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与火烧圆明园始末，大清为何败得如此之惨？

1860年10月18日，北京被英法联军18000人占领。

咸丰帝借“北狩”之名，置国家与民众安危于不顾，逃离至承德避暑山庄避难。

列强占据北京50余日，所行之事骇人听闻。至于其后为何放弃北京撤离，原因复杂。

今日探讨第二次鸦片战争，深入了解其历史背景与影响，确保叙述条理清晰，用词精准，全面呈现该事件的核心要点。

1842年8月29日，中国清朝政府与英国正式缔结了《南京条约》。

依据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英人可在此居住并设立领事馆。

随后三年间，凭借通商特权，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额从1842年的96万英镑迅速增长到239万英镑。

自1846年起，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度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

1854年时，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额已缩减至《南京条约》签订初期的58%，显示出贸易量的大幅下滑。

真是令人感到诧异，这是怎么回事呢？

英国依据《南京条约》，在广州、福州等城市取得了自由贸易的权益。

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使英国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划定租界，军舰可泊中国口岸，并协定关税（中国无权定，英货值百抽五）等特权。

按理说，英国凭借众多商贸特权及工业革命带来的低成本制造优势，其商品理应畅销中国市场，却为何遭遇滞销，无人问津呢？

导致该问题的原因，当时的英国人已有所察觉，主要可概括为三方面：

首先，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但中国购买力有限。中国人白银多用于购买鸦片后，剩余资金有限，难以再购买英国其他工业品。

其次，中国市场需求与欧洲相异，例如，欧洲热卖的刀叉等餐具，在中国却几乎无人问津。

第三，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因自给自足特性，对外部商品展现出极强的抗拒能力。

从商业视角分析，这三项因素中，除第三项较为棘手外，其余两项均可较易应对。

鸦片侵占了其他工业品的市场占比，但若英国商人停止贩卖鸦片便可避免此状况。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就能解决。

中国市场需求异于欧洲，英国商人应依据中国市场特性，灵活调整所售商品种类，以适应并满足中国消费者的独特需求。

然而，英国政府与商人因不舍鸦片贸易的巨大利益，且不愿为适应中国市场而改变本国生产，故而坚持原有立场。

英国人为了应对贸易额下滑，采取的策略是企图打破中国封闭的小农经济体系，以实现其经济目标。

英国应如何行动，以打破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呢？

显然，列强利用“修约”手段，意在迫使清政府加大市场开放力度。

大英的商品在中国市场遭遇滞销，未能引起消费者的购买兴趣，销售情况不佳。

好的，那就增设几个贸易港口，以拓展中国市场。潜在客户群体扩大后，贸易总量自然会随之增长。

1854年3月，英、法、美驻华公使携新条约来到广州，旨在拓展市场，他们集体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要求，希望其能在该条约上签署确认。

这份新条约的内容主要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关于某方面的具体规定，二是关于另一方面的相关条款。

