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要变天？一正一副总统出招“逼宫”，哈梅内伊真的难以应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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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伊朗副总统扎里夫宣布辞职。这是伊朗政局最新的变动。扎里夫在社交媒体X上表示，他和家人遭受了严重的侮辱、诽谤和威胁，这让他经历了40年政治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有人竟然对一位高权重的副总统进行如此攻击？对于现在的伊朗来说，似乎并不意外，而且在他之前，已经有人“被下课”了。

就在前一天，3月2日，伊朗议会以182票赞成、89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解除了财政部长赫马提的职务。表面上的理由是其无法控制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但谁不知道这是保守派议员们给改革派总统佩泽希齐扬的一次沉重打击呢？这场“弹劾秀”中，议员们的表演一个比一个卖力。有的情绪激动地喊道：“人民承受不了新一轮的通胀浪潮！”还有的悲情满满地控诉：“民众买不起药品和医疗设备。”

这些指责听起来合情合理，但问题是，难道伊朗经济问题全是上任才7个月的财长一个人的责任吗？赫马提承认通胀率仍高达35%，但他解释说，里亚尔贬值主要是市场心理预期导致的，这种说法显然无法平息议员们的愤怒。这已经是近年来第三次内阁官员被弹劾，每次经济出问题，议会就要找个“替罪羊”，好像换个人就能立刻改善经济似的。

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方式，不过是伊朗政治体系内部权力斗争的表象。就在财长被解职的第二天，伊朗战略事务副总统扎里夫宣布辞职。这位前外交部长、伊核协议的主要设计师，就这样被迫离开了政治舞台。扎里夫在社交媒体上的辞职声明提到，“六个月来面临外界的侮辱、诽谤、威胁和痛苦”，还说司法总监埃杰伊“建议”他回去教书，而他“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这种“建议”和“接受”，显然是体面的政治逼宫。

表面上看，扎里夫辞职的导火索是他子女持有美国国籍的法律争议。但这个理由经不起推敲——扎里夫的孩子是在他年轻时留学美国期间出生的，这种情况在伊朗高官中并不罕见，为何偏偏现在抓住不放？真相是，扎里夫代表着伊朗与西方对话的可能性，作为2015年伊核协议的重要参与者，他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与美国的分歧。这种立场与保守派的强硬路线相左，尤其是在特朗普重返白宫、重启“极限施压”政策的敏感时刻。

事实上，这已经是扎里夫第三次提出辞职。2024年8月刚上任10天他就辞职过一次，2019年担任外长时也曾因不满革命卫队绕过外交系统安排叙利亚总统访问而抗议辞职。三进三出，扎里夫的政治生涯俨然成为伊朗内部派系斗争的晴雨表，反映了伊朗内部对如何应对美国制裁的不同看法。

今年2月4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重启“极限施压”政策，要把伊朗石油出口打压至零。但与此同时，他又表示愿意谈判新的核协议——这是典型的特朗普式“大棒加胡萝卜”策略。面对这种情况，伊朗内部出现了明显的路线之争。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月7日态度强硬，直接否定与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声称“经验证明”谈判无用，美国不可信任，这种立场符合他一贯的反美意识形态。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总统佩泽希齐扬在3月2日议会上公开承认：“我个人相信对话”，只是“我们将忠于最高领袖的立场”。这种表态在伊朗政治中极为罕见——总统公开表明自己与最高领袖有不同看法？在外人看来那是红豆吃多了——“相思”了。

佩泽希齐扬作为去年7月才上任的改革派总统，原本希望通过改善与西方关系来解除制裁，挽救经济。但现实证明，在伊朗的政治体系中，总统在核心外交和安全问题上几乎没有实权，最终决策权牢牢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这种“一套班子，两种声音”的局面，不仅让伊朗的外交政策陷入混乱，也让国际社会无法判断伊朗的真实意图。

从实用主义角度看，与美国谈判确实是解除制裁、改善经济的最直接途径，但意识形态的坚持却让这条道路变得遥不可及。当前伊朗政治危机背景，是该国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尤其是里亚尔的灾难性贬值。如果你2015年有100万美元存款，按当时汇率价值32亿里亚尔，而到现在，同样是32亿里亚尔，却只值区区3.5万美元！十年间，财富蒸发了96.5%！这种货币贬值直接导致了可怕的通货膨胀，简单说，就是你今年1月买100块钱的东西，到12月可能要花144块才能买到。药品、食品、住房价格飞涨，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伊朗原本是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才资源，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外部原因当然是美国主导的长期制裁，尤其是针对石油出口和金融系统的制裁。2018年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石油出口从每日约250万桶锐减至约70万桶，这意味着每天损失数亿美元的外汇收入！但内部原因同样不可忽视——多年来的经济结构失衡、政府管理不善以及革命卫队控制经济的弊端。伊朗经济高度依赖石油，产业单一，抗风险能力差。革命卫队把持经济大权，既阻碍了市场化改革，也导致严重腐败，效率低下。佩泽希齐扬上台后，曾希望通过外交突破来改善经济，但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这一希望几乎破灭。市场信心崩溃，资本外逃加剧，里亚尔贬值进入恶性循环。

将财长解职、逼副总统辞职的背后，其实是伊朗政治体系中改革派与保守派的长期权力斗争，这种斗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每到关键节点就会激化。佩泽希齐扬作为改革派总统，希望通过对外开放、与西方对话来改善国内经济，他任命扎里夫为副总统，就是希望借助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打开与西方对话的大门。但伊朗政治体系中的保守派力量——包括议会、司法系统和革命卫队——却视改革派的开放政策为对体制的威胁。他们担心，一旦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不仅意识形态立场难以维持，他们控制的经济利益也将受到冲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保守派，但作为体系的最高仲裁者，他需要在不同派别间保持平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允许改革派人士担任总统，却在核心政策上保持控制权。在这种体制下，总统实际上成了“背锅侠”——经济好转，功劳是体系的；经济恶化，责任是总统的。这种“甩锅”政治学在伊朗已经形成了一种怪异的政治生态。

这就像漫威电影中的“灭霸理论”——保守派认为只要把改革派的“六颗宝石”（经济、外交、内政、文化、军事、媒体）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就能打个响指，让所有问题迎刃而解。而现实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坚持解决不了伊朗面临的实际问题。随着财长被罢免和副总统辞职，佩泽希齐扬政府陷入了严重困境，短期内，他需要提名新财长人选，并让保守派议会接受，这本身就是一场艰难的政治博弈。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在里亚尔持续贬值、通胀高企的情况下稳定经济。没有外交突破，制裁无法解除；制裁不解除，经济难以恢复；经济不恢复，社会不满情绪会继续高涨，政治稳定面临挑战。这是一个死循环！对普通伊朗人来说，政治博弈带来的是日益艰难的生活，而这或许正是伊朗政治未来最大的挑战。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无法有效回应人民的基本需求时，不管其意识形态多么“正确”，都将面临合法性危机。伊朗当前的政治风暴，不过是这种深层矛盾的表面呈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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