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考古重要发现项目推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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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余姚马廊厦遗址

宁波余姚马廊厦遗址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朗霞街道马廊厦自然村西约300米处。2024年4月至8月，为配合当地经济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对拟建设地块进行考古发掘，总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

图1 马廊厦遗址全景照

该遗址堆积深度为0.3至1.6米，自上而下分为5个文化层，年代从早到晚分别为商周、汉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五个时期，共发现遗迹102处，出土小件标本1163件。

图2 2024YMF2Q1(东向西侧视)

商周时期遗迹以灰坑为主，还有1座墓葬。遗物以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为主。印纹硬陶以陶罐为大宗，基本囊括同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硬陶纹饰类型；原始青瓷以瓷碗、瓷杯为大宗，总体烧制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汉六朝时期，遗迹有房址、灰坑、墓葬、水井、路和沟渠，遗物多为青瓷，此外还发现有纪年墓砖和纹饰墓砖。唐五代时期，遗迹仅发现一座墓葬，遗物较少，以碗、盘等日用瓷器为主。宋元时期，遗迹有灰坑、墓葬、沟和柱洞，遗物以瓷器为大宗，具有定窑、官窑、龙泉窑等南北方窑系特点。明清时期遗存遭破坏严重，未发现遗迹，遗物较少，均为青花瓷碗。

图3 2024YMG9：1 陶罐

图4 2024YMG10：1 陶罐

图5 2024YMJ1

图6 2024YMM2

图7 2024YMT0406H32：1-6 陶碗

图8 2024YMT0505 ③：26青瓷四系点褐彩罐

宁波余姚马廊厦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类型多样的生活遗迹和品类丰富的陶瓷器遗物，证实马廊厦遗址是姚北平原地区的一处大中型的人类聚落。遗址文化内涵清晰，时代明确，年代从商周延续至明清时期，是余姚地区目前所发现的延续时间最长、年代序列最为完整的一处遗址，作为宁绍地区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缩影，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宁绍地区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面貌。

图9 2024YMT0505③：4 鸡首壶（残）

图10 2024YMT0505H10：1 瓷碗

遗址所出土陶瓷器，体现出该地区陶瓷发展的完整脉络，证实了南北方之间瓷器的贸易与流通，以及各窑系之间风格的借鉴与融合，是反映时代民俗、生活面貌，是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实物资料。（供稿：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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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慈溪湾山遗址

湾山遗址位于慈溪市横河镇湾山南侧，分为东、西两个片区，分布面积合计约3600平方米。2024年3月至7月，为配合基本建设，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荆州博物馆、慈溪市文物保护中心对湾山遗址开展了1000平方米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图1 湾山遗址西区航拍

图2 湾山遗址战国时期房址

图3 湾山遗址出土战国时期鱼钩

遗址堆积深度约0.5～1.2米，自上至下可分为5个文化层。清理遗迹现象共计10处，出土小件标本近90件。出土遗存年代由早至晚分别为春秋战国、汉六朝和唐宋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遗迹现象发现有房址、灶、灰坑等。房址柱洞分布没有明显规律，结构不明，灶位于房址东北部。出土陶器以印纹硬陶、泥质灰陶、夹砂红陶为主，可辨器型包括鼎、罐、瓮、钵等。原始瓷以小型生活用具为主，可辨器型有碗、豆、盂、杯等。青铜器有铜锸、铃铛、鱼钩等。石器有石斧、砺石。

图4 湾山遗址出土春秋战国时期遗物

汉六朝时期遗存被晚期扰动破坏，仅存几处灰坑。出土遗物主要为陶、瓷器。陶器以陶罐居多，存在少量砖、瓦。瓷器见有碗、盘、盏、钵、罐等，以越窑青瓷为主。

唐宋时期遗迹发现灰坑2处， 出土遗物有少量青瓷碗、盘碎片。

目前，余慈一带发现的先秦遗址聚落址主要分布在翠屏山东、南麓，北麓以往考古发现较少。湾山遗址考古发掘出土了较多春秋战国时期遗存，保存状况较好，对我们认识这一区域先秦聚落分布特征和时代变迁提供了新的材料。（供稿：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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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萧山金家浜遗址

为配合萧山区蜀山单元2711-12地块出让，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萧山区博物馆于2022年5月-6月对该地块进行考古勘探，发现一处春秋战国至明清时期文化堆积，面积约9400平方米，命名为金家浜遗址。经国家文物局审批，2023年2月至12月对遗址进行了第一期的发掘工作，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2024年1月开始实施第二期发掘，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

