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民营经济“六维度”探究可否再进一步？——我的六点思考与建议

常修泽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以下观点整理自常修泽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99期）上的发言

本文字数：3991字

阅读时间：10分钟

现在《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已进入二审阶段。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了内部审议会议，预计后续在“两会”期间会有更深入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战略问题，十分重要。这里我提几点自己的几点思考与建议，题目为《民营经济“六维度”探究可否再进一步？》，供讨论参考。

一、“战略立意”：可否再“高”一点？——不仅从中国国内“软肋”切入，而且从应对国际新变局高度思考与把握

研究民营经济发展，首先要立足于国内现实，特别是从“问题”出发。前一段，我们对国内存在的几个“软肋”，例如，预期不稳、 信心不足 、经济放缓、 失业较重 、部分资本外流等，作了论述，不再重复。

今天，我要补充的是，我们的“立意”，是否再“高”一点？——不仅从中国国内“软肋”切入，而且从应对“国际新变局”高度思考和把握。研究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特别是大国战略利益“”移向亚太“的新局势下，我们怎么办？

应对1 ：“保”，即保障国家的平安发展。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正是基于“保平安”的底层逻辑，昨日高层开会讨论“平安中国”，值得重视。

在新的国际条件下，国家平安发展的基点在哪里？我认为，最根本的“伟力之基础在民众之中”。无论未来面临何种情况（包括机遇或风险），都应“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

基于此，我建议明确提出：“人，不分体制；企，不分公、私”，应从全民族凝聚这一层面思考民营经济的发展战略，将其作为国家保平安的重要基础之一。

应对2：进，在国际层面，中国不仅要坚守既有成果，还需积极进取，特别是在新的国际变局下，中国应学习做一个“新秩序制定的参与者”。昨晚电视播放的“2.28白宫争吵”事件，引发了我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思虑。

当前，正处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调整之中，中国作为“国际新秩序的参与者”之一，如何积极融入并发挥作用？是亟待谋划的问题。民营经济作为人类共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新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中国致力于成为新秩序的参与者，我建议，将民营经济问题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挂钩”，这可能具有现实意义。

应对3：创：即创新并彰显民营经济的威力。

去年我四下杭州，了解到那里有“六小龙”，包括宇树科技”、“游戏科学”、“强脑科技”、“云深处”、“群核科技”，特别是Deepseek（“深度求索”)。这些创新探索给我深刻启迪。今年1月上旬，应《浙江日报》访谈，基于调研我提出“创新三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建议全省推广‘求索模式’”（1月13日《浙江日报》公开发表，下图）。

未想到，春节（1月29日）期间，民营企业Deepseek（“深度求索”）火爆全球。这不仅是中国科技界的“技术创新”事件，而且，也是中国民营经济界“制度创新”的光荣与骄傲，它为我们确立民营经济战略提供了新的启示。

总之，以“保”、“进”、“创”应对全球变局，可否再从这一高度，来确立民营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

二、“历程总结”：是否再“长”一点？不仅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而且反思建政以来

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的规律总结，我建议将“时间跨度”拉得更长一些，不限于1978改革开放以来的阶段，还应反思自1949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整个历史进程，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近年（例如2021、2022年），社会上出现了某些贬斥民营经济的言论和侵害民企产权的行为，引起人们忧虑。2020年5月，我在北京一报告中，对社会讲了一句：“不要吃着民营经济的饭，还要砸民营经济的锅”，后被摘出传到网上（见下图）。

此后，我进山区继续静悟，什么时候强调“吃民营经济的饭”？什么时候又“砸民营经济的锅”？试图挖掘其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强调“吃民营经济的饭”：一是，建政初期：《共同纲领》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其中，三个半是民营经济。二是60年代“三年困难、经济调整”时期。三是，因“文革”导致“国民经济崩溃边缘”后的改革开放初期，都是“饿”的时候，讲“吃饭”。

什么时候又“砸民营经济的锅”？1958年，搞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但砸了民营经济体制的锅，而且砸了老百姓的铁锅；更严重的，十年“文革”时期，大家都知道的。这种遭遇，是否与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时期有关？

理一理头绪：是否“饿”的时候讲“吃饭”；吃饱“撑”得头脑发胀的时候，就去“砸锅”？从路线看，是否正确的时候讲“吃饭”；错误（特别是左倾）的时候，就去“砸锅”？民营经济实际是一块“试金石”，“见一斑而窥全豹”，历史与现实都表明这一点。

三、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定位”：是否再“深”一点？不仅讲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既然是“制度的内在要素”，与执政的“经济基础”有什么内在联系?