一是提议清政府增设商埠，尤其需注重在长江下游沿岸城市增设，以促进贸易流通。

清政府准许英、法、美三国船只直接进入中国长江流域，旨在缩减洋货运输费用，从而降低其成本。

或有疑问：列强欲增开长江沿岸城市为商埠，何故求于两广总督？非两江总督更为合适乎？

《南京条约》签署后，两广总督徐广缙对英方态度强硬，未践行条约中的承诺，比如未准许英国商人进入广州进行商贸活动。

每当英国公使请求他准许英国商人入广州，他便以广州民众反英情绪为由，声称若出事概不负责，从而婉拒其要求。

当时，英国政府因多种因素考量，并未采取军事行动对清朝进行报复。

道光帝闻此事后，认为徐广缙彰显国威，重创英夷气焰，才干卓越，遂将天津与两江的外事管理权，全部授予徐广缙。

1852年9月，徐广缙调职湖南，负责平定太平军叛乱，随后叶名琛被任命为两广总督，接掌其职。

咸丰帝初登皇位，沿袭道光朝旧制，继续委任两广总督处理上海、南京等地的外交事务。

因此，英、法、美三国公使提出“修约”要求，欲增开长江下游城市为通商口岸时，处理此事的大臣变为两广总督叶名琛，而非两江总督。

那么，叶名琛针对此事采取了何种应对措施呢？

显然，受徐广缙先例影响，他依样画葫芦，坚决拒绝了英、法、美三国公使提出的修改条约要求。

三国公使因谈判未果而愤怒，转而采取强硬手段，乘坐军舰直抵天津大沽口，强行要求与咸丰皇帝进行直接交涉。

面对三国列强的武力胁迫，咸丰帝命人回应了几句含糊其辞之语，并指令三国公使重返广州，与叶名琛谈判，声称已赋予其全权处理之权。

通常情况下，若清政府继续如此推诿，三国公使定会直接下令军舰发起攻击，毫不迟疑。

然而，英法两国彼时正忙于与沙俄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因此无法抽调兵力进行派遣。

美国因蓄奴问题面临内战风险，因此缺乏发动远征的能力。

因此，关于“修约”的议题，便被暂时放在了一边，未再进一步讨论。

闻悉洋人空手而归，京城朝廷中诸多官员皆自觉颇为得意。

他们认为战败非因英国强大，而是奸臣作乱：林则徐主战却遭陷害，壮志难酬；琦善主和又贪生怕死，损害国家利益，致大军未能尽显实力。

当下，朝廷政治清朗，咸丰帝乃明智之君。若再度开战，定能重创洋敌！

总而言之，过往的战败源于技术性难题，均可改进。若再交战，胜负尚难预料。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想，今日之众人，心中应已明了答案所在。

1856年9月，太平天国发生内讧，导致高层动荡，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重要将领在此次内乱中不幸被处决。

受内部纷争的影响，太平天国的实力显著削弱，大幅下滑。

得知消息，清政府官员皆欢欣鼓舞，咸丰帝亦满怀希望，以为内乱将很快平息，大清王朝将如磐石般稳固。

然而，咸丰帝还未及欢庆两日，英国人便再度登门造访。

1856年10月，英驻华公使保宁借“亚罗号事件”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书面道歉，并承诺不再发生。若不然，英国海军将采取军事手段。

1856年10月8日，亚罗号船只悬挂英国旗停于广州黄埔。清军水师巡河时发现其执照过期11日，遂登船检查，并将十二名涉嫌走私的中国水手扣留。

亚罗号船主为中国籍，然其注册地位于香港，故受英国法律庇护。此外，该船船长同样为英国人。

船长见清军带走船员后，立刻与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取得联系。（请注意此人物，后续将多次提及）

