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之名下的理性思考，大明工部尚书——赵文华

正德九年，宁波府慈溪县的街道上，一位从京师来的官员正坐在轿中闭目养神。地方衙役早已清扫街面，呵斥路人肃静回避。小地方来了上差，知县自然小心翼翼。轿子忽然停下，一位十来岁的孩童挡住了前路。前方鸣锣的衙役有些不知所措，想要驱逐这名孩童，却又下不了手。

官员从轿子里出来，有些不悦，质问孩童为何挡住去路？见到本官为何不下跪回避？孩童用手揉了揉鼻子，举起手里的书包，说书里装着孔圣人，你做官的也是读书人，竟然让孔圣人向你下跪？官员忽然哑口，又好气又好笑，仔细地端详了这个孩子片刻。孩子睁着大眼睛也同样注视着官员，眼神清澈无比。

这个故事一直流传在慈溪民间，而这个孩童就是赵文华。

古代生活场景

赵文华在明代的主流历史里，绝对是一个反面人物。他巧意媚上，攀附严嵩；他诬陷忠良，迫害张经；他贪腐成性，私筑豪宅；他遭逢天谴，腹裂而亡。正是这样的历史定性，以至于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的他，在地方志史中却少有记载。

但又有几个人知道，除了史书里大段的否定和嘲讽，在今天的宁波江北慈城，依旧有一座赵公祠。该祠建于明万历年间，因为年久失修和战火损坏，先后历经三次重修。

很显然，与史书里近乎小丑的形象相比，赵文华在家乡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好官。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我们慢慢聊。

明代市井

赵家在慈溪当地也算书香世家了，但赵文华幼年丧父，家道中落，所以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史书里关于赵文华求学时期的描述几乎没有，直接跳到了嘉靖八年，赵文华考中进士。之后就是历数他的官职履历，刑部主事，通政使，工部侍郎，再到工部尚书。其中说到他做通政使时，就会加上一句，赵文华因为攀附了严嵩，而获得的这个职位。

赵文华是认了严嵩为义父，但认义父的时候，赵文华还没科举高中，只是国子监的一个学生。而当时的严嵩，只是国子监祭酒。

在嘉靖十七年以前，严嵩并不以世宗的“佞臣”形象示人，反而以其才名而广受士林的尊重。当初王阳明曾主动拜访过严嵩，对严嵩的才学赞不绝口。严嵩是在嘉靖四年成为国子监祭酒的，而赵文华作为他的学生，也素有才名。

严嵩

如果说这个时候赵文华认严嵩为义父，我个人倾向是因为赵文华对严嵩才学的敬重，和严嵩对赵文华的欣赏。

赵文华有没有攀附的意味？也许有，但份量应该不重。毕竟以当时严嵩的年龄和职务来看，在仕途上能给予赵文华的帮助，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

而退一万步来说，明代各种师谊、乡谊、同谊成风，赵文华此举就真的这么见不得人吗？那些六部堂官和内阁大佬们的门下派系，就比赵文华认义父要来得更高尚？无非就是认个干爹而已，没那么多弯弯绕，严嵩那个时候，也不需要这么多所谓的“党羽”。只是后来因为严嵩的迅速发迹，赵文华自然水涨船高，这个也无可厚非。什么通政使，工部侍郎，用这些来攻击赵文华的，大都是严嵩的政敌。

明代官员

赵文华还有一件被人们拿来取笑的事情，就是向世宗进献“百花仙酒”。

“百花仙酒”其实是慈溪的一种特酿，因为制作方法困难，每年的产量很少，据说大补。严嵩有没有喝过这酒很难考证，我个人认为是尝过的，但因为量少，也不至于每天都喝。只是当赵文华把“百花仙酒”进献给世宗的时候，赵文华的说辞是，自己的老师严嵩之所以如此长寿，就是因为每天都在喝这个酒。

明世宗朱厚熜是大明历史上玩权谋最溜的皇帝。世宗当即就把严嵩找来问，这么好的酒，为什么你留着自己喝，不想着送我？一句话，把严嵩和赵文华同时架在了火上烤。

严嵩的回答是：臣生平不近药饵，犬马之寿诚不知何以然。

明世宗 朱厚熜

意思是我没把这酒当补药用，就是当酒喝，所以没想到进补这个层面，就没献给皇帝了。我年纪这么大还如此硬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回答堪称经典。这就好比派出所抓了一个涉黄的场所，然后一个哥们就开始装傻：敢情这地方不是吃饭的啊？严嵩的这个回答，既把自己从皇帝的质疑中摘了出去，又维护了赵文华的”忠孝“形象。世宗果然不再深究。

后来人们说严嵩因为这件事一度迁怒赵文华，其实没那么严重。

嘉靖年间，经过了“大礼议”之后，所有的臣子都明白，只有讨了皇帝欢心，自己的仕途才能一帆风顺。张璁、桂萼、郭勋、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名头响亮的大员们，哪一个不是拍世宗马匹上台的？从写青词到炼丹，哪一个没做过类似赵文华的这种事情？就我看来，赵文华献酒，已经算是非常“正常”的一种“媚上”了。

故宫

再说说赵文华和张经的事情。

张经作为世宗派去东南沿海负责统筹抗倭的第一任总督，就是因为赵文华的“诬陷”，而落马被杀的。这件事情也成为了严嵩派系众多的政治污点之一。那好，我们来看看赵文华是如何诬陷张经的。

嘉靖三十三年五月，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各省兵马，便宜行事；同年年底，加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专负剿倭事宜。由此可见，朝廷对张经的希冀是很大的。但上任后的张经，从他地调集众多客兵，日日操练，却独不见有任何针对倭寇的军事动作。赵文华作为世宗的代表，来南方祭海，同时亦为监军身份，却一直被张经排除在核心军务之外。