金家浜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新塘街道金家浜社区，地处河网密布的低地，东临通惠南路，南临南秀路，西临姚江河，北临萧山技师学院。遗址西距西山山脉3.5千米，北距浙东运河1.5千米，临近萧山古县城，周边分布有沈家里、祝家桥、鲁公桥、柴岭山等史前至商周时期遗址和土墩墓群。

图2 T1110、T1010、T0910东壁地层剖面图

以T0910、T1010、T1110东壁为例。①层为明清文化层；②层元代文化层；③a、③b层为北宋文化层，主要分布于遗址北部；④层唐代中晚期文化层，主要分布于遗址北部；⑤⑥层为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层，⑥层仅分布于遗址南部局部区域，应当是低洼处的淤积堆积。⑤层下为土台。

图5 Y2清理照

考古发掘共计清理房址6座、墓葬11座、灰坑144座、灰沟28条、窑5座、井6座、池8座及大量柱洞群。出土遗物以陶瓷器为主，另有少量石器、铜器、竹编器等，共计出土文物标本1100余件。

综合发掘情况来看，遗址应当为一处规模较小的基层聚落，历经多个时期人类活动。

1.遗址沿革有序，发展脉络清晰。该遗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小型聚落年代最早；六朝时期有过短暂的制砖活动；唐代中晚期人类活动较为频繁；北宋时曾作为墓地使用，南宋至明清时期又复为一处小型聚落。

2.遗址以揭露的春秋战国时期台地及相关遗迹最为重要，其布局清楚、遗存堆积丰富，台地上分布有房址、灰坑等，其周边还存在灰沟等遗迹。为了解湘湖周边区域该时期聚落分布和社会结构具有重要价值。

3.遗址出土遗物丰富。萧山区作为重要的陶瓷发源地之一，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印纹陶和原始瓷为研究其生产和流通具有重要价值；而中晚唐时期的大量青瓷来自不同窑口，反映了该区域是一处重要的陶瓷消费地，为研究不同窑口瓷器的流布提供了实物资料。（供稿：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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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傅家峙遗址

傅家峙遗址位于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傅家峙社区，遗址处于山坳盆地中的山前地带，山坳盆地东、北、南三面为山地包围，西北开阔为今白马湖，遗址周边分布有跨湖桥、下孙、越王城、老虎洞、柴岭山、塘子堰等城址、遗址和墓葬。

为配合杭州市滨江区浙能集团拟建省实验室地块开发出让，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20年11月-2021年1月对该地块进行考古勘探，发现3处文化堆积，文化堆积主体年代为战国时期。经国家文物局审批，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21年6月进场对文化堆积1（I区）进行发掘，揭露出一春秋战国时期大型人工堆筑遗迹（台基1），台基系层层夯筑形成，应存在大型建筑遗迹。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大量原始瓷、印纹硬陶、石器以及铜锭、青铜管、高等级越国青铜礼器残片等，从大型遗迹以及出土的遗物看，遗址应为等级较高的越国聚落遗址。

2024年度考古发掘位于傅家峙遗址III区，发掘共布设探方14个，发掘总面积约1350平方米，发掘共清理灰沟60条、灰坑90余座、水井2口、沟槽1处以及大量柱洞（柱洞组合），出土原始瓷（印纹硬陶）罐、碗、杯、钵、盏、盒，磨石、石锛、石矛头，青铜釜、青铜矛头、青铜箭镞以及铜锭、陶鼓风管等与铸铜相关遗存，绳纹筒瓦、绳纹砖、方格纹砖等建筑材料小件共400余件。

《越绝书》记载“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吴越春秋》也记载“临水祖道，军阵固陵”。以往有学者认为越王城即为固陵城，傅家峙遗址位于越王城西约1公里，遗址主体年代为战国早中期，遗址遗迹主要为利用自然山体周边堆筑垫土台基以及其上分布的密集柱洞（柱洞组合），以及台基外低洼区域以基槽坑为主的建筑区域，从遗址出土大量磨石、青铜矛头、青铜箭镞、青铜斧、青铜锭、陶鼓风管等遗存看，遗址具有较强的军事、生产性质，砖、瓦等建筑构件表明，遗址应存在较高等级的建筑遗迹。从遗址地理位置、兴废时间、遗迹遗物所体现的军事性质，与文献中记载范蠡所筑固陵城（港）较为吻合，推测遗址应是与固陵城（港）具有密切关系的大型聚落遗址。（供稿：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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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稽中遗址