得知情况后，巴夏礼迅速抵达现场，他依据《虎门条约》，要求清军先将扣押嫌犯送至英国领事馆审判，之后再由英方官员视情况引渡回清政府。

巴夏礼所提要求实则合理，因为这与已签署的条约内容相符。

然而，清军对《虎门条约》及其内容一无所知，导致巴夏礼在与清军争辩时，遭到了清军的掌掴。

英国政府对于代理领事遭受袭击的事件，定不会就此罢休，势必要采取相应措施。

英国公使包令发现亚罗号执照过期后，却以清朝官员无知为由，反诬清军无故搜查英船并撕毁国旗，向叶名琛抗议，要求释放水手、道歉，并惩处清军水师千总梁国定。

叶名琛在了解事情经过后认为，亚罗号香港执照已过期，不应受英国法律保护。同时，他指出清军撕毁英国国旗的说法完全是虚构的。

故而，叶名琛最终答复称，可确保此类事件不再重演，并释放部分水手（其中两人证实为海盗），但拒绝作出道歉。

见叶名琛拒绝道歉，英国人不再掩饰，立即发兵进攻广州。

十九世纪的英国，与今日的美国颇为相似，均展现着强大的国力与影响力，经济蓬勃发展，科技创新层出不穷，引领着世界的潮流。

若美国今日指责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确保你确实持有为妙。

若十九世纪的英国海军扬言对你采取武力，你最好具备相应的实力以应战。

否则，英国海军定将发动战争，并无疑会给予你重创。

10月23日，英国海军擅自穿越虎门要塞，对广州发动了侵犯行为。

五日后，英军攻陷广州，肆意掠夺了两个总督衙门的财物后，便得意洋洋地撤离了。

总督衙门遭劫掠，难道叶总督已被英军擒获？

并非如此。叶名琛此次并未被俘，因他当时并不在总督衙门内。

英军攻城之际，叶名琛因无力抵抗，只能寄希望于菩萨庇佑，祈求能助他度过难关。

英军洗劫两广总督府之际，叶名琛恰逢在庙中上香，因此侥幸未被波及，得以安全躲过此次劫难。

事后，叶名琛见英军撤离，一边庆幸不已，感激神灵庇护；一边急遣人上报朝廷捷报，声称自己指挥有方，毙伤敌军七八百，成功迫使英夷退却。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与英军交战，共计造成英军523人受伤。

现今这场小规模冲突，叶名琛竟上报毙伤七八百人，如此夸大其词的战报，岂能让人信服？除非是无知之人，才会轻易相信。

呵呵，真是凑巧，咸丰皇帝恰恰就是那位被视作愚钝之人。

12月14日，咸丰帝接获奏章，初感“大喜”，随即颁旨于叶名琛：勿需穷追，予英夷颜面。我朝乃上邦，宜展大度，不与宵小计较。

地方官员战败却谎报胜捷，皇帝对此浑然不知，反而自视为大国之君，对真实战况毫无察觉。

如此荒谬的朝廷，又如何能逃脱被列强重创的命运呢？

1857年8月，英国国会经讨论争议后，作出决策，将向东亚增派兵力，以扩大对中国的军事冲突规模。

叶名琛趁英军增援未到且半年无动静之际，向朝廷请赏，称期间他多次击退英军，击毁多艘火轮船，毙伤众多敌军，如今洋人已不敢轻易进犯。

然而，正当叶名琛沉溺于臆想的大胜之境时，英军携手法国，再度气势磅礴地侵袭广州。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在诸多方面紧随英国之后，模仿其步伐，宛如其忠实的追随者。

英国欲打击沙俄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率三十万大军紧随其后，虽损失9.5万人，但最终赢得了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

