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善：伟大的小说《红楼梦》，被一些人读成了流言蜚语

• 张庆善（1952年-），辽宁省大连市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现任《红楼梦学刊》名誉主编、研究员等。

《红楼梦引》序

张庆善

如何阅读《红楼梦》？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无疑是阅读和研究《红楼梦》最重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在捧起《红楼梦》的时候，却忽略了这个问题。喜逢同志这本书就是探索如何正确地阅读《红楼梦》，这是一本很有学术含量和广大读者很需要的书。

喜逢同志开宗明义，就回答了《红楼梦》是一本写什么的书这个重要问题，他说：

如果将社会视作一本大书，那么《红楼梦》就是曹雪芹对这部大书的解读。《红楼梦》是社会的映射，人们可以通过《红楼梦》去了解社会，了解人性；《红楼梦》又是哲人的探索，人们可以通过《红楼梦》去了解古典思想，了解哲人对历史、对社会的认知。《红楼梦》兼具艺术性与思想性，而这就使得《红楼梦》成为沟通古今、沟通社会的最佳桥梁。阅读《红楼梦》的目的，归根到底在于增强自我辨识、审美能力，进而丰富自我的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走进《红楼梦》，当会不虚此行。

我非常赞同喜逢的观点，我始终认为，《红楼梦》的伟大和“不可思议”，不在于它隐藏了多少秘密，尽管它的创作与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和人生阅历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但它绝不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更不是“清宫秘史”。像《红楼梦》这样的鸿篇巨制，没有天才的艺术虚构和艺术构思，是不可能完成的。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是曹雪芹人生体验的结晶，是曹雪芹阅尽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世态炎凉、人情泠暖之后的人生感悟。所以说《红楼梦》是一部人生大书，是人生的教科书，对我们具有永恒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我常对读者说，多读一遍《红楼梦》，但仔细想起来，这话也是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怎样读《红楼梦》。喜逢同志在书中提出要注意“惑于《红楼梦》的阅读”，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观点。他说：

然而许多读者虽爱读《红楼梦》，却又惑于《红楼梦》的阅读，原因是《红楼梦》中的人物情节之复杂、艺术之瑰奇、思想之深邃，书中又有着各种或多或少的“引诱”使读者沉湎其中，而难以识得《红楼梦》的真面目。……

“惑于《红楼梦》的阅读”的提法，对当下阅读和研究《红楼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读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俞平伯先生的一些话，1986年11月19日至25日，俞平伯先生应邀出访香港，作了《索隐与自传说闲评》的学术报告，他说：“《红楼梦》之为小说，虽大家都不怀疑，事实上并不尽然。总想把它当作一种史料来研究，敲敲打打，好像不如是便不过瘾，就要贬损《红楼梦》的声价，其实出于根本的误会，所谓钻牛角尖，求深反惑也。自不能否认此书有很复杂的情况，多元的性质，可从各个角度而有差别，但它毕竟是小说，这一点并不因之而变更、动摇。夫小说非他，虚构是也。”《乐知儿语说〈红楼〉》是俞平伯先生晚年有关《红楼梦》研究最重要的文章，写于1978年——1979年，这个时间是中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全文计十九篇，充满了反思和忏悔，对研究俞平伯晚年的心路历程极为重要。俞先生说：“《红楼梦》好像断尾琴，却有两种黑漆：一索隐，二考证。自传说是也，我深中其毒，又屡发文章，推波助澜，迷误后人。这是我平生的悲愧之一。”（《乐知儿语说<红楼>·漫说红楼》）我每每读到俞老的这些话，都深深地为他的真诚、坦率所感动，他的“反思”深刻而震撼，作为新红学的开山奠基人之一，俞老的“反思”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俞老也因此成为红学界的“良知”。《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经典，读《红楼梦》不能“惑”于“自传说”“索隐派”。读《红楼梦》不能离开文本而刻意求深，“求深反惑”。俞老的反思和提醒，振聩发聋，我们应该深刻体会。

由俞老的深刻反思，联想到当下阅读和研究《红楼梦》而偏离文本诸多问题，深有感触，不免想起一位当代文学评论家的观点，他说我们明明有一部伟大的小说《红楼梦》，却被一些人读成了流言蜚语。我说何止是流言蜚语，更是读成了“清宫秘史”与“阴谋与爱情”，如果《红楼梦》是这样一部作品，它对于我们还有多少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呢？

