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王汎森：出入之间：读史的鉴古通今之道

导读：历史究竟是困住脚步的泥淖，还是照亮前路的明灯？当德川家康在战国乱世翻检史册寻求破敌之策时，当恭亲王面对英法联军在割地旧例与外交新规间犹疑时，历史早已不再是尘封的故纸堆，而成为决策者手中亟待淬炼的智慧之刃。唯有深入历史肌理触摸真实脉动，方能获得与古人对话的资格；但若不能抽身观照时代大势，终将沦为史册的囚徒。真正的历史智慧，从来不在照本宣科的模仿中，而在"守正用奇"的创造里。

我在演讲中常常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都是过去的事，读历史能有什么用？另一个问题是，历史都是过去式，怎样才能既受用又不被它羁绊。

首先，对于是否要在历史写作里面安排“历史教训”，学者们其实一直有争论。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有一份评论历史的遗稿就说过，他坚决反对刻意在历史著作中安排教训。他说真正好的历史，从它的人物、它的情节，读者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教训，何必刻意去强调与安排呢？

我要先举一个例回答第一个问题。日本德川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一向以模仿他人或模仿史例而有名。德川家康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原创力。他为了与丰臣秀吉决战，把德川家的战法及政略全部改为甲州武田信玄的战法及政略。他对付丰臣秀吉的包围政策，就是由阴谋家足利义昭那里学来的。

武田信玄刚好相反，他的兵法完全是自创的，从不去模仿史例或他人。正因为如此，德川家康能左右逢源，他经历了数百次大小战争，所使用的战法始终不一，敌人猜不透，司马辽太郎即说武田信玄偏于独创，而再了不起的独创者也还是有一个特定的范围，敌人反而比较容易猜到他的下一步。

史例像一个无所不包的武器库，有本事的读者可以从中挑选一件合适的武器来与敌人对阵，就好像一位熟记各种棋谱的棋手，他一出手，便有古往今来多少有名的棋局在胸罗中供其驱遣。在许多次演讲中，我都举这方面的例子说服我的听众们，历史的用处很多，千万不要轻视。

但是我也经常听到一种问题：古代与近代社会相去十万八千里，太过沉醉于过去的历史，不就会成为一个专门靠“后照镜”来驾车的司机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往往提出龚自珍《尊史》一文中的“大出入”理论。

龚自珍的《尊史》中说：

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联事焉，皆非所专官。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

尊之之所归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龚自珍的这两段话并不好理解。他的意思中有一部分大致是这样的：读史的人要能“入”，又要能“出”——要进入历史内部，曲尽它的一切事实（“入”），然后又要置身其外，观其大体，了解其意义，细味其大势……（“出”）。

推广龚氏的“大出入”之说，我要对前面提到的问题试做解答：一个善于读史的人必须能“入”又能“出”，“入”而详究一切史实，“出”而旷观大体，然后才能决定应该在何处遵守史例、何处变通、何处放弃、何处进行“破坏性创新”。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再举两个例子。

第一，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的时候，恭亲王召集了北京的大官，商量如何处理，当时所有人都说应效法燕云十六州之故事，割地赔款，可是有一个侍御，官没有那么大，他略通当时世界的情势，说按照西方的惯例，把军费赔给对方就好了，不必割地，结果恭亲王听了他的话，果然把事情办通了（参朱维铮《重读近代史》）。这件事情提醒人们，到底是要照陈案办，还是要判断大势（“出”），决定要不要照陈案办。如果照陈案办，就是割地赔款。可是不全用“后照镜”看未来的人，也可以变更陈案以退敌人之兵。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只有“入”还不够，在运用历史时，还要加一个“出”的功夫，如果完全按照历史的成例，就要割燕云十六州，还要赔款，可是如果稍稍通晓新的世势，原来不用割地，也可以退敌人之兵。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欧洲（尤其是德国）许多将领深受一战的影响，所以他们打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对许多德国将领而言，坦克车的角色是辅助步兵，同时拿来做后勤运输之用。如果谨守这个成例，那么，坦克车永远是配角，不是战争的主角。可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用坦克做主力，大量、集中地使用在关键的地方，这个观点逐渐被接受，成为德军初期对波兰、捷克闪电战之主力。这个例子与前面那个一样提醒我们，既要能“入”又要能“出”，既应该深入历史上的陈例，同时还是要加入宏观的判断。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出”的部分比“入”的部分困难，前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于一心”，或是劝人不要“死于句下”，都是要人既能“入”又能“出”的意思。一个读史的人，一方面要尽力弄清历史事实，同时要“凝神以御太虚”，旷观整体情势之变化，以及史例在某个特定的情境或脉络中应该摆的位置，才能做一个比较恰当的运用。这里面没有定律，每一次“用史”都是一次全新的经验。所以从来没有人宣称饱读管理学即可以成为大企业家，饱读战史就可以称霸沙场，饱读政治史就一定成为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三十多年前，有一位熟悉战史的陆军少将偶尔找我聊天，他不止一次提到，兵学大师蒋百里经常提到日本的将领不照操典打仗，同时我们也谈到“学（守）正用奇”的道理。如今想来，龚自珍的“大出入”或许就是“学（守）正”用“奇”的一种相近的表述。

（本文节选自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标题为选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