现今，英国意图攻打清朝，法国亦随之发兵。两国联手，局势紧张，清朝面临双重威胁，形势不容乐观。

然而，英法联军对清朝发动进攻，并不需要动用数十万大军之众。

此次行动中，英法联军仅派遣了5700名士兵参与，规模相对较小。

然而，仅凭这五千余人，对抗清朝也已绰绰有余。

攻城战役开启后，英法联军仅用一日之功，便以五千余众之力，成功占领了广州。

此次菩萨亦未庇佑叶总督。城陷，他被英法联军捕获，随后由英军押送至印度加尔各答。

事后，消息抵达京城，咸丰闻悉叶名琛遭劫持，倍感困惑不解。

不是说叶名琛已击退洋人吗？不是说英、法两国因叶名琛而不敢侵大清？为何广州突陷，叶名琛被擒？请告知寡人，这其中缘由究竟为何？

十余日后，咸丰帝得知真相，惊觉被骗，勃然大怒，随即颁布旨意，将叶名琛革职，并撤销其所有殊荣。

叶名琛获悉咸丰帝对他的惩处后，深感羞愧，结果在1859年4月9日，不幸在他乡去世。

叶名琛的经历，堪称清王朝命运的写照，它映射出那个时代的兴衰起伏，保持了历史的逻辑与语言的准确流畅。

依据传统士大夫的标准衡量，叶名琛的素养尚属不俗。

他精通财务管理，擅长识人用人，即便被英军俘虏，仍坚守气节，拒不投降。

若他诞生于数世纪前，定能成就一代名臣之誉。然而，时运不济，生于晚清，他仅能扮演一名小丑的角色。

清朝亦然。以古代王朝标准衡量，其统治者将专制统治发挥到极致，堪称历朝专制统治的集大成者。

然而遗憾的是，面对西方列强的强势，清朝显得无能为力，失去了往日的威严与地位。

这种鲜明的对比，无疑彰显了时代的变迁。

当清朝统治者固执于陈规，在旧有道路上自满时，同期的西方已迈入了一条全新的发展路径。

这种错位发展，犹如清末书生熟背四书五经，满怀信心欲科举夺魁，却发现朝廷废科举，改考数理化，令其措手不及。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后，遣使至上海致函两江总督何桂清，阐明各自诉求，并静候咸丰帝派遣使节前来磋商。

然而，英法两国等待数日，却仅收到何桂清要求他们撤回广东的答复，未能获得预期中的进展。

见清政府拒绝谈判，英法联军即刻转向天津进发，意图直接与咸丰帝协商。

1858年4月，英国与法国的两名公使各自带领军舰，抵达了大沽口的海域外。

与此同时，沙俄与美国公使分别搭乘各自军舰与英法联军会合，意图利用战乱之机，谋取不当之利。

当然，我们称之为趁火打劫，但美俄公使声称，他们是作为“调停者”前来介入的。

4月20日，担任调解任务的美国使者向咸丰皇帝递交了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的亲笔信函。

信件原为英文，使者鉴于咸丰不懂英文，预先译为中文，开篇言道：“朕钦点贤才，姓列名威廉，担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臣之职。”

咸丰览信，初见“朕”字，怒火中烧。蛮夷之君妄称朕，实为狂妄自大。他气极败坏，不愿多言，即刻下令，开战！

谭廷襄任直隶总督，张殿元为直隶提督，天津镇总兵达年，以及山海关副都统富勒敦泰，四位将领皆率部赶赴大沽口，共同抵御外敌。

见咸丰帝无意谈判，同样无意和谈的英法联军，当即着手准备战斗事宜。

1858年5月20日10时，英法联军发起进攻，仅用两小时便成功攻占了天津大沽口炮台。

获悉大沽口炮台失守，咸丰迅速转变态度，即刻委派东阁大学士桂良与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急赴天津进行和谈。

桂良与花沙纳离京赴任后，咸丰虑其外交经验不足，恐遭英法代表牵制，遂加派曾签《南京条约》的耆英为副使，共赴天津参与谈判。

耆英遭咸丰因朝堂斗争革职圈禁，后被征召复用。他对此甚感欣喜，高声称自己终于得以翻身。

然而，耆英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便遭到了英国代表的严厉打击。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查获诸多档案。英军发现，耆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多次对上隐瞒英国谈判要求，未如实向道光帝禀报。

故而，耆英兴冲冲到来时，却吃了个闭门羹，被英国代表直接拒绝谈判。

事迹败露后，耆英终日惶恐不安。未几，咸丰帝获悉此事，遂下旨赐其自尽。

桂良与花沙纳如咸丰所料，在谈判桌上被英法美俄代表完全掌控，对列出条款畏首畏尾，未敢有任何磋商，更无一字之改动。

6月13日，桂良与花沙纳率先同沙俄驻华公使普提雅廷签署了《中俄天津条约》。

条约签订前夕，沙俄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割让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领土，并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划为中俄共管。

五日后，桂良与花沙纳会同美国驻华公使，正式签署了《中美天津条约》。

6月26日至27日，桂良与英国代表额尔金签署了《中英天津条约》，花沙纳则与法国代表葛罗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

