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下乡插队期间我们帮助了一位丧偶女人，结果惹来闲话

有句老话叫寡妇门前是非多，这虽然是一句俗语，可也对无数丧偶女性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和困扰。当年到内蒙古的一个屯子插队落户，我们北京知青因为帮扶了一位寡妇大姐，就惹来了闲话。不过，最终的结局还是不错的，我们为此也感到欣慰。

回忆起这段苦涩的青春岁月，当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的情景又像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清晰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在这里我首先要说明一下，当年我们插队落户的莫旗曾经有一段时间划归到了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我离开那里时，那里还属于黑龙江省。所以，至今我还有一个疑问，我插队落户的地方到底该是黑龙江还是内蒙古？我总觉得不好回答，因为当时这片黑土地曾经隶属两个省份自治区。

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北京的一大帮高初中毕业生是1968年8月21日到达内蒙古莫旗汉古尔河公社三合大队插队落户的。莫旗的全称就是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我们插队落户的那个大队是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朝鲜族等多个民族混居的大队，我们小队是一个汉族人居多的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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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时我们乘坐的火车到达黑龙江省讷河火车站后，我们又乘坐汽车继续前行，大约行驶了二十公里左右，就来到了美丽的嫩江江边，我们乘坐轮渡过江，江对岸不远就是我们插队落户的目的地。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内蒙古和黑龙江只有一江之隔，江东是黑龙江省，江西是内蒙古莫旗，但不知是否正确，反正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

三合大队的大队书记是汉族，人淳朴善良，他把我们景山中学的十名同学分在了同一个生产小队，张队长让我们临时住在了队部的两间破旧不堪的苫草房子里，并安排一位女社员帮我们做饭。

帮我们做饭的女社员年纪不大，看上去也就二十岁左右的年纪，高挑的身材，鹅蛋脸型，皮肤白皙，特别漂亮。张队长说她姓郭，叫郭冬梅，让我们知青喊她冬梅姐就行。

冬梅姐特别勤快，一大早就来到我们居住的队部，先到附近的牲口棚院子里挑两趟水，紧接着就生火，锅里的水还没沸腾，她就把大半盆玉米面和好了。冬梅姐贴饼子的动作特别麻溜，她贴的饼子好看又好吃，没有咸菜没有菜，我们一个人也能吃两三个黄灿灿的玉米面饼子。

莫旗的初秋，一望无际的原野一片碧绿，玉米、谷子、高粱和马铃薯长势喜人，特别是那一方水田格外引人注目，翠绿的水稻已抽穗扬花，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香，沁人心脾。那个时节正是挂锄的季节，地里没有什么要紧的农活，我们知青初来乍到，不会干农活，张队长就安排我们男知青帮饲养员打草喂牲口，学习放羊，清理马粪和牛羊粪。女知青就到菜地拔草施肥，干一些轻松的农活。

收工回到住处，有时冬梅姐还没做好饭，我们就帮她烧火，帮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每次我们帮忙，冬梅姐都很感激，她总会说一些感谢之类的客气话。

记得是我们来到莫旗不久，一天上午收工回来，只见队部院子里有一个小男孩在自己玩，我们放下农具，就逗他玩。

原来，那个小男孩是冬梅姐的儿子，叫李根生，刚满两周岁。李根生一直由奶奶照顾，那天李根生的奶奶生病了，冬梅姐只好带着根生来给我们知青做饭。那时我们才知道了冬梅姐家的情况，她是个苦命的女人，李根生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起初我们以为冬梅姐是个姑娘，谁也没想到她已经是一个两岁男孩的妈妈了。原来，郭冬梅当年已经二十四岁了，她是二十一岁那年结的婚。结婚不到一年，郭冬梅的男人跟着他父亲去江岔子抓鱼，不幸被卷入湍急的江水中，他父亲救子心切，不顾个人安危游到江水中救人，结果父子俩都溺水身亡，当时郭冬梅已怀孕八个多月。

郭冬梅的公公叫李广元，三代单传，他生了四个闺女后才生下了一个儿子，结果又和儿子一起溺亡了，李根生成了他老李家的一根独苗，李根生的奶奶特别疼爱这个孙子，晚上睡觉都是她搂着小根生睡觉。

知道了冬梅姐家的情况后，我们知青都很同情冬梅姐，她婆婆生病那几天，我们尽量自己做饭，让她在家照看孩子，伺候婆婆。直到秋收开始的时候，冬梅姐才不帮我们知青做饭了，她也要下地参加秋收劳动。因为秋收时节是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队里劳动力不足，就连冬梅姐的婆婆都要带着孩子下地干一些轻松的农活。

那年秋后，队里给我知青盖了四间苫草房，成立了知青点，我们知青就搬到知青点居住了。新建的知青点离冬梅姐家很近，有时吃过晚饭没啥事了，冬梅姐就带着根生到我们知青点来玩，帮我们腌咸菜，帮我们渍酸菜，帮我们缝补衣服，帮我们钉纽扣，也教女知青学习做针线活，我们知青都把冬梅姐当成了亲姐姐，小根生也管我们男知青叫舅舅，管女知青叫姨，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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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就到了1976年春天，我们知青点的四名女生全都被抽调到县知青办协助县里（旗里）搞基本路线教育去了。随后又有三名男生招工到国营单位工作，我们知青点还剩下了三名男生。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四五岁的大男人了，有一名男生还跟当地的一名汉族姑娘谈起了恋爱，结果无疾而终。