喜逢提出的“惑于《红楼梦》的阅读”与俞平伯先生的阅读《红楼梦》“求深反惑”是一脉相通的。在喜逢的书中他列举的一些阅读现象，就是属于“惑读种种”。譬如很多读者总喜欢对《红楼梦》中未提及之事寻根问底，作无根猜测，并乐此不彼。如林黛玉的家产哪去了？焦大醉骂中的“爬灰”与“养小叔子”指的是谁？薛宝钗为什么住在荣国府就不走了？以及金锁的“来历”等等。就说薛宝钗进京的目的吧，《红楼梦》中明确交代薛宝钗进京的目的是“待选”女官，以备充为“才人”“赞善”之职，这样的“目的”完全符合薛宝钗的思想性格，这是给刚出场的薛宝钗的形象“定性”，这与她十分羡慕元春穿着黄袍的心态是一致的。这样的“目的”就绝不可能放在林黛玉的身上。再譬如薛宝钗有一个金锁，和尚说了要找有玉的来配，这就与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之间有着说不清的联系，如此等等，就让一些读者生出薛家有阴谋的观感，从而认定薛宝钗“赖在”贾府不走就是为了成为贾宝玉的妻子，而金锁是基于阴谋而造出来。喜逢说：“此种解读颇有破解阴谋的乐趣，自然也会以阴谋论作为解读的方法。”读了喜逢这些论述，不免会心一笑，深有同感。我一直计划写一篇文章，题目是：“《红楼梦》的‘细读’与‘不细读’”，就是想回答阅读《红楼梦》存在的刻意“求深求细”的问题。《红楼梦》无疑需要细读，这与《红楼梦》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诗意般的叙述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红楼梦》无论是写人写事、写诗写游艺，常常是一笔多用，或是隐寓，或是铺垫，或是言此及彼，或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这就需要我们的阅读要细心细读，不能像猪八戒吃人参果，囫囵吞下去了，还不知道吃的是什么。但《红楼梦》毕竟是小说，是文学作品，《红楼梦》的描写、叙述都是服务于作者的整体艺术构思的，不是生活的流水账，更不是曹家本事的实录。譬如大观园的描写，某些地方的位置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这对《红楼梦》的整体艺术创作没有什么影响，曹雪芹原本就不是画一个建筑图纸，而是为贾宝玉、众多女儿们营造一个典型的生活环境。再譬如，贾雨村是如何乱判葫芦案的，也不必细写，什么都要写，面面俱到，那还能成为文学经典吗？那样反而影响了主要人物的塑造、主要故事情节的进展等等。我们如果钻进牛角尖，只关心琢磨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而忽略了对《红楼梦》整体艺术构思的把握和理解，忽略了对人物形象的整体认识和理解，碎片化地读《红楼梦》，无疑是走错了路，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喜逢同志的研究，既视野开阔，又深入细腻；既关注《红楼梦》的大构架，又有对具体人物和情节的赏析；既关注一些基本问题的探讨，如作者问题、版本问题，又敢于碰一些疑难问题，如《红楼梦》的“真假”，“林四娘”形象探源、“正邪两赋”的理论探源等等。喜逢对《红楼梦》的解读，都是建立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之上。比如他认为《红楼梦》中的构架有大小之分，如传统评点中常用的“草蛇灰线”“千里伏脉”等等，虽能显出曹雪芹明确的构架意识，但此种做法多为小处。《红楼梦》中的大架构，是以神话群落、谶示群落的塑造来完成的。以意生事，以事达意，如此做法，也使得《红楼梦》具有了极高的哲学品质。他还认为在整部《红楼梦》中，曹雪芹对“补天”的尝试寄托在了很多人的身上，如贾宝玉、元春、王熙凤、探春、贾政，等等。秦可卿托梦、贾探春的理家，均可视作曹雪芹对家族覆灭的补救。但这均被曹雪芹自我所推翻了的。他所创作的人物形象，在他认知的社会规律中，去经历、感悟，同时也在寻找出路，然而这种种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又如他认为如果“补天之思”更多是对社会、家族层面的思考，那么贾宝玉的人生之路，更多是对个人精神层面的思考。钱穆尝将《红楼梦》视作“解脱”之作。如此，整个曹雪芹的创作过程，则可视作“求解脱”的过程。喜逢同志这些见解都不同一般，是很令人信服的，这样的阐释对我们阅读和研究《红楼梦》很有启发。他的研究总是紧紧扣着文本，总是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这是治学严谨、学风端正的表现。喜逢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对学术探讨，还是阅读《红楼梦》的推广普及，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喜逢在“后记”中说：“我眼中的《红楼梦》是一座瑰丽的艺术品，更是一位哲人的沉思。”斯言是矣！既然《红楼梦》是一部人生大书，那么，我们阅读和研究《红楼梦》的目的，就不能是还原曹雪芹家的本事，更不能是索隐什么微言大义，而是通过《红楼梦》的阅读与研究，欣赏《红楼梦》的艺术奥妙，感悟人生，认识社会，提高审美情趣，丰富人生阅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进《红楼梦》的艺术世界。

是为序！

2024年2月16日于

北京惠新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