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特伍德：“诗性正义”的探索者

自幼怀揣文学梦想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凭借其卓越的创作成就享誉全球——出版了80多部作品，畅销50余国。从早期的作品如《可以吃的女人》中对女性心理的细腻描绘，到《使女的故事》里对极权社会的深刻警示，再到“疯癫亚当三部曲”（《羚羊与秧鸡》《洪水之年》和《疯癫亚当》）中对科技滥用与人类命运的深沉忧思，阿特伍德的作品始终在关注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其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思想也使她获得了“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誉，迄今已斩获140多项文学奖项与荣誉，包括布克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美国笔会终身成就奖等重大奖项，并且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

袁霞教授在加拿大文学及阿特伍德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她的新作《诗性正义：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研究》（以下简称《诗性正义》）在国内外阿特伍德研究所关注的女性主义、民族性和生态批评之外另辟蹊径，精选了作家的小说和诗歌进行分析，挖掘聚焦其中丰富的伦理思想。此书将伦理学引入文学研究，以跨学科的文学伦理学视角展开分析，从多个维度探讨了阿特伍德的伦理之思，展现了作家“诗性正义”的人文理念。

“跨界女王”的伦理观

袁霞对阿特伍德伦理观的探讨不囿于其小说和诗歌，还拓展至作家的漫画和报告等领域，力图全方位、深层次地解读阿特伍德的伦理思想。尽管阿特伍德的作家身份已广为人知，但鲜有人知晓她也是位成功的漫画家。《诗性正义》不仅让更多读者了解阿特伍德的漫画成就，而且引领他们思考她如何巧妙地借助漫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传达独到的伦理之思。该书分析了阿特伍德的“幸存女漫画”系列。在这组漫画中，她别出心裁地将代表加拿大的“女英雄”称为“幸存女”，而把象征美国的“超人”（superman）戏谑地称作“超级火腿”（superham）。从画面呈现来看，这两个角色体型悬殊，暗指加美之间的巨大差异，表达了阿特伍德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深切忧虑。

除了文字和漫画的书面形式，演讲和报告也是阿特伍德表达伦理思考的方式。她认为艺术家负有社会使命，应当积极地塑造社会，批判时弊，抒发己见。阿特伍德于1973年发表了针对加拿大民族主义的演讲，呼吁振兴长期遭受忽视的加拿大文化史。在1981年向哈佛财团做的《加美关系：挺过80年代》报告中，她指出加美两国的相似之处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并对全球化进行了前瞻性的预测。《诗性正义》通过解读阿特伍德在小说、漫画和报告等领域中所传达的关于“民族与国家”的声音，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这位“跨界女王”对加拿大国际关系和民族身份的独特见解。

家庭伦理叙事里的“黑暗面”

《诗性正义》通过剖析阿特伍德小说的独特构思，揭示出作家隐匿于文字背后的创作意图。该书探讨阿特伍德的女性与家庭伦理叙事，分析了作家多部作品中说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与哈代笔下纯真质朴的苔丝或德莱塞笔下单纯善良的珍妮截然不同，她们身上有着种种道德瑕疵。如《可以吃的女人》（1969）中的玛丽安、《浮现》（1972）中的无名主人公，以及《神谕女士》（1976）中的琼。阿特伍德并非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简单地谴责说谎者，而是希望引导读者穿透表象，深入挖掘谎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以《神谕女士》里的琼为例，她在加拿大社会中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故而试图通过欺骗丈夫阿瑟等人来获得认可，寻求立足之地。阿特伍德对琼欺骗行为的描写犹如一面镜子，不仅映照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无奈与困境，而且折射出社会文化对女性行为的深刻影响。

在对《神谕女士》展开分析时，《诗性正义》强调了阿特伍德对家庭中“隐形”父亲的刻画。父亲宛如一个“隐形人”，使得母亲不自觉地将她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投射到孩子身上。不仅如此，《诗性正义》还梳理了阿特伍德笔下三类“缺席的父亲”形象：“工作狂”父亲、失意的父亲和长不大的父亲，并逐一分析了这三类父亲对妻子和孩子的负面影响，揭秘了作家塑造这些“缺席的父亲”背后的深意。

凡此总总，这部论著通过深入解读阿特伍德关于女性与家庭伦理叙事的精妙构思，带领读者洞悉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她在构建平等两性关系与和谐家庭关系方面的积极探索。

虚构领域和现实世界的桥梁

伦理学家玛莎·C.努斯鲍姆认为：正义能够赋予诗歌读者更高程度的一致性，具有教诲的力量；对“正义”文学的解读，会产生一种新形式的“公共推理”，促进正义从虚构领域向现实的过渡。袁霞在这本新著中参考了这一概念，认为阿特伍德在文学创作中将“人与人该如何相处，人与自然该如何相处，社会将如何进步，人类将如何发展”这一伦理诉求作为重要参考，以此建构其“诗性正义”的伦理观。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探索和开发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却也造成了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对阿特伍德环境伦理观的研究就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诗性正义》里，袁霞进一步剖析了阿特伍德作品中人与自然、动物等非人类他者之间的关系。例如，《羚羊与秧鸡》（2003）的部分内容是作家在北极的船上所写，彼时她亲眼目睹了冰川的消融并深受触动。她的“疯癫亚当三部曲”展现了技术统治下的生态灾难，促使读者深思：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和生态破坏等各种紧迫问题，人类应如何寻找生存的希望？《诗性正义》通过分析阿特伍德的作品，对此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解答：人类应遵循自然生命周期，学习自然之语，与自然和谐共生，从而在地球家园安身立命。

不仅如此，《诗性正义》还阐述了动物权利论所倡导的对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关怀，对“疯癫亚当三部曲”中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作出了精彩阐发，揭示出小说所折射的生物中心主义理念，不仅丰富了读者对作家作品的理解，更激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积极探索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新方式。

总体而言，《诗性正义》深入阐释了阿特伍德在文学想象和公共生活中对民族与国家、女性与家庭、自然与动物等重要议题所持的观点，同时将文学的灵动和学术的严谨巧妙融合，使其既具学术深度，又富有阅读趣味。若读者深入该书的字里行间，便能领略阿特伍德所构建的伦理世界，真切地感受到正义的力量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