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不缺钱，乾隆为何还要大收议罪银

很多人都清楚，“议罪银制度”是乾隆朝的一大恶法。那么这个把皇权玩到极致的纯皇帝，为何要在清廷年均结余六千万两的情况下，推出这项祸国弊政呢？

首先，这种以钱财抵罪、赎罪的制度并不是乾隆首创的。

按照《尚书·舜典》的记载，早在商汤时期，朝廷就已经允许部分人犯以财抵罪了，即“金作赎刑”。秦汉时期这种制度不仅未被取消，皇帝们还常以诏令的方式让其“惠”及全国，甚至包括死刑。

到了隋唐这种赎罪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例如《唐律疏议》里就详细规定了什么人、什么罪（除十恶之外，理论上五刑均可赎买）可以通过赎买的方式减刑或免罪，以及相关标准。

杂犯死罪并徒流迁徙笞杖等刑，悉照今定赎罪条例科断。编写成书，刊布中外，使臣民知所遵守。
注：“杂犯死罪”是指除十恶、盗抢、贪赃等严重罪行之外的死罪。
《御制大明律序》

就连视官员、士绅们如仇雠的明太祖朱元璋，也网开一面立法允许他们赎命赎罪，而且不仅可以用钱，也可以用物资抵罪。《在京罚运则例》就从“杖一十”到“死罪”逐级详细规定了赎刑所需的砖、石、灰、炭、米等等的数量。

注：洪武朝因大规模建设的需要，赎罪多收砖、石、灰等建材。永乐朝开始偏重罚米，宣德朝通过《纳米赎罪例》将其固化直至万历朝转向罚银。

这种“弊政”两千多年来不仅一直被用，而且历朝历代也都心照不宣得不去核查赎罪财物的来源。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古代那种低生产和管理能力的环境下，它是正税之外为数不多的开源手段之一。可以说皇帝们都爱用，区别只是应用的范围和程度罢了。

其次，议罪银制度并不是什么罪都可以赎。

乾隆不是个糊涂皇帝，他心里很清楚这种以钱赎罪的制度对律法以及皇朝统治的危害。所以从出台（乾隆二十八年）开始，就和之前各朝一样明确规定十恶、贪赃、枉法等罪行不适用。

例如，乾隆三十一年，山西巡抚和其衷因贪污和亏空，斩首；乾隆三十二年，湖南巡抚李因培因亏空，赐自尽；乾隆三十三年，高恒（皇贵妃高佳氏的弟弟）因两淮盐政任上的贪腐，绞刑 ……

乾隆四十六年的“王亶望案”，不仅陕甘总督勒尔谨、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浙江巡抚王亶望被斩首，还有五十多名涉案官员被一并处死。

相对来说只有一些可判可不判的轻罪，乾隆才会允许适用议罪银条款。

乾隆二十八年，苏州织造萨载违制向果亲王弘曕出售蟒袍（弘曕有资格穿但购买需先向朝廷报备）。案发后萨载认罪请罚，乾隆命其缴纳罚银一万两。

乾隆三十三年高恒贪腐案发后，他的堂兄湖广总督高晋虽未涉罪，但因亲属关系他以“失察”自请革职，乾隆命其自行议银赎罪（两万两）。除此之外，还有河南巡抚何裕成因香灰弄脏奏折，涉大不敬之罪罚银一万两 ……

罪行比较严重的案子，一是广东巡抚德保为父修坟逾制，被议银七万两。另一件是漕运大臣张万选失职（未按时筹齐运粮船只），缴纳白银三万两抵罪。

所以乾隆推出议罪银的本意，并不是一些朋友认为的只要给他钱就随便贪腐，而是在律法的基础上加重处罚。毕竟清朝官员的官俸并不高（不算养廉银一品官员的年俸为白银360两、米360斛），而议罪银起征就是一万两。

最后，议罪银的“罪”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乾隆。

有学者进行过统计，从乾隆二十八年至四十五年，这十八年里乾隆一共就收了10笔议罪银，合计不到白银四十万两，但是乾隆四十五年情况开始变了。

由于长时间的四海升平，乾隆的心思逐渐从经营盛世转为满足个人享乐，由此皇帝的个人开支也持续并大幅度增长。但受限于祖制以及登基之初的承诺“永不加赋”，怎么填补这个资金缺口呢？

乾隆的方法是提拔理财能手和珅并把大清的钱袋子交他手里，至乾隆四十五年和珅不仅就任内务府总管大臣还兼任户部尚书。

为了在不影响户部收支的前提下给皇帝增收，和珅把议罪银由单一罚款变成了乾隆的投资基金。简单来说就是把收缴上来的议罪银变成活钱，拿出去经营商铺、借贷等等。在和珅的主持下军机处开了《密记档》，专门统计议罪银的收支情况，每三个月向皇帝汇报一次。

这样一来乾隆看待议罪银的态度就变了，因为基础资金越大，每年收益才可能更高。所以在官员犯错后，乾隆就越来越倾向于要求官员以银赎罪，也越来越倾向于更高的罚银。

例如乾隆四十七年，由于盐商连续两年未奏请预提盐引，两淮盐政收入下滑。盐政伊龄阿以办事不利，自请罚银一万两。乾隆觉得太少，回复他“激发天良，自行切实议罪”，最后议定以白银十万两赎罪。

注：盐引是朝廷发放给盐商的销售凭证（每引225斤），乾隆朝初期由于人口以及市场的增长，朝廷每年发放的定额盐引不够使用，盐商们就会申请预提（增加额度）。乾隆朝后期由于对盐商的盘剥过于严苛，导致盐商运营成本大增以致私盐泛滥，进而导致朝廷官盐市场开始萎缩，盐业收入也持续下滑。

此时的乾隆未变糊涂，也仍然清楚“以钱赎罪”的危害，但他也会自欺欺人。官员们为了迎合皇帝，都是在无罪时自己挑小毛病上奏请罚。于乾隆来说，这不就没有姑息臣属罪行么？

“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乾隆在表示自己没有枉法的同时，也主动替官员们解释，他们缴纳的罚银都是自掏腰包与国体无损。

皇帝都这样表态了，官员们还能不大把掏钱孝敬君父么？至于钱从哪里来，都在不言中。

根据《密记档》的记载，从乾隆四十五年到乾隆五十八年，超过十万两的议罪银有68笔（其中最高的一笔白银37万两），十万两以下的有37笔。和前十八年相比，乾隆个人的腰包是鼓起来很多。但是这种增收是要付出代价的 -- 盛世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