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女神节，我的名字是劳动妇女 | 于瑾晨

前言

三月八日，电商平台促销活动掀起浪潮，朋友圈的玫瑰花束悄然绽放，一场被流量和消费主义陷阱切割成“女王节”“女神节”“女生节”的狂欢拉开帷幕。一个有着深厚历史背景的传统节日却被赋予了诸多新潮的“昵称”。女王，象征精明干练；女神，寓意美貌窈窕，女生，昂扬青春活力……这种看似赞美的称呼转变实则是对“妇女节”处心积虑的解构。究其根本，是因为“妇女”一词正在被污名化与边缘化，她与鸡毛蒜皮的琐事纠缠牵扯、面对家庭压力和刻板印象无力喘息，在厨房与儿童房之间忙碌穿梭，因此变得模糊、褶皱、黯淡、难登大雅之堂。但妇女节，不应当被“去妇女化”！

01.

持帚的女子、推翻大山的力量、神坛上的牢笼

甲骨文中的妇女，是一个手持笤帚的女子形象。金文中更是出现了女性跪地持箕的模样。那时的文字映射了父系社会中逐渐被排斥在社会公共生活之外的女性形象，更是封建社会时期以传宗接代为主要任务的附属品形象；

现代汉语中将“婦女”简化为“妇女”，从“持帚”到“推翻大山”，离不开女性一代代的劳动、生产、斗争的力量，考究妇女节的发展历史，妇女节本身就是一个革命的、解放的、进步的节日。1909年3月8日的纽约街头，一万五千名制衣女工在寒风中举起“面包与玫瑰”的标语，为劳动女性争取权益，呼吁禁止使用童工；1924年3月8日，在何香凝委员的主持下，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活动在广州召开，“争取妇女解放”的口号响彻第一公园。“妇女”，一个质朴而充满力量的词汇，在历史的长廊中点燃了无数革命火种，也足以承托半部现代文明史。“国际劳动妇女节”作为灼热的时代透镜，照见性别权力结构中每一道需要被击碎的壁垒。

而今妇女形象逐渐褪色。女神，一个自带光环的神圣词汇悄然降临，商业资本将“女神”塑造成新时代骄傲与独立的女性新形象，但细观其本质，是对“妇女”一词的污名化。“女神”的神坛上，要求女性膜拜青春而非敬重岁月；装饰橱窗而非打破桎梏；追求物质与金钱堆积出的虚幻加冕，而非脚踏实地的劳动与文化积累的自信。它将百年前禁锢女性的裹足布，紧紧地勒在女孩的A4腰和女团腿上。这样的快乐，是消费主义的快乐，是商业资本的快乐，是社会刻板印象的快乐，而非妇女的快乐。

02.

粉红色的女生节，错误定义的十四岁

妇女节这天，我们被普及最多的法律条文或许是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对妇女年龄的界定，即“已满十四周岁的女性”可称为妇女。但该条文只是从刑法学角度对于女性性同意年龄的界定，而非限定节日的准入门槛；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也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此处的“妇女”与“男子”对应，指代全年龄段的女性，旨在保障所有女性免受歧视，可见法律关于妇女的定义，是对女性性权力、身体自主权与基础教育权的保障，是斩向权利剥夺的利剑，却被冰冷地解读为衡量身份的标尺，划出了女性代际传承的鸿沟。

消费主义将妇女节异化为成熟女性、已婚女性的节日，用口红与抗衰精华包装“女王”的精美礼盒，又用“3月7日女生节”的粉色谎言将少女放逐到妇女节的界碑之外。纽约街头裸露着伤口，大声抗议童工剥削的女性力量便在“女生节”的狂欢中逐渐为人所遗忘。

将女性割裂、绑定、贴满标签，不再思考女性身份的多样性，罔顾女童、青少年、成年女性都是性别权利的需求者和实践者，但十四周岁以下女孩的校园性骚扰、受教育权剥夺、童工与童婚困境，那些少女们抗争来的权利和尚未解决的难题，仍然值得在妇女节被反复提及。

03.

法律，妇女运动的正义维度

从1908年纽约女工争取《公平劳动标准法》的街头抗争，到2023年中国新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增加性别歧视投诉机制的突破，法律始终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战场。当“女神节”用消费幻觉遮蔽法律赋予的实然权利，我们更需要铭记：1924年何香凝们焚烧缠足布的火光，不仅照亮了身体解放之路，更点燃了用法律武器争取性别平等的永恒斗争。我们需要记住那些在流水线上默诵劳动法的女工，在法庭上为平等就业权努力的身影——因为真正的女性解放，从来不是电商平台的限时狂欢，而是写在法律条文中的永恒权利，更是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正义刻度。

愿我们都能拒绝资本的温柔刀法，跳出刻板与凝视的甜蜜陷阱，不执着于女神的灿烂新装。祝天下女性妇女节快乐！

于瑾晨

专职律师

教育背景

法学学士、教育学（应用心理学）学士

专业领域

劳动争议、借贷、婚姻家事、合同纠纷等民事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