这四个条约的不平等内容可概括为八点：

列强派遣的公使及其家属获准入驻北京，这一举措标志着他们在华的特权与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基督新教、天主教及东正教的传教士获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且清政府需对其实施统一保护。

四国国民有权前往中国内陆地区旅游及从事商业活动。

除已开埠的五口，预先增设营口、烟台、台南、汕头、琼州为通商口岸。待太平天国平定，长江区域将再增开三处口岸。

向英国赔偿白银400万两，向法国赔偿白银200万两，两笔赔款分别进行，确保了赔偿金额的明确与区分。

列强国家的商船与军舰被允许在长江的各个口岸自由通行。

7、增加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单方面强化最惠国待遇的条款。

八年后，双方进行换约仪式，标志着条约中的所有条款正式生效并执行，确保各项约定得到切实履行。

《天津条约》四项签署完毕后，英法俄美四国公使均感满意，随即各自率兵撤离，返回本国以述其功绩。

说到这里，你难道不觉得有些蹊跷吗？

为何大清对诸多不平等条款签署得如此迅速？

若这些条款能轻易应允，咸丰帝为何先前要拒绝呢？

答案显而易见，这些条约是桂良与花沙纳擅自签署的，他们并未获得咸丰皇帝的授权或同意。

在天津，桂良等人受四国公使牵制之时，北京城内，主战与主和官员正就战事立场争执不下。

主战派倾向于采取军事行动，主张对抗；而主和派则倾向于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然而，不论是主张抗战的阵营，还是倾向和平的派别，均未考虑过完全接受列强所提出的所有条件。

例如，关于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当时几乎所有清朝官员均反对，坚持跪拜礼仪应遵中国制度，连后来领导洋务运动的恭亲王奕訢也不例外。

因此，咸丰帝在审阅桂良带回的四份《天津条约》后，顿时感到困惑不已，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内容。

桂良，你竟有如此胆量？何人授权你签署？

见皇帝发怒，桂良迅速反应，连忙称这些都是形势所迫下的临时约定。待敌军退去，我们再行反悔便是。

咸丰受桂良一番劝导，认为其言甚合心意，遂决定将此事搁置不再追究。

事后，咸丰帝为防列强报复，从前线召回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命其前往天津，加强防御，准备应战。