稽中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稽山中学，地处会稽山北麓萧绍平原，绍兴古城南部，北依幼翁山，南邻投醪河。遗址前身为宋元明清时期绍兴府学。2024年2月以来，为配合稽山中学改扩建项目，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越城区文物保护所联合组队开展发掘。2024年累计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揭露有大型高等级建筑基址、水井、马坑、灰坑等各时期遗迹近80余处，出土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石器、建筑构件等遗物上万件。遗存年代以战国时期至汉六朝时期遗存为主。

（一）建筑基址

主要包括战国时期越国和汉代两个时期，分布于整个发掘区。越国建筑基址包括垫土台基和木构基础。木构建筑基础埋于台基面上深挖的基槽之中，由成组筏状地栿及立柱垫板构成。汉代建筑基址营建在越国建筑基址之上，目前可确认的单体建筑有甲、乙、丙3组。

（二）水井

清理水井23口，包括越国水井1口、汉六朝时期水井20口、民国时期水井2口。越国水井（J7）为木结构，井壁呈椭圆形，长径0.82、短径0.7、残深1.9米。系一整根圆木中分为二凿空后拼合锔钉而成，底部铺有木板。汉六朝时期水井有陶井圈、砖、竹编三种砌筑形式，井内出土有大量汉六朝时期越窑青瓷、灰陶罐、五铢钱、铁器等遗物。

（三）马坑

清理越国马坑1座，位于越国木井北侧，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2.85、东西宽1.3、深0.55米。坑内埋葬一匹成年公马，骨骼结构清晰，可能与建筑垫基或祭祀活动有关。

（四）建筑遗物

出土建筑遗物以瓦砾、砖块、瓦当等建筑构件为主，年代跨越战国、西汉、东汉、六朝等多个时期，各时期大量建筑构件表明该遗址内的建筑遗存体量较大、等级较高、沿用时间较长。

（五）冶炼相关遗物

出土冶炼遗物包括铁料、坩埚、陶鼓风管、半成品箭镞、甲胄片、成组铁矛、磨石、铁钳、铁凿等，表明遗址内或附近汉六朝时期曾开展过兵器制造、加工等生产活动。

（六）地名遗物

出土较多书有“會稽”、“山陰”地名的遗物，重要遗物如：墨书“弟子會稽张龍 詣門下 山陰字伯龍”的木刺、“山陰丞印”封泥、“會稽郡壁”铭文砖、“會即下受役衆”刻划文字瓦片、“山陰”刻划文字陶片等，推断遗址与汉六朝时期会稽郡山阴县治官署密切相关。

稽中遗址首次在绍兴古城确认存在战国时期越国大型建筑，实证了文献所载的勾践建都历史；发现的汉六朝时期与会稽郡山阴县密切相关的高等级官署建筑，对研究会稽郡域变迁有重要意义；发掘的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建筑遗迹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具有重要意义。（供稿：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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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九里古墓群

九里墓地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鉴湖街道九里社区东部，地处会稽山余脉西南麓的缓坡上，墓地东南约1公里处为香炉峰和法印寺。

为配合基本建设，2023年11月至2024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累计发掘墓葬137座，其中战国墓3座、汉六朝墓40座、唐墓49座、宋墓4座、明清墓41座，出土随葬器物490件（套）。通过发掘可知，九里墓地是一处战国沿用至明清时期的大型墓地，结合区域性考古调查，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九里墓地的范围、布局和主要年代。

本次发掘的M56是保存较好的越文化墓葬，形制为带斜坡墓道的“凸”字形竖穴土坑墓，地表有封土遗迹，出土随葬器物84件，包括泥质陶鼎、提梁盉、三足盘、罐、盆、甑、纺轮、瑗、角形器、蜻蜓眼饰件、印纹硬陶肩领罐、原始瓷瓿、钵、杯、琉璃珠、石凿、石料等。通过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判断，墓主人应为士一级的低级官吏或较富有的平民。该墓为近年来绍兴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越文化墓葬，为我们认识绍兴乃至浙江地区的越墓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

