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千年前的抗疫，如今我们疫情要破局了吧，何时算胜利？

2020年初，我国面临新冠肺炎疫情，至2022年末，国家调整防疫政策。三年抗疫看似告一段落，又似新挑战开始。当前疫情形势胶着，胜利之日尚难确定。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面对奥密克戎尚无特效药，国家或已从专业视角制定并执行方案，力求减少损失，管控风险，全力挽救生命。

回想古代，中国应对瘟疫的方式多样，通过隔离病患、采用草药治疗及注重环境卫生等措施，有效遏制疫情蔓延，展现了古人的智慧与应对能力。

【瘟疫：古时急性传染病的统称】

"瘟"在《辞源》中的定义为疫病，指人或牲畜、家禽所罹患的急性传染性疾病。

瘟疫古称“疫疠”或“天行”，是指那些传染性强、能迅速扩散的急性传染病。

现今所知的天花、鼠疫、禽流感、SARS及新冠肺炎，在古代均被统称为瘟疫。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人类不断与急性传染病斗争，病毒细菌伴文明共进化，聚集即可能传染，特效药也难防其变异。传染病关乎医学与社会，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

134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鼠疫（黑死病）肆虐，中世纪欧洲无特效药且神学盛行，大城市因人口密集受鼠疫打击尤重，致死率极高。

中世纪欧洲曾爆发鼠疫，致使人口减半，这一灾难间接催生了文艺复兴。

中国历史上明确记载的鼠疫包括：明末由山西传至北京的鼠疫、19世纪末云南与香港地区的鼠疫，以及伍连德成功防控的东北大鼠疫。

【百年前的抗疫英雄，曾获诺贝尔奖提名】

伍连德（1879－1960)，马来西亚华侨，祖籍广东台山，剑桥医学博士，是中国检疫防疫先驱，曾控制东北肺鼠疫、上海霍乱等疫情，倡办北京中央医院、滨江医学专科学校等机构。

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肆虐之际，日本专家凭借以往对鼠疫的了解，迅速行动，专注于捕捉老鼠以控制疫情。

伍连德总医官运用科学方法，判定鼠疫主要通过飞沫、空气人际传播（肺鼠疫），非鼠传人（腺鼠疫），据此制定并执行防疫措施，结果证实其判断无误。

最终，因无特效药可用（当时青霉素未被发现，鼠疫需链霉素治疗而该药1943年才制成），伍连德通过封城、寻源野生土拨鼠、焚毁遗体及推广口罩，有效控制了疫情。

伍连德创制了中国首个棉纱口罩，时称“伍式口罩”，其成本低、制作易，民众广泛使用后，疾病传播率显著下降。

时至今日，口罩依然是传染病肆虐时不可或缺的防护利器，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抗疫角色。

伍连德乃鼠疫科学防控之先驱，其积累的经验对其他传染病的防控同样具有显著的借鉴与应用价值。

1935年，伍连德因“在抗击肺鼠疫上的贡献，特别是揭示旱獭（土拨鼠）在疾病传播中的角色”而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

尽管他当时拥有英国侨民身份，但在诺贝尔奖候选人名单上，其“国家”一栏明确标注为“中国”。

鼠疫，这一高致死率、高传播率的一号甲类传染病，曾给人类带来巨大阴影。得益于细菌学、传染病学进步，抗生素应用及公共卫生改善，现已建立成熟治疗防控机制。

清朝末期，伍连德凭借科学认知与手段有效控制了东北大鼠疫。追溯以往，国人应对瘟疫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

【宋朝对应的是欧洲中世纪的后期，下文以宋代的防疫措施为例说明。】

【宋代瘟疫是如何爆发的？】

宋人将瘟疫称为疫、疾疫、疾疠、大疫等，统称疫病。宋代历史、医学及方志文献显示，该朝共发生200余起传染性强的疫病。

宋代官修医学方书如《太平圣惠方》《神医普救方》将疫病分为疾疫、伤寒、时气、痢疾、麻疹、痄腮、黄肿及南方流行的瘴疫等类别。

瘟疫起因多样，归根结底为天灾与人祸两类，涵盖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

【大荒之后必有大疫】

明代医学家张景岳（1563-1640）在《景岳全书》中提到：“大荒之后必有大疫”，意指洪灾、饥荒等严重自然灾害后，往往会紧随瘟疫的爆发。

灾荒常致环境失衡，人口与牲畜大量死亡，尸体暴露使卫生恶化，细菌迅速繁殖，饮用水源受污，瘟疫随之易于爆发。

且灾后，人们常面临饥饿，身体素质减弱，易于感染疾病，加之灾民大规模迁移，更会促使疫情迅速蔓延。

宋代瘟疫多因自然灾害引发，占比颇高，文献中常以旱疫、水疫、震疫、饥疫等名称直接记录这类由自然灾害导致的疫病。

宋神宗庆历八年，河北路与京东路遭水灾，继而大饥，民间出现卖儿女、人相食之惨景，加之官府救灾不力，终致疫病大规模爆发。

以往救灾，常聚民众于城中，施粥以济。然饥民密集，易生疫疾，相互践踏致死，或候粥数日未食，得粥即倒毙。此谓救之，实则害之。

苏轼于《富郑公神道碑》中述，富弼公一生忠义智勇，辅国安邦，功勋卓著，品德高尚，为后世所敬仰，其事迹永载史册。

【战乱频仍滋生疫病】

此外，战乱频发是疫病肆虐的主要社会诱因。战争导致伤亡众多、人口迁徙，加之粮食匮乏所致的饥荒，共同为疫病的滋生与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宋代市民文化达高峰，艺术成就受赞誉，然而对唐领土继承不全，且外战表现不佳，这是公认的事实。