张经

赵文华屡屡催问张经何时发兵，如何作战，张经却一拖再拖。当时的情况是，朝廷一边非常急迫地想要缓解南方的困境，给张经充足的人力物力，勒紧腰带往南面输血，一边是倭寇在沿海地区穿州过县，肆意劫掠，如入无人之境。

在这个背景之下，赵文华上疏弹劾了张经，指责其养寇自重，徒损钱粮，畏敌不战，贻误战机。而张经给出的理由是时机不成熟，自己所倚重的能够与倭寇抗衡的部队如“狼兵”还未完全就位。

这种扯皮，持续了一年的时间。而当时，在南方弹劾张经的也远不止赵文华一人，世宗自己对于张经的按兵不动也屡次下敕书询问告诫。可为什么所有人都把目光都盯在在赵文华一人身上？

明军

说白了，还是因为赵文华是严嵩的人，是当时皇帝派来的监军，职权最大。再加上张经后来打出了王江泾大捷，似乎一下子就能洗白张经之前所有的问题。

这其实是两码事情。不战是一回事，胜仗又是另一回事。更何况，我在讲张经的时候说过，因为其自身就是南方世族的一员，与南方地方官员和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嘉靖中叶以后所谓的倭寇问题，本身就是以汉人为主体，官、绅、商、民、匪和日本浪人互相勾结的武装走私集团。张经的所谓“等候时机”，深度探究之下，恐怕细思极恐。更何况，所谓的“大捷”，本身就有水分。

赵文华弹劾张经，我不觉得有错，反而有功。抗倭从来都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倭寇

为什么朝廷在前期投入巨大财力到江南，总是打水漂？为什么张经到任后迟迟不见行动？而当世宗杀掉了张经，落马了一大批江南官员，启用了被赵文华推荐的胡宗宪后，短短几年便基本平定了倭乱？这中间难道没有值得思考的问题吗？

同时，赵文华虽是文人，但在抗倭一事上也颇有见地。赵文华曾经上过《条陈海防疏》，提出过重开市舶，发展海外贸易，对沿海百姓轻徭薄赋，引导生计，对倭寇剿抚并用，就地练兵，御敌于外等观点。从现代的角度看，很多都是富有前瞻性的，且非常务实，明显是经过慎重思考和实地考察的，非泛泛空言。

而胡宗宪和唐文顺最后能够登上历史舞台，赵文华是出了大力的。这么看来，赵文华看人的水平也颇为不俗。

胡宗宪

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只把眼睛放在赵文华索贿和胡宗宪等地方官员如何巴结他的事情上，毕竟这在封建官场，都是见怪不怪的事情。皇帝尚且如此，何况底下的人呢？

赵文华最后的失势，史书给的原因是他做工部尚书的时候，因为筑正阳门不力，而自己的宅子却富丽堂皇，触怒世宗，被革职罢退。

清人写历史，其实就是这么点套路。

皇帝站在皇城城楼上看北京城，忽然发现一处宅院豪华气派，便询问身边随臣。旁人回答，这是谁谁谁的家。赵文华就是这么完蛋的，天顺年“夺门功勋”石亨，也是这么倒台的。能不能有点新意？

明代市井

身为工部尚书的赵文华之所以修筑正阳门不力，是因为当时缺少一根大木做梁。明代这种高规格建筑所用大木，一般都是从西南地区深山运过来的，费时费力。而后来世宗抄了赵文华家的时候，据说在赵文华宅邸的木料中，真的发现了一根适合做正阳门大梁的，以此来说明赵文华的胆大妄为。

怎么说呢？明代官员在京城的房子，一般都是官邸。也就是说，住的是朝廷提供的房子，并不是官员私人所有。你今天是翰林，就住翰林的公寓，你明天是尚书，就住尚书的别墅，是跟着官职走的。你要是从尚书贬为了翰林，那就从别墅搬回公寓去。

除非是京城人，绝大多数的官员很少会在京城内买私宅。京师的土地寸土寸金，繁华地块也基本是朝廷所有。官员们即使要买，也多会选择京郊，或者直接在家乡兴建。落叶归根嘛。

官印

所以赵文华这处府邸，到底是官邸还是私宅？现在已经无法确认。但我不认为赵文华是那种会把皇家的木料拿来盖自己豪宅的人。

当初赵文华领了皇差去江南，何等显贵，地方官员百般巴结。恰逢浙江乡试，且主考官是赵文华的同科进士。赵文华的儿子也要参考。所有人都传，这届乡试的头名肯定是赵文华的儿子。而赵文华却不准儿子参加这届乡试，只为了避嫌。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去做如此愚蠢的事情？要真的这么蠢，严嵩怎么可能看得上？

所以赵文华的致仕，无非是世宗个人的喜好问题。也许是敲打严嵩，也许是对赵文华的保护，但绝不是贪腐的问题。

明代官员

嘉靖三十六年，赵文华被勒令致仕。回乡途中，据说因为用手揉肚子，把肚子揉破了，遂亡。享年五十有四。肚裂？从没听说过这种死法。

百年旋磨。等闲事莫教眉锁，功名画饼相谩我。冷暖人情，都在这些个。

封建王朝，一个家境窘迫的学子，一个初入仕途的小官，需要经历怎样的兜兜转转才能成功上位，站在天子的身边激昂地指点江山？小人物的悲哀从来都不受众人的关注。赵文华在后世的褒贬其实并不重要，说到底无非就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毕竟严嵩被定性为奸臣，赵文华又岂能幸免？

只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在读历史的时候，少一些人云亦云，多一些独立思考。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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