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尧明
今年1月18日,与往常一样,我们适时召开了江南群的新春联谊会。一台节目精彩纷呈,被人冠之为“江南小春晚”。年会前,士林兄与我微信说很不凑巧,他们举办的新年论坛也安排在18日,只能向我请假了。同时,他还讲到《江南文化十二讲》——一本他主编的新书——,想寄10本来作为抽奖礼品,助兴我们的年会。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寄书的时候,他还同时给了我一本签名书。
我与士林兄神交已久。从2000年起,士林与他的团队开始从事江南文化研究,我也是从2001年回到宣传部工作后,开始关注江南文化的。20多年来,我购他有关江南文化的书10多本,拜读了他的许多文章,受益良多。我与之交往是先闻其名,继购其书,再读其文,后见其人。我把他拉进了江南群,接触和联系就多了起来。
士林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他是研究江南文化的权威人士,是提出“江南诗性文化”的第一人,也是明确长江文明是江南文明源头的第一人。
士林的网名为“江南士林”,他的印章是“海上士林”,但他不是江南人。他生于河北省曲阳县,本科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后师从著名文化学者刘梦溪先生攻读文艺学博士。他现在生活工作在江南,对江南有切身的体会和感受,用第三只眼睛看江南,看的格外的清澈和透亮。而不像一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的江南本地人。作为域外人,他有与家乡的对比,加上天赋与勤奋,很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在古代,同样是域外人的白居易,任职杭州和苏州时,写下了《忆江南三首》:“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忆江南,最忆是杭州”,“忆江南,其次是吴宫……” 苏东坡任职杭州留下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些脍炙人口的优美诗篇,至今为人称道。
士林自称为江南人,使我想起了我的忘年交——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他的祖籍是福建永春,由于他出生在南京、生活在江南,自认是“多桥多水、多藕多莲的江南人”。士林和余先生都有很深的江南情结。
读完《我欲因之梦吴越——江南文化十二讲》后,我深感士林兄在江南文化研究方面有了新的开拓和新的建树,我为他的新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在书名的设计上,诗意立题,扣人心弦,画龙点睛。“我欲因之梦吴越”是诗仙李白的诗句,出自于《梦游天姥山吟留别》一诗,最后落脚点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达了诗人对自由、美好生活的憧憬,体现了诗人追求个性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精神。“吴越”即江南,一个“梦”字表达了“人人都说江南好” 和对江南的一种魂牵梦绕的向往。江南是中华大地最美丽、最富饶、最繁华的地方,是最适宜“诗意地栖居”的地方,值得我们很好的研究与追寻。
在编写的设计上,主题突出,辅之助料,结构新颖。围绕“江南的地方有多大”“江南的历史有多长”等十二个部分,突出每一个主题,娓娓道来,立意鲜明,层次分明。全书采取了“主题讲演+阅读材料”的总体框架,围绕主题,精选相关的辅助材料,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著述方式和立体画面,印象十分深刻。
在行文风格上,语言流畅,形象生动,注重创新。用最美的文字表达了对江南文化的新知识、新体验、新理解,力求思想性、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统一,字里行间,凝聚了作者对江南的一片深情,是作者和他的团队20多年以来孜孜不倦研究江南文化成果的集中展现。
通过仔细的阅读,全书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有八个方面:
一是对江南文化的源头分析。士林认为,江南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良渚文明时期,良渚文明距今有5000多年,以其出土的玉器、丝织品、城市遗址、稻作农业等为代表,江南文化的形态与精神特征已初步形成。他认为,江南文明是长江文明的“亲生子”,而不只是黄河文明的传播产物。中华文明在起源时有两个核心,除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
二是对江南诗性文化基调的认识。士林在书中引用了南朝民歌《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飞鸿。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杆头。栏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认为《西洲曲》是中国诗性精神的一个基调,所有关于江南的诗文、绘画、音乐、传说,所有关于江南的人生、童年、爱情、梦幻,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最初的原因。中国民族的审美精神,正是在这一唱三叹的江南抒情诗中成长起来的。
三是对江南之美的认知与概括。士林认为,江南的美,第一当属青山绿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第二当属她的无限春光,“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行里”;第三是江南的如云美女,“南国女儿纯粹为了爱情而降生的天神”;第四是不可胜数的词人骚客,“红袖添香夜读书,小红低唱我吹箫”;第五是江南的诗篇,“侬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第六是“吴带当风”的歌舞,完全是一种江南的生活乐趣;第七是江南充满茶韵的低度美酒,这是一种真正的人生沉醉,最后则是她屐痕到处所留下的诗性回忆。一到江南就不再想家,“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人生只合江南老”,“未老莫还乡”。
