是谁派来的，是带着什么任务和 思想感情来的，为什么要在警备区划框框，定调子，不准群 众搞“四大”。

章尘同志才讲了几句话，他们就又批开了。章尘 同志就提抗议，并问：“你们要不要我讲话?如果不要我们讲，我们就不讲。我是好放炮的人!”

王秀珍马上讽刺说：“你放炮没关系。这个房子高，炮弹打不出去!”

在这个会上，他们还指责我，不尊重上海市委和市革委会，不尊重张春桥、王洪文政委，看不起王洪文，看不起 马、徐、王，反对市委一元化领导。真是帽子满天飞，棍子 到处打。

还说什么我骄傲，在王洪文任上警政委时，不仅欢 迎会上不讲话，而且还把王洪文的名次排在后面，还说在军 事上要帮助王洪文。

事实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刘耀宗政委先任命，王洪文后任命，我当然要将王排在刘后面。

还有一 次，我和王洪文坐在一辆车上，王洪文要我在军事上帮一帮他。我随便说了一句，将来打仗时，我在军事上可以帮一帮你。想不到这些党内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正常的事，也成了我的罪状。

第二天以及第三天，仍然是我们警备区领导针对他们的 指责，进行说明性的发言。我们讲一会，马、徐、王批一 通。

到了张宜爱和李彬山发言，即十二日下午，情况就完全 不同了。张、李两人竟然站在马、徐、王的立场上，猛批我 们警备区的其他领导同志，尤其一个劲地责问我。

我当时心 里气极了!我心想，你们这两个家伙也跟着马、徐、王颠倒 黑白，整我们，真是太狠毒了!特别是李彬山发言时，我气 得血压陡然上升，心里一阵绞痛，就赶快含了两片硝酸甘 油，准备发言，批驳他。可是，我身不由己，昏了过去， 一 下子从椅子上瘫倒在地上。

听在场的医务人员讲，即使我昏过去之后，马天水、徐 景贤、王秀珍等人仍不肯放过，说：“不要紧，休息一下就行 了嘛!”还要继续开会。

这时，华东医院肖文炳主任着急地 说：“周司令员的心脏病很厉害，要马上送医院抢救治疗，不能 再继续参加会议。否则，要出问题的。”这样，他们才不得不 将我送到华东医院抢救。

在这种情况下，“两常会”才暂时休会。但是，十二日晚上，警备区党委就接到了“康办”的电 话指示：“周纯麟同志因病住院，‘两常会'暂时休会，请刘耀 宗领导警备区党委委员贯彻春桥、洪文的指示，认真把警备 区的运动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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