僧格林沁抵津后，即招募数万民众筑炮台、设拦河障，以防敌舰内侵，并集结精兵一万四千，增强沿岸巡逻力度。

1858年12月，沙俄主动提出换约请求，意在确认之前承诺的各项利益条款。

咸丰帝一番巧妙周旋后，沙俄使者应允，表示将于半年后再次来访。

半年后，英法美三国公使联袂而至，要求换约。咸丰帝再次采取拖延策略，三国公使察觉清政府似有悔约之意，遂决定采取武力手段。

1859年6月25日，英法联军舰队到达大沽口炮台附近海域，在当日下午三点成功突破了清军设置的第一道防御线。

清军备战周密，联军舰队欲破第二防线之际，大沽口两岸清军炮台全力开火，致使联军舰队败退，狼狈不堪。

英法联军首战受挫后，调整了战术，派遣一千步兵，利用小船实施登陆作战，继续展开攻击。

然而，清军于陆地亦有所部署，联军刚一登陆，即刻便遭受清军炮火的猛烈攻击。

两场战斗后，英法联军损失惨重，四舰沉没、六舰受损，93人阵亡、385人受伤。相比之下，清军伤亡较轻，仅32人。

前方传来捷报，确为实实在在的胜利，咸丰顿时精神焕发，但随之也生出了几分自满轻飘之感。

部分大臣心态浮躁，比咸丰帝更甚，主张继续进击，意图废除过往所有不平等条约，并重新夺回香港。

六个月之后，英法联军再次发动攻势，卷土而归，势力汹汹。

此次行动，英国派遣一万二千兵力，由格兰特担任总司令，额尔金为全权公使；法国则出兵七千，孟托班为总司令，葛罗为全权公使。

咸丰接获情报，即刻颁布旨令，强化防御措施，以防英法联军采取报复行动。

1860年3月8日，英国与法国组成的联军部队顺利到达香港地区。

战前，额尔金与葛罗联名向咸丰帝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三项要求：

首先，需道歉并采取措施，将去年所俘获的全部枪炮与船只完好无损地归还给对方。

二，进行换约仪式，正式确认《天津条约》的法律效力，确保其各项条款得到承认与执行。

三，关于赔款事宜，决定向英国与法国分别赔付军费，金额均为两百万两白银。

面对列强要求，咸丰保持清醒，回应称：愿向各国赔付百万，但对于道歉与换约之事，坚决不予商议。

与咸丰相比，主战大臣如僧格林沁更为激进，他们坚决不妥协，对任何条件都予以拒绝，态度强硬，主张直接对抗。

见清政府拒绝谈判，英法公使随即正式向清朝宣战。

4月期间，英国与法国组成的联军成功占据了舟山地区。

5至6月间，英军攻占大连湾，法军则占领烟台。此举导致英法联军成功封锁渤海湾，并将大连与烟台设为进攻天津的前沿据点。

获悉战争即将爆发，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与美国公使华若翰迅速前来，意在第一时间进行“调停”。

7月，英法联军共计173艘军舰、17000名士兵抵达天津大沽口。

僧格林沁闻敌舰百余艘将至，自信满满地认为洋人海战虽强，陆战却弱。他策划将联军诱至舰炮射程外，进行陆战，以期一战将其歼灭。

因此，清军战前便舍弃了大沽口北侧的北塘口，此举为敌军提供了入侵的机会。

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海战还是陆战，清军在与列强的对抗中都显得不堪一击，实力远远不足。