四是对江南诗性文化的提炼与总结。士林认为,美丽江南无疑是中华民族灵魂的乡关,是农业文明时代创造的典雅精致、意境优美,情味隽永的精神家园,西方民族给人类最大的贡献是科学和理性文化,中华民族最重大的创造则是诗学和诗性文化。审美自由精神是古代江南民族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江南诗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最高本质。在江南江南诗性文化中充分展示的审美精神,艺术品位和诗性智慧,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极高代表,……江南不仅为中华各族人民所喜爱和向往,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人民共同喜爱和向往的。他列举了江南的园林、工艺、戏曲、诗文、绘画、饮食、服饰,都是江南文化的“诗眼”与“龙珠”。
五是对江南文化组成部分重要的分析。这主要包括吴文化、越文化、徽文化和海派文化。吴文化的起源于农业文化,同时发展出工商文化,相得益彰。越文化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生活在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具有刚毅坚韧,冒险进取的“硬气”精神。徽文化带有明显的自然和野性特点,对吴、越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而海派文化脱胎于江南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一种新形态,也是开埠后的江南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
六是江南文化的辐射效应。在书中,士林多次讲到江南文化的延伸和影响。讲到“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日本的稻作文化来源于中国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耕读传家”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精髓和标志,包括南宋末以江南地区汉人为主,迁入岭南的客家人,其“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也源自江南。此外,江南文化沿着大运河向北传播,对运河沿线的城市和生活方式,也包括明清时代的北京城,产生过全面和重要的影响。如紫禁城仿制江南园林,如徽班从扬州进京,如北京烤鸭源自南京的盐水鸭)等等。
七是江南运河的历史作用。江南运河肇起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具有厚重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基因。随着“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的三次南迁,江南地域的人口快速增长,“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江南运河自古就是一条繁荣发达的“城市廊道”,传承着不可胜数的文明财富和坚韧的发展活力,占据了中国大运河的半壁文化江山,同时也是一条精彩纷呈的“文化线路”,集聚了灿若星河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江南运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国家的战略选项。
八是研究江南文化的时代意义。士林认为,江南文化对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具有独特的“经世致用”价值。早在1976年,戈特曼就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称作世界第六大城市群。2019年12月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指出:“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一个以“越水、皖山、吴韵、海风”为主题构架的江南文化新格局快速登上新时代的历史舞台,建设面向未来的诗性和理性相互融合、包容发展的当代江南文化,不仅可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消费产品和服务,也有助于切实促进和引导长三角地区发展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
读罢《我欲因之梦吴越》,感觉是一种精神享受,心灵洗礼,士林兄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美丽江南的文化大餐。书中对江南文化所述的历史变迁和时代价值,江南文化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很能引发读者对江南地区的情感共鸣,让人们更加热爱江南文化,增强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已故的余光中先生曾为我会《江南文化》题词:“桥外有桥,橹声迢迢,寺外有寺,钟声悠悠,风景待人欣赏,文化待人研究”。近几年来,江南文化研究成为一个显学,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每年的论坛讲座不断,发表的论文成果很多,这其中,士林带领的团队进行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尤为显著,《我欲因之梦吴越》是他多年来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士林生活在江南,爱上了江南是士林之幸;江南有了士林是江南之幸;我为结交士林兄而感到人生之幸!期待士林兄有更多的江南文化研究成果为读者共享!
作者简介
陈尧明,文化学者,无锡市江南文化研究会会长,《江南文化》杂志常务副主编,原无锡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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