汉六朝墓数量较多，早期多为土坑墓，晚期均为规模较大的砖室墓。随葬器物类型丰富，主要以陶瓷质地的生活用器和模型明器为主，还出土有铜镜、铜弩、铁剑和水晶饰件等金属器和玉石器。汉墓中还发现一枚“羽利亲印”，为我们寻找墓主人信息提供线索。

唐墓数量最多，以砖室墓为主，少量土坑墓。随葬器物以越窑青瓷器为主，少量白瓷，制作精美，等级较高，器型以瓷盘口壶、玉璧底碗、水盂最为常见，“元和五年”纪年砖墓的发现对判断同时期墓葬具有标尺性价值。宋代火葬墓的出土也是绍兴地区首次发现，填补了绍兴地区宋代墓葬葬俗的空白。

在发掘出土的部分明清墓砖上，侧面模印较多“朱府”“朱府仕”“朱号”“朱卍”等铭文和符号，反映出九里墓地可能为这一时期绍兴本地的朱氏家族墓地所在，为研究明清绍兴朱氏家族提供了全新的实物材料。

本次发掘是九里墓地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出土墓葬数量较多，时代延续较长，随葬文物丰富，部分精品文物为绍兴地区首次发现。九里墓地距离绍兴古城仅4公里，在一定程度上是绍兴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进步在丧葬制度上的反映，为探究绍兴地区历史沿革、经济社会发展、丧葬习俗变化等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供稿：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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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百草园遗址

该遗址位于绍兴市滨海新区斗门街道原百草园社区，北距曹娥江约4.47千米。2024年9—12月，为配合绍兴市汽车博览中心项目建设，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地块勘探发现的遗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3500平方米。发掘区地层因建设破坏严重，现存遗迹主要为六朝时期及战国早期两层，经测年其绝对年代分别为公元400年和公元前400年前后。

战国早期遗迹发现面积约1300平方米，揭露木构建筑基址两处。一处为屋顶覆盖蒲草的南北向干栏式木构建筑倒塌堆积；另一处主要由10列呈西南东北向排列整齐的木桩构成，顺向平放横木固定木桩，地表铺树皮类植物，初步判断是建筑外围附属通道遗存。出土遗物有原始瓷杯、红陶鼎、印纹硬陶罐、青铜钻头等。

六朝时期遗迹有护岸遗迹1处、沟8处、砖井7眼、灰坑24个。护岸河沟内出土大量果核、木炭、木材等植物遗存及水生、陆生动物遗存。出土陶瓷器、砖瓦、铜铁类金属器具、骨器、木器等日用器物。瓷器居多，包括碗、钵、盏、盘、鸡首壶、盘口壶、四系罐、釉陶罐、砚台、烛台等；其他器类以小型生活用具为主，包括铜钗、铜簪、铜器柄、青铜钻头、铜铃，铁刀、铁钩、铁钉、铁钳，木梳、木饰件等生产生活用具。出土动植物遗存中桃核、海贝、兽骨种类丰富，鉴定确认被屠宰食用的狗骨78具，表明当时社会盛行屠狗食狗习俗。另外，遗址还出土铜钱1300余枚，包含两汉、三国、两晋及南朝发行的钱币十余种，其中不乏稀有品类。

该遗址是绍兴城北滨海区域新发现的六朝、越国时期重要遗址，尤其是保存较好的茅草屋顶、竹木结构墙体的战国建筑基址，对研究越国时期建筑考古有重要意义；遗址发现的六朝时期较多的砖壁水井、古河道护岸及沟内遗物等丰富遗存，对研究六朝时期山会平原先民的生活环境、生业模式及生活方式等社会经济形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供稿：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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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恂南遗址

恂南遗址位于绍兴市越城区马山街道恂南村北、洋泾湖东侧。遗址所在的恂南村河网密布、四通八达，东有洋泾江、西有洋泾湖、南有道横江、湖泽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一直是联络绍兴北部的黄金水道。

2023年9月，为配合绍芯实验室两湖新建场地南片地块项目建设，受浙江省文物局委托，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项目用地开展考古前置工作，经前期调查勘探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古河道、灰坑等遗存。2024年1-3月，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所联合越城区文物保护所对该区域进行了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

