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行了一场大型社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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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及以下的地区，几乎是两个世界。

2024年，直辖市、省会、计划单列市和其他GDP过万亿的，大约居住了3亿多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不到四分之一，但创造了全国大约一半的GDP。

而在其他地方生活的10亿多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也只创造了一半的GDP。

一二线城市的GDP很大部分由工业和高端服务业构成。

而三线及以下地区的GDP主要是生活性服务业（零售、餐饮等）、农业和矿业构成。

一二线城市有强大的财富创造能力，整体上对财政是净贡献。

而三线及以下地区的财富创造能力很弱，需要依靠上级的转移支付。

一二线城市有大量“体制外”的外资企业、民营企业。

而，规范就业以“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医生、教师等）和垄断国企（水、电、银行、邮政等公用事业）为主。这些地方的“体制外”就业则主要来源于两条路径。一种是依托政府做外包性质的生意，当地的许多基建、工程，其财源也来源于政府而非市场。另一种是围绕“体制内”及其外围的规范就业人群，做零售、餐饮等第三产业的小生意。

大城市创造的财富，大量转移到低线地区，成为当地的财政资源。

基于这些财源，养活当地“体制外”的供应商和第三产业的中小商家，实现本地就业。

这是中国经济的大循环。

目前，全国财政供养人员加上垄断国企从业人员大约在七八千万人的规模，其中大约四分之三，也就是至少五六千万都在低线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承接大城市到小地方财富转移的重要中介。

中国的宏观税负不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作为主要税源的一二线城市，需要向低线城市和乡村做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从而维持后者的运作。

社会上一直存在一种讨论——能不能减少这样的财富转移，减少低线地区的财政供养人员，由此降低宏观税负，增加企业利润和企业员工的收入。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操作是合理的。但在当下的生产力水平下，这样做却面临瓶颈。

假如减少低线地区的财政资源，当地不仅是“体制内”的人的饭碗会减少，围绕财政资源和“体制内”人口做生意的“体制外”就业也要减少。理想情况下，低线地区一般没有发展工业的，这些在低线地区没有工作的人到大城市去就行了，但最现实的问题是，大城市能不能容纳这些人？

最新的，中国第一产业从业者（农业）从业者不到1.7亿，第二产业（含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从业者不到2亿，二者合计大约在3.7亿左右。

中国是个粮食基本自给的国家，也是工业品不仅自给而且大量出口的国家。中国工农业从业人口合计不到3.7亿，也就是说，中国只需要四分之一的人口，就可以生产足够全国消费还绰绰有余的物质产品，并且还每年新造大量的房屋和基础设施。

第三产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物质生产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员之比大约是3:2，也就是说，大约2亿的二产产业工人，可以对应1.2亿到1.3亿的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

一产+二产+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总数算下来是多少人呢？大约4.9亿，不到5个亿。这还算上了全部6000多万建筑工人，因为建筑工人很多还是在低线地区做政府工程的，中国由市场需求（而非财政驱动）提供物质生产相关岗位实际都到不了4.9亿这个数。

而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是8亿多，实际就业人口是7.4亿左右。

7.4亿的就业人口，和4.9亿的物质生产部门人口之间，有一个大约2.5亿的缺口。

这2.5亿人在哪里？这2.5亿人大部分就在低线城市。这2.5亿人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正是低线地区的“体制内”+低线地区的政府乙方+低线地区的生活服务业（餐饮、零售、修理、按摩……）。

这些人口能够转移到大城市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的物质生产产能已经饱和甚至过剩了，这些人到了大城市，也没法再创造更多的财富。

这背后有深层次的经济学逻辑。

人类的物质需求是有上限的。一个人只能睡一张床，一天只能吃三顿饭，一个人只用一两部手机，一家人一般只开一两辆汽车，这些构成了社会物质总需求的天花板。

但随着体制搞活和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创造单位物质财富需要的人工就越来越少。1978年，中国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人大约3.75亿，比现在还多。当时3.75亿人从事物质生产，还解决不了温饱问题；现在只有不到3.7亿人在从事物质生产，就已经产能过剩了。

制造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其实不高。我们取2004年和2023年两个经济普查节点来看，200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8.6%，而到2023年这个比例是30%以上，翻了近两番，然而同时段制造业从业人员仅从1.05亿左右增长到1.23亿，增幅只有不到20%。再举两个例子，中国IT硬件制造业从业人员只有1048万，生产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电子产品，中国汽车制造业从业人员只有558万，就生产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汽车。

为什么在中国之后，再也没有新兴国家能够迈过工业化门槛，正是因为在当今时代，只需要很少的几个国家，很少的产业工人，就可以满足整个地球的工业需求，先发国家不把产能吐出去，后发国家就很难再分到了。

从根本上说，技术进步必然导致结构性失业。中国大城市财富向低线地区的大规模转移，从本质上是某种“以工代赈”——这2.5亿人本来可能没有工作，政府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让这2.5亿人形成经济循环。而放在福利国家，如果有2.5亿人失业，政府采取的措施就不是这种方式，而是直接给这2.5亿人普发较高标准的失业金。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大城市向低线地区的财富转移，本质上是一场大型的社会实验。

由于大城市生存竞争严酷，生活压力大，生育率低。而低线地区生存压力小，生育率高。所以大城市主要负责物质再生产，低线地区负责人口再生产并输送到大城市，这也是一个循环。为什么决策层不愿意让低线地区的人全跑到大城市去，另一重原因在这里。即使不考虑大城市就业容量问题，仅仅是把低线地区人口平移到大城市，都会导致生育率的进一步坍塌。

话说回来，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物质生产需要的劳动力都已经远远少于适龄劳动人口，展望未来，AI+机器人意味着什么？

许多人担忧，我们即，假定AI不会取代人的生态位，但仍然会使乐观一点来看面临一个事实——人类还是需求的终极创造者，但人类的物质需求有物理上限；而AI+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意味着只需要更少的人，就可以生产出满足全人类需求的物质产品。

现在，中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口是不直接参与“物质财富生产”的。而在AI+机器人的时代呢？那时候可能只需要10%、5%甚至更少的就业人口参与“物质财富生产”了。

剩下的人怎么办？

一种出路是，给每人每月固定发一笔钱，也就是全民基本收入，这接近给失业者普发失业金的逻辑。另一种出路是，政府进一步扩大财富再分配，让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财富先集中到(通过考公考编以及其他方式产生的)一部分人手中，再通过这部分人的“涓滴效应”去创造另一部分生活性服务业岗位。其实，后一种实验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很多年。

不过，未来的问题在于，如果将来连餐饮、按摩、家政等等所有劳动都可以被机器人取代，生活性服务业岗位也没了。

那就只有全民基本收入一条路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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