8月14日，英法联军进攻塘沽，清军遭受重创。相比之下，联军伤亡甚微，仅有1名士兵阵亡，15人受伤。

塘沽沦陷之际，僧格林沁率领驻守大沽口南岸的清军，紧急向天津方向撤退。

北岸清军千余，在直隶提督乐善率领下，坚守阵地，奋勇抵抗，毙敌62人，伤349人，最终全体英勇牺牲。

8月21日，僧格林沁逃往天津，发现该地无险可据守，便继续后撤，计划在通州周边与联军展开决战。

8月26日，联合军队成功占领天津，随后在该地设立了一个由他们控制的傀儡政权来进行日常的管理与运作。

察觉英法联军意图长期驻扎天津，咸丰帝随即复派桂良前往，以期通过谈判解决事宜。

桂良会晤联军代表，全盘接纳其要求，即在《天津条约》上追加四百万赔款，并开放天津作为新的通商口岸。

谈判完毕，桂良返京汇报。但咸丰虑及英法联军集结天津，北京安危难定，遂令联军先撤至大沽口，待后续再议。

显然，英法联军无意主动撤离天津。接下来半月，他们一边与清政府交涉，一边积极备战，旨在为大举进攻北京蓄积力量。

9月9日，咸丰帝宣告将亲自率军出征，旨在鼓舞军队士气并安抚民众情绪。

次日，咸丰帝改派怡亲王载垣及兵部尚书穆荫前往通州，接替桂良，负责与联军代表巴夏礼进行和谈。

在谈判过程中，双方意见分歧严重，导致议和努力再度告吹。

载垣在复命前获咸丰手谕，旨意称巴夏礼为联军主谋，首恶之人，必要时可将其擒拿。

通州当时处于清军管辖之下，皇帝下令逮捕巴夏礼后，载垣即刻指令僧格林沁，将巴夏礼等共计39人捉拿归案。

捕获巴夏礼后，载垣向咸丰帝禀报捷讯，称巴夏礼擅长指挥，外夷皆听从其号令，现已被捕，外夷军队定会陷入混乱。

载垣视巴夏礼为重要人物，犹如古时军师。他认为，一旦擒获巴夏礼，英法联军便会不攻自破。

但实际上，巴夏礼仅是一位擅长翻译的外交人员。

9月19日，紧随巴夏礼遭逮捕之后一日，英法联军成功占领了通州。

在攻占通州前，英法联军与清军于张家湾展开了一场激战。

此战中，清军总人数逾三万，含蒙古骑兵一万；而英法联军兵力仅约四千。

开战伊始，英法联军率先发起攻势，随后僧格林沁指挥骑兵迂回袭击英法联军侧翼。

若时光回溯至1206年，蒙古一万铁骑突袭四千步兵之景，无疑将是一场一边倒的惨烈屠杀。

然而遗憾的是，时值1860年，蒙古骑兵已不再是那个能够左右时局、呼风唤雨的时代主宰者了。

蒙古骑兵冲入战场，即刻面临联军猛烈的枪炮攻击，瞬间有大量骑兵应声倒下。

僧格林沁鉴于骑兵伤亡重大，遂作出决策，撤离骑兵部队，改由步兵接替防守任务。

然而，骑兵在撤退之际，因马匹受惊，不慎冲撞了随后而至的步兵队伍。

清军阵脚大乱之际，联军迅速行动，先用炮火猛烈轰击，继而发起步兵冲锋，致使清军瞬间全面崩溃。

张家湾之战结束后，清军伤亡人数逾千，而英法联军损失甚微，仅三十余人。

攻占通州之际，联军司令部给予士兵一日之期进行掠夺，以此作为回应清军拘捕巴夏礼的举措。

僧格林沁把握联军在通州肆虐之际，引领军队撤退至距北京仅三十里的八里桥，此地成为了守护京城的最后一道防线。

9月21日，英法联军共八千余人抵达八里桥，实际参战约六千人，携27门主力火炮。清军方面，则出动了近三万兵力应战。

当天上午，两军交战。蒙古骑兵率先发起勇猛冲锋，展现出无畏的战斗精神。

冲锋的结果，无异于张家湾之战的重演，呈现出相似的战局与结果。

一名法国军官记述战场：清兵仿佛无视炮火枪弹，时而逼近至我方大炮前三十米处。然而，随着炮火愈发猛烈密集，他们终被逐一击退。

清军英勇冲锋，一度令法军步兵难以支撑，多个阵地甚至被部分勇敢的清军官兵成功突入。

然而，清朝肉搏能力极差，致使在近身战斗中毫无优势可言。

经过数次冲锋，清军骑兵或丧生于法军的枪炮之下，或被法军用刺刀刺死。

法军与清军交战之际，英军以火炮猛攻清军炮兵阵地，同时，锡克骑兵以标准的欧洲枪骑兵战术冲锋，向蒙古骑兵发起了猛烈冲击。

在这场骑兵间的交锋中，蒙古骑兵因不精于近战而遭受重创，最终完败于对手。

锡克骑兵回忆道：“他们虽难以捕获，但一旦被擒，便不足为惧，难以造成伤害。”

一位英国军官描述道：两军交锋，蒙古骑兵纷纷倒下，场景宛如击打九柱球，一片骑兵被砍倒，甚是惨烈。

兵器和人员素质均逊于对手，就连引以为傲的蒙古骑兵，也在英法联军骑兵面前，如同草木遭遇镰刀，纷纷倒下。

这样低下的战斗力，怎能奢谈取胜的可能呢？

最终，清军在面对英法联军的猛烈攻势下惨败，被迫撤退，而英法联军则顺势占领了战略要地八里桥。

事后盘点显示，英法联军损失人数约为30至50人，而清军损失则较为惨重，大约在1200至3000人之间。

网络上常有说法称清军八里桥之战伤亡过半，即损失逾万人。然而，该数字未见于史料记载，因此其真实性无法得以确认。

八里桥失陷之后，北京陷入无险可据之境。

9月22日，面临洋人军队即将抵达京城的危急情况，咸丰帝立刻决定，偕同妻儿逃往承德避暑山庄避难。

咸丰帝逃离后，恭亲王奕訢留守京城，肩负善后重任。

9月23日，英公使额尔金与法公使葛罗致函奕訢，勒令清政府释放巴夏礼等，并指令于通州签订条约。

奕訢坚持不放人质，并提出条件，要求联军先撤退至大沽口外，待此之后，双方再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额尔金与葛罗见奕訢仍试图谈判，即便处境艰难，便威胁要攻打北京，并掠夺位于郊外的皇家园林。

