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教授：美国高等教育从来都是一团混乱，但也因此取得了成功

文 |大卫·拉伯雷

来源 | 《完美的混乱》

《完美的混乱：美国高等教育的不寻常崛起》能面向中国读者出版中译本，我感到十分荣幸。但我不希望标题中的“崛起”（ascendancy）一词引起中国读者们的不满。美国人在谈论自己的国家和制度（机构）时，总是表现出胜利者的态度，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们自然会对这种倾向感到恼火。我们喜欢谈论美国最好、最大、最富有、最自由，是世界的榜样。我在想，我们究竟还能多么惹人厌烦？

所以我需要说明一下我在本书中对于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阐释。这个系统最让我感兴趣的，不是它的成功和优势，而是本书标题中所使用的另外两个词：“混乱”（mess）和“不同寻常”（unlikely）。从许多方面来看，美国高等教育系统只是搭上了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顺风车，仅仅是因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恰逢其时），因此并不值得称赞。

作为一名从事教育史研究的社会学家，对我来说，有趣的是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殊结构。这是一个奇怪且极其混乱的结构——完全的去中心化、自发形成、自我运作、缺乏规划指导。没有人能够统一指挥整个系统，但矛盾的是，它却拥有众多领导者。每一位大学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研究所主任或单个教师学者，都是一个个自我成就的企业家，他们追求个人的职业目标，并在此过程中无意地创造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混乱和动态的制度结构。

在第一章的开头，我试图阐明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结构的重要性，并向大家表明：我分析的重点，是这种系统结构，而不是这种结构所依附的国家。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美国大学在过去一百年间惊人的崛起呢？

一种解释是美国在20世纪占据经济、军事和文化主导地位。财富和权力，无疑是塑造美国高等教育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两者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提供了吸纳大量国际学术人才的财力保障。

第二种解释是英语成为主要的国际语言，这使美国大学获得巨大优势，能顺利通过其学术出版物吸引世界读者，以及从国外招聘教师和学生。

第三种解释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它摧毁了欧洲大学（尤其是德国大学），却将大量与战争相关的研究资金输送给受保护的美国同行；冷战的兴起促使美国联邦在大学招生和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所有这些因素，都为美国大学带来了显著的竞争优势。如果没有它们，美国大学可能永远不会形成目前的优势地位。

然而，我选择不去关注这些强大的外部背景因素。相反，我考察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结构元素，这些元素帮助系统能够充分利用财富、权力、语言优势、地理隔离和政府投入所赋予的各种机会。因此，在不否认国家实力重要性的前提下，我将重点关注那些虽不显著却同样令人信服的因素，它们是造就美国大学占据优势地位的内部原因。当所有这些优势在20世纪中期显现的时候，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已经有了广泛的政治支持、大量且多样的收入来源、机构自主权以及组织能力——这些优势都使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把握不断涌现的历史机遇。

这些系统结构的元素，是19世纪初美国历史环境造就的产物。美国高等教育系统诞生在一个市场强大、国家贫弱、教派分裂的环境中。共和国早期的政府极度分散，并且穷困潦倒，无力去创办大学。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学院（college）是在层级上低于大学（university）的高等教育机构，但美国人可以替换着使用这些术语。在美国，当你声称自己上过大学时，通常会被人认为是一种炫耀，这对于其他英语国家的人来说亦是如此。因此，我们会更倾向于说我们所就读的是学院。在缺少国家统一教会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教派展开了对教众和资金的争夺，他们也无法为其赞助开设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然而，市场填补了空白。

美国最早的大学大部分是私立机构，它们拥有政府颁发的特许状，但很少或从未获得过政府资助。它们像公司一样运作，由一个外行董事会掌管并任命校长。在19世纪初，许多大学以这种方式成立，其背后的原因与其说是为了学术，不如说是出于市场考虑。在一个土地太多但买家不足的国家，房地产开发商经常会在他们持有的土地上创建一所小型学院，以此提升周围土地的价值——类似于今天开发商建造高尔夫球场，然后凭借溢价出售其周围的土地从而谋取利益。建立大学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来自教派，他们努力在不断扩展的西部边疆地带建立大学，从而作为占领教区、培养教职人员和追赶竞争对手的方式。

这些机构由神职人员（其唯一的学历是大学学位）组成。由于缺乏学术声誉和来自教会或国家的稳定资金支持，并且通常坐落在偏僻的地方，这些机构不得不为维持自身生存而奋斗。他们通过向学生收取学费，并寻求当地精英、教会成员和毕业生的捐款谋生存。19世纪，当州政府开始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机构时，州立大学同样需要仿效已有的私立模式，因为这些公立机构其实几乎没有公共资金（直到20世纪才开始出现年度拨款），并且通常是为了与邻州竞争（如果你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州，你必须得有一所州立大学），而不只是为了满足当地学生的需求。到1880年，美国拥有世界上最过剩的高等教育系统，其学院和大学的数量是整个欧洲大陆的五倍。它所缺少的只是足够填满教室的学生，以及足够的学术信誉，以此维系自身“高等”教育的标签。此时，有两个外部因素将美国高等教育从崩溃边缘中拯救出来：一是公司经济扩张，白领工人的需求增加，这带来了学生人数的激增；二是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的引入，它为美国高等教育带来了学术的声誉和名望。

直至此时，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才开始展现出巨大的希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是本书的一个中心——正是如下因素使得美国高等系统在19世纪显得如此糟糕，但在20世纪却变得如此强大。缺乏充足的国家拨款，迫使大学不得不善于创造自己的资金来源：来自捐赠、合同、专利、学费和其他费用；来自愿意用捐款换取大学声望的富有捐助者，尤其是来自本校的毕业生。这些大学发展出吸引学生参与大学生活（兄弟会和橄榄球比赛）的方式，让他们形成对母校的认同感，以至于他们为穿戴校服校徽为球队加油助威，并为成为母校捐赠基金的终身贡献者而感到自豪。结果是，大学不再仅仅是一个接纳你入学的地方，它将与你同在。

大量私立资金流入大学，对机构质量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些大学部分独立于国家资助，促使这些大学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国家控制。结果就是它们作为企业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环境，追求新的机会项目，推动与同行机构激烈竞争，借此寻求获得资金的优势、声誉、教师和学生。大学通过专注于培养消费者忠诚度，充分发挥自己对广泛支持者——社区、企业、政府的实际效用。融合学术精英主义（academically elite）和政治平民主义（politically populist）的高等教育系统，能够建立宽广的政治支持基础。

这就是我将在本书中讲述的关于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故事，希望你会觉得它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