2018年时领导人就讲民营经济“五、六、七、八、九”，即贡献超过50%的税收、创造了60%的GDP、贡献70%的创新成果以及提供80%的城镇劳动就业、90%的企业数量占比。七年过去，比重数据时多少了 ？2024年未找全对应的数据，但从有关部门数据看，比重明显上升，特别是在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93%，尤其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更超过94% 。

面对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素”如此增长的格局，我们是否研究一下“内在要素”与执政的“经济基础”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

我在《包容性改革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书中，曾尝试提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它们都应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第220页）

十二年过去了，现在需要讨论：我们的执政经济基础，是宽一点好，还是窄一点好？是厚一些好，还是薄一些好？希望进一步广泛讨论。

四、“产权内涵”把握:是否再更”广”一点，不仅把握企业产权（股、债权等），而且把握“广义产权”，其内涵与外延是否可以进一步拓展？

我在《广义产权论》（2009）一书中，提出“广义产权”要义有三：

一是“广领域”：不仅包括企业内部的产权，还应涵盖企业外部的各类产权，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七大要素：土地、资本、知识、技术、劳动力、管理、数据等。我的观点：有产权的不都是要素（如消费品），但”所有要素都有产权“。

二是“多权能”：把产权等同于所有权是狭义的，产权不仅包括所有权，还涵盖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等“一整套权利体系”。例如，与农村民营企业相关的的耕地，就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农民的宅基地也有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三权；农房更有所有权与使用权。现在，农房和宅基地的所有权不得转让或出售，农地的承包权也不允许流转，但农房的使用权和宅基地资格权的使用权是否可以流转呢？这些都是民众极为关心的问题。

三是”四制度联动“。产权制度的保护，不应仅局限于最终的产权保护环节，而应实把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四个制度整合一起联动。

与“广义产权”相联系，在把握现代产权制度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关系时，是否可以进一步拓展其”关系“内涵？我认为，现代产权制度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而且是中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大基石”。邓小平同志曾强调”各方面体制更加成熟“，其所指并非仅限于经济体制，而是涵盖更广泛的“五位一体”的体制范畴。“各方面”的“各”不是“小各”，而是“大各”，应从更宏观的层面进行把握。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人格权”，包括对民营企业家而言，必须落到实处。

五、对企业家群体：是否再给力一点?不仅讲“弘扬企业家精神”，而且要建立中国的管理要素（企业家）市场，建议改变至今回避企业家市场的做法。

对于“企业家精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有专门论述（它涵盖国有和民营企业）。如何将这种精神落实到具体的市场中。目前，相关文件材料有意回避“管理要素市场“（即企业家市场），这需要进一步研究。针对此，去年出版的新著《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大纲》一书，本人专门写了第十一章《不可或缺的管理要素市场》，强调“不可或缺”。中国需要一个健全的管理要素市场来支持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希望相关文件能够补充和明确“管理要素”的内容。

六、“法度”：是否再”明确”一点,不仅在当前，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 如何“立法”，去掉人们头上的那把“悬剑”？

我在地方和企业调研中发现，一些企业家“定心丸”虽然吃了七八颗，但现在还是有些不太定神，关键在于对“消灭私有制”有误解，以至于头上悬着这把“剑”。

对《共产党宣言》“消灭私有制”必须要澄清三点：

第一点，《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话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问题是，马恩是“从什么意义上说”的？这个前提十分重要，现在不少人只引后半句，不引前半句，断章取义。建议相关方面和理论研究者讲清“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真正含义。

第二《宣言》要消灭的是什么私有制？原话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讲的是很清楚的，不是现代的“人民的私有制”，这两者不应混为一谈。

第三，什么社会？它指的是未来（多少年后）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一种设想），不是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社会，更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基于此：呼唤法治。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少数恶意宣扬并践行“消灭私有制”的，怎么办？要不要在“立法”上做出明确规定？希望能考虑。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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