两宋三百余年间，与辽、夏、金、蒙屡战，导致军中及边境疫病频发次数显著增多。

在两宋交替之际，一场猛烈的疫病肆虐，极大地加速了北宋王朝的衰败与灭亡进程。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侵袭宋朝，围困开封多月。次年春，开封爆发大规模疫病，军民病死近半，众多金兵亦不幸染疾身亡。

《宋史》记载，建炎元年（1127年）三月，金兵围攻汴京，导致城中疫情肆虐，死者几乎占据人口半数。

此次瘟疫具体是哪种传染病尚不清楚，但从发病季节和死亡规模推断，可能是斑疹伤寒或鼠疫等类型的疾病。

【病从口入引发瘟疫】

宋代时，除了战争因素，人类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亦成为引发疫病的重要原因，此现象在该时期愈发显著。

南宋孝宗淳熙五年八月，两浙东路宁海县（今浙江宁海）发生的疫病，起因是当地人食用了海鳅（露脊鲸），导致了疫情的爆发。

南宋《嘉定赤城志》载，台州（时属两浙东路）有海兽被称海鳅，人们争砍其肉炼油，用脊骨做臼，此后海滨居民多染疫病。

数千年前，祖先已驯化出可供人类安全食用的肉类，即家禽。随意捕食野生动物，会打破自然与社会的平衡，招致严重后果。

2003年SARS冠状病毒源自蝙蝠，经果子狸传给人类。今年新冠病毒的自然宿主，研究人员同样认为是蝙蝠。

蝙蝠为携带众多病原体的动物，能传播如冠状病毒、流感病毒、狂犬病毒及埃博拉病毒等多种病毒。

【宋朝如何防治瘟疫？】

瘟疫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爆发后对社会经济、人口平衡、军事行动及国家秩序均有重大影响，需官方与民众携手合作，共同防控。

北宋医官王维一受命编纂《新刊补注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内含手足经络图、针灸禁忌、十二经络穴位详解及四季五行针刺呼吸法。

宋朝在传统医学上成就显著，《宋史·艺文志》辑录医书超500种，尤其在针灸学、法医学、妇科学等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宋政府重视医学方书编纂，引入《太平圣惠方》等官修方书于疫病救治，严令依方配药，有效遏制疫情，并推动了中成药的发展。

疫病爆发之际，朝廷常令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御药院等派名医赴疫区巡查，依病症配药施予民众，所需费用多由官府承担，无偿供给。

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京城爆发大疫，宋仁宗下令打碎专供帝王的通天犀角，融入药物赐给疫民治温热病。此举深得史家好评，彰显其“仁”字庙号，实至名归。

宋代政府除配方赐药外，还着力阻断传染途径。《太平圣惠方》规定：若一年中老少病症相似，须回避，饮食不共用，以防一人染病，全家不安，相互传染。

神宗熙宁九年春，两浙路吴越地区遭遇旱灾与疫情，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作《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载彼时困境及越州知州赵抃为缓解灾情所施行的各项举措。

赵抃抗疫时设立“病坊”，专为收治病人而设，旨在隔离病患，阻断传染，确保疫情不扩散。

1176年春，疫情肆虐。设病坊安置无家可归的病人，招募两僧负责医药饮食，确保他们有所依靠。逝者则由专人负责随时收敛安葬。

——曾巩所著《越州赵公救灾记》一文，详细记述了赵公在越州救灾时的举措与成效，彰显了其智慧与仁心，条理清晰，令人钦佩。

另外，若救治无效死亡的患者尸体未得到及时掩埋，将加剧病毒传播。因此，宋朝政府疫情后会要求地方官或寺庙僧人处理尸体，避免疾病再次蔓延。

【医者的防疫之术】

宋代抗疫时，医者无论受官方派遣还是民间自愿，皆挺身而出，奔赴前线，全力救治病患。

疫病爆发后，他们分发药品、治疗病患，并公开药方、普及医学常识于民间。医学家们还结合救治经验，编写医书，精简名方，以便流传并为大众所接受。

宋代医者重视防疫，为民众提供多种有效防疫法，遵循《黄帝内经》“治未病”原则，强调预防胜于治疗。

北宋名医庞安时所著《伤寒总病论》，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存异。书中提及屠苏酒、辟温粉、千敷散、杀鬼丸等防疫药物，广受民众欢迎，尤其除夕夜饮屠苏，成为宋人重要年俗。

传染病始终是公共事件，需全局合作。宋代时，僧道与普通民众均积极参与防疫，各自贡献力量，共同应对。

人类文明至今，遇陌生传染病或无特效药，但能依传染病学等专业知识，制定科学防疫方案，减损控风，挽救生命。守规则，养好卫生习惯，既利他亦利己。

新冠疫情步入全面影响阶段，尚无明确缓解迹象，祈愿国内外同胞皆能安康，共度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