那年8月初，大田没什么农活了，水田和菜地也没啥要紧的事情，按照惯例，队长又给社员放了十天假，让社员们去草甸子打草储备烧柴。那时我们插队的地方没有煤炭，又远离林区，社员们一年四季的烧柴一半来源于庄稼秸秆，一半来源于草甸子上的野草。每年打草的时候，我们知青都会帮冬梅姐家打一些柴草。打草是力气活，冬梅姐虽然也能打草，可我都不忍心看着她一个女人遭这份罪，因为草甸子上很少见到女人打草。

我们帮冬梅姐打草，她自然就会做一些好吃的犒劳我们。每天我们在冬梅姐家吃过晚饭，都会教根生识字认字，有时很晚了才回知青点。渐渐地，屯子里就有了闲话，说冬梅姐和北京知青狗扯羊皮了，说我们北京知青不自重，年纪轻轻的大小伙子，咋能天天跟一个寡妇混在一起，简直是太不像话了。还有一些特别难听的话，简直没法说出口。

自从屯子里有了这样的闲话，冬梅姐就不让我们帮她了，她说她是个寡妇，谁爱说啥就说啥，她不在乎。可我们都是知青，是有文化的人，是没结婚的小伙子，她不能让我们跟着受牵连，更不能毁了我们的名誉。

尽管屯子里有个别爱嚼舌根的人捕风捉影传闲话，尽管冬梅姐不让我们帮她，可我们还是不忍心看着一个女人去场院往家背口粮。队里分口粮的时候，我们照样帮她把口粮送回家，队里分的秸秆，我们也帮她拉回家码成垛。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身正不怕影子斜，谁爱说啥就说啥吧。

有一天屯子里的两个大嫂又在说闲话，说冬梅姐怀了我们知青的孩子，去县医院刮了胎，这话偏偏被冬梅姐听到了，那天她回到家，一个人在屋里哭了很久，根生叫我们去劝说，我们越劝，她哭得越伤心。

到了这种程度，我们也不敢轻易帮冬梅姐了，不是我们怕那些毫无来由的风言风语，我们是担心给冬梅姐带来更多的烦恼和痛苦。

我们队有一个叫张来运的人，他是个孤儿，到了三十岁还没找上对象。张来运读过两年书，人很勤劳也很淳朴。有一天我和他一起去公社交公粮，回来的路上，他递给我一支烟，笑着对我说：“我最信服你们北京知青，你们可都是好人，屯子里那几个长舌妇就是爱嚼舌根子，净胡说八道，有些话你们别往心里去，咱屯子里的老少爷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都夸你们心眼好，乐于帮助人……”

那天交公粮回来，我几乎一夜未合眼，我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想当回媒婆，我想把张来运和冬梅姐撮合在一起。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崔永革和王梓翔，他俩也赞同我的这个想法。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三人一起去了冬梅姐家，当着冬梅姐和她婆婆的面，我们说出了这个想法。认识了这么多年，我们那是第一次看到冬梅姐脸红。愣怔了老半天，冬梅姐的婆婆难为情地说道：“我家有两个累赘（她指的是她本人和孙子），人家是没结过婚的，怕人家不愿意……”

冬梅姐没表态，她既然不反对，就应该是没意见的意思。我们仨啥也没说，直奔张来运家。

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张来运吭哧了半天，红着脸说：“只要她（冬梅姐）没意见，我就没意见，去她家住来我家住都行，我听她的。她的孩子我疼，她的婆婆我养，我说到做到。”

一切比预想得还要顺利，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圆满一些，我们又去了张队长家，请他来当介绍人。张队长很高兴，他拍着脑瓜子说：“哎呀！这眼皮子底下的好事，我咋就没想到呢。”

就这样，可怜的冬梅姐总算有人疼有人帮了，屯子里再也不会有闲话了。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时隔九年，我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幸亏插队期间我没放弃学习，还自学了高中课程。有句话叫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我深信不疑。

离开莫旗以后，我只给张队长写过两封信，后来因为学业繁重，也就很少写信了。

2017年春天，我和崔永革、王梓翔三人一起重返第二故乡回到了莫旗，到了那里才知道，张队长早就去世了，冬梅姐和张来运也进城生活了，他们的儿子李根生和女儿张小英都在旗里工作，生活得很好。

见到冬梅姐时，她拉着我们三人的手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张来运忙着给我们让座，给我们端水，眼睛里也浸满了泪水。第一时间，李根生就从单位赶回家来，冬梅姐眼含泪水对李根生说：“根生，这三位都是你的舅舅，是咱家的恩人，快给舅舅跪下……”要不是我们仨拉扯住李根生，他真就给我们跪下了。那一刻，我们都流泪了。

之后的日子里，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去年秋天，冬梅姐的女儿张小英到北京来开会，给我们带来了莫旗的特产，还在饭店订餐宴请了我们，我们挺不好意思的，孩子来到了北京，我们却没能尽地主之谊。张小英说，她来北京的时候，她爸妈一再叮嘱她，一定要她在北京设宴感谢三位舅舅，父母的话她不能不听。

张小英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仨给她买的北京糕点和特产太多了，她无法随身携带，我们只好装了三个大箱子，给她寄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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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阴历的五月十九是冬梅姐八十一岁生日，我们已经约好了，五月十九日，莫旗再相聚。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林雨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