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作者：马雪（Ma Xue）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经济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利率和通胀的宏观约束、财政可持续性危机、司法与政治阻力等因素相互交织，可能限制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空间。
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推行关税、能源、放松监管等经济政策，这成为当前市场波动的焦点和经济运行的最大变量。需要关注的是，当前变化中的经济和金融环境与特朗普第一任期不同，利率和通胀的宏观约束、财政可持续性危机、政策效果的内耗、司法与政治阻力、美国国内外经济主体的反制，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可能限制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空间。
▲2018年1月至2025年1月期间，美国的月度通胀率和美联储利率数据。图片来源于Statista全球统计数据库
高利率与通胀压力。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贸易战时，美国利率接近零，通胀水平较低，而当前美国需求旺盛，供应链易受地缘政治冲突影响，民众对通胀记忆犹新。如今利率环境已发生变化，利率处于高位，这将削弱减税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效果，还可能加剧通胀。与此同时，通胀因素也发生变化，特朗普的关税、移民限制等政策可能推高生产成本和物价，导致通胀持续，美联储被迫暂停降息，形成“高利率+高通胀”的局面。特朗普赢得第二任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为选民拒绝接受拜登经济学的结果，尤其是通胀上升和实际收入下降，一旦特朗普“通胀克星”的形象垮塌，选民同样会拒接接受特朗普经济学的结果。
财政可持续性危机。在共和党上次控制参众两院的2017年，美国联邦赤字占GDP的3.6%，公共债务占GDP的77%，如今赤字已占到GDP的6.4%，公共债务占GDP的93.6%。美国联邦债务已突破36万亿美元，2025年到期的国债规模接近3万亿美元。2024财年，美国政府净利息支出达8820亿美元，预计2025年将突破1万亿美元，占GDP的3.4%。当前，特朗普最急迫要解决的就是债务上限问题，以及其与国会谈判失败可能引发的政府停摆或债务违约。这还意味着，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与财政赤字之间的矛盾将被放大，个人减税延期只能带来短期的温和经济增长，但会导致长期财政收入减少。预计到2033年，这种短期经济增长势头也将被更高预算赤字造成的拖累所抵消。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仅可能推高通胀，抵消减税效果，还将形成政策内耗。
法律与政治阻力。特朗普依然面临法律与政治阻力，全面废除甚至重新调整已有法案仍是一项艰巨任务。即使共和党控制两院，特朗普也未必能随心所欲。目前特朗普并不具备对共和党的绝对控制优势，共和党参议员选择约翰·图恩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而不是明显倾向特朗普阵营的佛罗里达州议员里克·斯科特，说明部分议员可能试图重新彰显其独立性。特朗普第一任期曾试图推翻“奥巴马医保”，但由于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拒绝投票支持而最终失败。此外，他最初承诺和推动的基建方案也在早期就遭遇流产。当前，特朗普想削弱《通货膨胀削减法》（IRA），收回用于电动车等清洁能源方面的资金，但要采取重大行动需要制定新法案，鉴于共和党在众议院优势很小，且许多共和党选区已经或将受益于IRA支持的项目，这项法案可能很难通过。
▲上图：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下图：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罗素·沃特。
此外，特朗普经济团队也存在内部矛盾与派系冲突。这种内斗在内阁组建过程中就初见端倪，当时各路人马前往海湖庄园争取职位、相互攻击。特朗普经济团队既有具备专业能力、能在政府内部平衡特朗普政策的“稳定者”，也有可能引发混乱或加剧争议的“破坏者”；既有让市场放心的华尔街代表，也有明确支持关税政策的国际贸易法专家贾米森·格里尔和推崇总统集权的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罗素·沃特。特朗普能融合不同意见还是激发冲突，也是未知数。在市场看来，华尔街派也许不会改变关税政策，但对国际谈判的态度更加开放，从而使关税政策以循序渐进、破坏性更小的方式推进。在涉及关税谈判时，华尔街派和关税派之间有可能存在要价和谈判策略的不同。此外，因多位经济团队人员的商业和金融背景与利益广泛交织，外界担忧这些利益难以与政府事务彻底脱钩，从而可能引发潜在的利益冲突，进而削弱特朗普政府与他国谈判策略的效果。
总之，特朗普第二任期经济施政面临多重阻碍，其政策本身有内在矛盾，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或不及预期，而政策的执行也可能因为内耗和政治掣肘而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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