本次发掘共清理房址、古河道、灰坑、水井等各类遗迹82处。比较重要的是发现了一处唐代房址和保存较好的古河道护岸遗迹。房址位于发掘区东部，坐东朝西，已揭露区域南北面宽约35米，东西进深约20米，面积约700平方米。房址营建于人工铺垫的黄土地基之上，主要由纵横交错的多条基槽和柱网组成。此外，房址外西侧还发现碎瓦铺装的散水和竹编井壁水井等遗迹。古河道护岸遗迹位于发掘区西侧，已清理区域平面略呈“卄”字形分布，由两条南北向河道和一条东西向河道组成。河岸两侧均有护岸木桩分布，现存木桩273根，排桩总长140米。其中中部木桩围护台地表面发现有人工铺垫的黄土分布，周围有柱洞等遗迹，初步推测为一处码头或水榭遗迹。台地东侧河道最窄处河道内发现有木桩遗存，两侧的护岸木桩之间竖插竹竿，推测该区域可能存在栈桥遗迹，为连接房址与台地间的过河通道。

此外，发掘区内还出土大量六朝及唐代遗物。房址之上主要为唐代遗物，房址西侧垫土层及底部河道淤泥内出土有大量汉六朝-唐代陶瓷器、砖瓦等遗物。出土遗物类别主要包括陶瓷器、砖瓦构件、磨石、铜钱等，年代横跨东周-明清时期。其中房址西侧唐代地层内发现一保存完整青瓷罐，出土时罐口覆盖半块灰陶条砖，罐内经鉴定有大量芝麻遗存，经测年为初唐时期遗物。

该遗址历史延续性长，文化内涵较为丰富，垫土台地修建房屋以及人工治理河道排桩护岸等遗迹现象具有江南水乡特征，表明千年之前该区域先民们就对水系进行疏通改造，临湖建设家园，具有亭台院落、小桥流水的典型江南意境与韵味。该遗址系绍兴城北区域新发现的重要历史遗址点，发掘确认的遗迹、遗物数量多、类型丰富，为研究历史时期，尤其是唐宋以来绍兴洋泾湖一带的先民生业模式和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供稿：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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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山墩遗址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山墩遗址位于安吉县递铺街道古城村，东南距安吉县城约12公里，南倚九龙山，北面是开阔的山间盆地。遗址紧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吉古城遗址的东侧，与古城遗址仅以东护城河相隔。2010年在古城遗址外围调查时发现，总面积近40万平方米。201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县文物局曾对山墩遗址进行初步发掘。

2024年为配合浙江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实习，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山墩遗址再次开展发掘工作，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正标研究员担任领队，浙江大学组织师生共计40余人参与。

本次发掘布设5×10米探方10个，总面积500平方米。出土大量陶、瓷器（片），以及少量铜铁器、石器等。陶器器型多见罐、钵、碗、器盖、筒瓦、板瓦、纺轮等。陶片多见夹砂红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印纹硬陶等，尤以夹砂红陶绳纹筒、板瓦残片居多。瓷器可分为原始瓷、青瓷、青花瓷等。原始瓷器型多见碗、钵、杯等；青瓷多见碗、钵、罐、盆等；青花瓷仅见碗。另有大量青瓷残片。铜器主要有铜钱、铜镞、铜管、铜饰件、铜块等。石器主要有石锛、石斧、靴形器、石钻头、砾石等。砖主要为铭文砖、花纹砖等。铁器仅见铁刀1件，其余均锈蚀不可辨识器型。

根据土质土色，发掘区域所见文化层自上而下可分为3层，①层为耕土层，②层为明清层，③层为汉晋时期文化层。

本年度发掘共清理遗迹306处。其中墓葬1座，灰坑253个，水井8口，灰沟42条，瓦砾堆1处，台基1处。

结合安吉古城遗址、2014年钻探结果，③层下的黄褐色硬质土层面积较大，初步判断应为一个面积较大的台基。结合2014年发掘成果，此次也在台基周围开展了小范围钻探，基本探明了台地的北界。但台地的总体性质，台地与山墩遗址的关系等尚难以判断，仅可确认其为人工营建的大体量遗迹。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及打破夯土遗迹的灰坑、水井等遗迹判断，台基遗迹的建筑年代为汉代，使用年代可晚至两晋时期，总体年代跨度与安吉古城对应。但从个别灰坑中出土良渚文化的夹砂陶片及陶鼎足分析，遗址周围或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地层堆积和人类活动遗迹。

山墩遗址2024年的发掘进一步补充了对山墩遗址总体面貌的认识，也为下一步在遗址及周围开展工作，认识其与古城遗址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与翔实资料。

（图文来源于“宁波文化遗产”，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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