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儿子进国际学校后：从宝马X5到滴滴专车的阶级滑落实录

口述：上海徐先生

2016年秋天的上海带着一丝黄浦江的潮气，我攥着惠灵顿国际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站在陆家嘴国金中心56层的办公室，落地窗外是蜿蜒的江景和蚂蚁般蠕动的车流。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宝马X5钥匙上的蓝天白云标，那是我上个月刚提的车，销售顾问说这是“中产精英的标配”。妻子在电话里哭得断断续续：“……小杰班主任说他的英语词汇量比同龄人落后30%，现在转学还来得及……”玻璃幕墙映出我阿玛尼西装上的褶皱，像极了我们此刻千疮百孔的教育焦虑。

第一次踏进惠灵顿招生办是在重阳节后的第三个雨天。招生顾问Lily的香奈儿粗花呢外套下摆沾着星巴克榛果拿铁的污渍，iPad屏幕上是精心制作的PPT：“您看，这是我们去年考入牛津的Peter，他父亲是红杉资本的合伙人。”她手腕上的梵克雅宝手链随着滑动屏幕的动作叮当作响，“当然我们更看重家长的教育理念契合度。”当她说出“契合度”三个字时，目光扫过我公文包上略微脱线的万宝龙logo。

所谓的“候补名单”是场精密设计的饥饿游戏。缴纳30万诚意金的当晚，我收到Lily的微信语音：“徐先生运气真好！刚好有家长移民空出学位，不过需要三天内签正式合同。”凌晨两点的书房里，台灯照在《入学协议》附则第17条的小字上：“若因家庭财务状况导致退学，需支付已发生学费总额的20%作为学位占用补偿金。”窗外的霓虹灯牌在雨幕中晕染成团，像极了合同上鲜红的校徽印章。

小杰入学后第二个月，我在家长群见识了什么叫“精英教育的通货膨胀”。开学典礼的捐款名录里，王家父母认捐的“未来科学家实验室”标价80万，李家认购的“伊顿公学交换生基金”50万，最便宜的“图书馆冠名座椅”也要3万一个。妻子在美容院边给客人打水光针边给我发微信：“马术课老师说小杰的护腿太廉价，容易惊到荷兰温血马。”那套6800元的定制护具，抵得上我老家表弟三个月的工资。

真正的转折藏在2020年春天的空气里。当我在虹桥机场贵宾厅签下第17份对赌协议时，口罩内侧的湿热水汽让签字笔不断打滑。外资投行的撤离速度比黄浦江退潮还快，团队里12张工牌转眼剩下3张。妻子在视频里展示空荡荡的美容院：“静安的阔太太们连1980元的补水套餐都嫌贵，倒是小杰学校催缴下学期的NASA太空探索课程费，28万。”那天我站在公司落地窗前，看着陆家嘴天桥上游人举着手机拍摄熄灯的摩根士丹利招牌，突然想起合同里那个可怕的数字——教育贷余额217万。

教育贷是裹着糖衣的砒霜。当初Lily推荐的“低息分期”在美联储加息的镰刀下现出原形，4.5%的利率像被注水的猪肉，半年内涨到9.8%。银行客户经理老陈来公司拜访时，手指在古北房产证上敲出密集的节奏：“徐总，现在触发强制平仓线了，您看是补缴189万保证金，还是走法拍流程？”茶水间的咖啡机发出空洞的轰鸣声，我想起上个月家长群里王太太转让的IB课程包——标价38万的课程包，最后3万块卖给了一个东莞皮革厂老板。

退学那天的惠灵顿礼堂冷得像停尸房。校长递来的不是挽留协议，而是《学位占用补偿确认书》，纸张摩擦的沙沙声让我想起小时候在田里割稻子的声响。“根据合同第17条，您需要支付49万补偿金。”他的牛津腔在空旷的礼堂里产生细微的回音，“当然我们理解疫情对家庭财务的冲击。”我盯着他袖口的铂金袖扣，突然意识到这所学校的建筑设计师和伦敦某私立监狱是同一人。

卖掉X5的那天，4S店的评估师用漆膜仪划过车门，仪器上的数字跳得比心电图还惊心动魄。“128万落地的车，现在二手行情59万。”他的目光扫过后备箱里还没来得及撕掉的惠灵顿车贴，“现在国际学校家长都换仰望U8了，这种燃油车……”话没说完就被手机铃声打断，来电显示是某教育贷催收公司。买主是家长群里的李太太，她丈夫刚收购了我前司的私募部门，微信转账时附带一句：“徐先生，我们家司机正好缺辆买菜车。”

开滴滴的第一个雨夜，我在浦东机场接到穿惠灵顿校服的母女。小女孩摆弄着镶钻的儿童手表问：“叔叔，你孩子也在惠灵顿吗？”车载音响正播放《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是小杰转入菜场小学后学会的第一首中文歌。后视镜里，女人刷着手机突然惊呼：“哎呀，张梓轩妈妈刚晒了斯坦福夏校offer！”我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想起上周小杰用滴滴司机端帮我计算接单路线时说的话：“爸爸，数学老师夸我算术快，比IB课程实用多了。”

上个月经过陆家嘴，当年的下属从U8车窗里探出头喊“徐总”。副驾上的女人正在训斥孩子：“你再不考进惠灵顿前10%，就别想参加巴黎时装周！”我低头看了眼滴滴订单，14.7公里车程预估收入32.8元，恰好是当年惠灵顿家长群一个红包的金额。天桥广告牌上的国际学校海报正在更换，工人悬在半空刷上新标语：“培养未来领袖”，底下被覆盖的旧广告还露着半截字——“年投入百万起”。

如今在滴滴司机休息站充电时，我常和开蔚来的老王聊天。他以前是平和双语学校的数学老师，现在专门接豪宅区的育儿嫂单子。“见过太多家长把学区房换成教育贷，最后连钟点工钱都付不起。”他说着掰开冷掉的包子，“有个家长退学时发现，学校连餐费都要收5%的违约金。”我们头顶的显示屏滚动着实时订单，那些通往惠灵顿、包玉刚、协和的行程，在系统里不过是一串串待分配的数字编码。

上周载客去虹桥机场，后座的女人突然递来名片：“徐先生是吧？我们基金正在收购教育贷坏账。”她的Gucci墨镜映出我泛白的鬓角，“您儿子的债我们三折收，还能送他进苏州某国际学校……”我猛踩刹车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仪表盘上的里程数定格在57689公里——正好是当年从我家到惠灵顿的往返总里程。

雨刷器刮蹭玻璃的声响里，我突然看清这场游戏的规则。国际学校是台精准的阶级分离器，用IB课程和NASA项目当滤网，把伪中产筛进消费贷的绞肉机。那些在家长群里晒马术证书和斯坦福夏校的家长，不过是在给教育资本化添砖加瓦。如果重来一次，我大概会带小杰去崇明岛看萤火虫，告诉他发光的不止有陆家嘴的霓虹，还有稻田里真正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