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江苏的重大发现，推翻《明史》百年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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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鹤声（1901年5月19日—1989年4月20日），原名松表，字萼荪，号鹤皋，后改号萼荪。浙江诸暨人，著名史学家、文献学家。他专长于中国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及中西交通史研究，对郑和下西洋研究有特殊的贡献。

郑鹤声

1920年，郑鹤声考入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前身）文史地部，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徵、地理学家竺可桢。1925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先后在云南高等师范学校、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任讲师、教官和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郑鹤声一直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是20世纪50年代全国赫赫有名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八大教授之一。他历任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中西方交通史研究室名誉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史哲》编委会委员等职，曾任政协山东省第二至五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委员。1989年4月20日，郑鹤声在济南病逝。

山东大学

郑鹤声长期在南京投身学术与文献整理工作，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期间，他先后就职于南京教育部编审处、国立编译馆、国史馆，担任常任编审、纂修兼史料处处长等职务，深度参与国家历史文献的编纂与整理，由此奠定了他在文献考据与历史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南京解放后，他继续在南京史料整理处担任研究员，直至1951年调任山东大学教授。这段经历奠定了他在文献考据与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明宣德六年（1431年）春，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开航前夕，主持修缮了刘家港天妃宫，并刻石树碑，将碑镶嵌于天妃宫墙壁内，此碑即《娄东刘家港通番事迹碑》，可惜后来该碑下落不明。郑鹤声先生从明嘉靖时人钱谷编《吴都文粹续集》中发现了此碑文字，1935年10月25日的《大公报史地周刊》57期整版刊载了郑鹤声写的《从新史料考证郑和下西洋事之年岁》一文，正是在此文中，他首次将《娄东刘家港通番事迹碑》的碑文字完整公之于众。

文中指出：将《通番事迹记》碑文与《明史》"成祖本纪"、"郑和传"、"外国传"等相较，其出使年岁大有歧义。据（郑和）自述，第一次出使为永乐三年至五年，第二次为五年至七年，第三次为七年至九年，第四次为十二年至十三年，第五次为十五年，第六次为十九年，第七次为宣德五年。

而《明史》记载，第一次为永乐三年六月至五年九月，第二次为六年九月至九年六月，第三次为十年十一月至十三年七月，第四次为十四年冬至十七年七月，第五次为十九年春至二十年八月，第六次为二十二年正月，第七次为宣德五年。两相比较，仅首末两次相同，其间自述第二、三两次往返年岁，包括于《明史》第二次内，《明史》第五、六两次往返年岁，又包括于自述第五次内。概因《明史》漏列自述第二、三次之年岁，而自述又不计算《明史》所载第六次在内也。此外，其他各次亦有出入。此等郑氏自述之文字，当为第一等直接史料，相较于间接记录的史料，可信度显然更高。据此足以考证其他记录之谬误，意义非凡。

郑鹤声通过对比考证，将碑文所记郑和出使年岁与次数等内容，与《明史》成祖本纪、郑和本传等其他文献记载进行对比，发现差异显著。鉴于此碑为郑和亲自刊记，他认为其可信度更高，进而以碑文为依据，纠正了《明史》中关于郑和下西洋年代的记载错误，改写了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的认知，成为学术界的重大突破。

郑鹤声为深入研究，不仅广泛查阅文献，还开展了大量实地考察。他常常前往马府街探寻郑和故居，到三山街走访郑和奏请建的礼拜寺，赴下关天妃宫、静海寺等地搜集郑和下西洋故事及遗迹，又前往江苏省太仓县考察刘家港郑和航海故迹等。

他还在南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太仓图书馆和福建省立图书馆搜集各种史籍中所载郑和下西洋文字资料，托人向各处摘抄有关文献资料，又亲自入云南采访郑和家世资料。

经过十余年的搜集采访，郑鹤声获得了丰富的郑和下西洋史料，包括对《通番事迹记》碑文的深入研究成果。他依据这些资料，撰写了一系列郑和研究论文，在40年代中期出版了《郑和》与《郑和遗事汇编》两本专著。其中《郑和》一书在1945年获重庆教育部学术奖金。1984年，黄慧珍、薛金度在《郑和研究八十年》一文中指出：《郑和》《郑和遗事汇编》，是四十年代郑和研究的重要著作之一。

另外，郑鹤声还于1936年在南京静海寺发现记录郑和出使西洋的残碑，虽该碑毁于抗战时期，但其拓片和研究为后续学者提供了珍贵资料。

1936年春，他研究郑和下西洋史料，多次实地考察。在探访南京静海寺时，他在寺西侧厨房壁间发现了一块残缺不全的碑刻。由于碑身残破，寺僧也不知它是何时被嵌在那里的。郑鹤声拓得碑文148字，其中有“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等记载，从碑文语气推测，学术界猜测此碑可能为郑和所立。

记录郑和出使西洋的残碑

1937年冬，日军进攻南京，静海寺大半被毁。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鹤声旧地重访，寻觅遗碑，却遍寻不得，深感惋惜。据推测，该碑可能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炸毁。

此碑对郑和宝船规模作了探讨，其发现对郑和下西洋研究意义重大。部分学者依据《静海寺碑》记载，对《明史》中“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说法提出疑问，认为二千料海船仅是长十余丈、宽三丈左右的小船，与传统认知中的巨大宝船形象不同，使得郑和下西洋“宝船”究竟有多大的争论愈发激烈。

南京静海寺

郑鹤声的儿子郑一钧先生继承父业，继续从事郑和研究。据他介绍，1936年，时任国立编译馆人文室主任的郑鹤声先生在静海寺发现了镶嵌在厨房墙壁上的《郑和残碑》。当时就拓印了一张，不久又对拓片拍了照片。80年代郑一钧在整理出版《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时将这张照片列在前页，《静海寺郑和残碑》因此再度进入公众视野。

图为作者与郑一钧先生合影

然而，这张照片所呈现的并不是残碑的全部内容。郑一钧在整理父亲当年的部分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份他父亲当时在发现残碑的现场记录下的残碑内容。他对照照片后发现，这比照片上的字多了很多。经过研读，郑一钧先生发现这多出来的文字主要集中在碑文前部，是一些称颂明王朝功德的谀辞。郑一钧表示这份现场记录至今没有公布，仍在他手中。就在郑鹤声先生发现残碑后不久，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时，南京形势急转直下。郑鹤声踏上漫漫的西迁之路，除随身携带了部分资料外，忍痛将大部分书籍资料留在了天山路45号的南京家中。

这张珍贵的拓片究竟是被郑鹤声带在身边，还是留在了南京呢？郑一钧也无法确定。但无论如何，这张拓片注定命运多舛。郑鹤声随身携带的行李被一位同行友人不慎遗失，而留在南京的书籍资料也是历经磨难，新中国成立后被运回郑鹤声工作的山东大学时，仅余5万余件。这些资料如今依旧静静地堆放在济南，郑一钧至今也没有看过拓片原件，他期望能在这些资料中发现它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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