10月6日，经过深思熟虑，奕訢最终答应了额尔金与葛罗所提的释放人质请求。

然而，因应允过迟，指令未能及时传达，致使英法联军已对圆明园进行了掠夺。

10月8日，巴夏礼等人获释。目睹清军对他们的虐待，额尔金愤怒不已，决定报复，下令焚毁圆明园。

请注意，英军焚烧圆明园之前，英法联军早已将园内的所有珍宝掠夺殆尽。

然而，额尔金并未善罢甘休，他执意要求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法国公使葛罗与法军总指挥蒙托邦均对额尔金的主张表达了不赞同的立场。

然而，他们持反对意见的理由却大相径庭。

蒙托邦担忧，焚烧圆明园会挑起中国人的愤怒，进而致使谈判无法继续。

葛罗声称，若要采取行动，则应焚烧紫禁城，以此给予中国皇帝一个难忘的惩戒。

三人争执不休后，决定先对圆明园实施焚烧，随后再向清政府递送最后通牒。

圆明园，融合了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瑰宝，不幸遭英军焚毁，昔日辉煌化为如今的残垣断壁，令人痛惜。

英军侵袭圆明园之际，法军亦参与其中，共同掠夺，致使万寿山清漪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及畅春园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10月18日，英军在摧毁圆明园之后，向清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

通牒核心为：咸丰帝若不签署条约，联军将于10月20日焚烧紫禁城。

10月19日，获悉相关情况后，咸丰帝迅速指令使者向奕訢传达谕旨，批准进行和平谈判。

当晚，奕訢接获上谕，随即应允英法全部要求，并分别与两国签署了《中英北京条约》及《中法北京条约》。

该条约基于《天津条约》，新增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让九龙半岛予英国，并将赔款金额由四百万两提升为八百万两。

事后，沙俄再度侵占，依据《瑷珲条约》，将原乌苏里江东岸共管的40万平方公里领土，含库页岛在内，擅自划为其独有。

历经此次劫难，清朝丧失了大片国土，总计近百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这一损失对清朝而言极为惨重。

美国虽未再与清政府单独签约，但凭其在华享有的片面最惠国待遇，自动获得英法俄所得特权，因此同样获益颇丰，堪称另一“搅局者”。

条约签署完毕后，英法联军随即撤离北京。

众人困惑不解：英、法既已攻占北京，为何不顺势消灭大清？

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因人数有限，无法直接管理中国民众，只能扶持傀儡间接控制。他们虽能抢劫，但谈及治理则力不从心。

此情之下，推翻清朝反碍英美对华贸易。维持清朝，不断索取，方能使英法获取更大利益。

相较于英法，沙俄因与清朝接壤，能持续移民扩张领土，且易于管理，因此更倾向于侵占土地。

回顾第二次鸦片战争，其情形几乎可视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重复，完全是前者的翻版。

清政府自始至终皆混沌不明，上至帝王，下至群臣，皆愚昧至极，无一例外。

这场战争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愚昧与落后，其种种表现无不彰显出这一腐朽王朝的无力与滞后。

当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亦有所得，并非毫无收获。

因遭受重创，清政府在次年自发发起了洋务运动，以期通过改革强化国力。

因彻底出卖国家利益，清政府赢得了列强的大力扶持。

洋务运动的推进，辅以列强的支持，为清政府最终击败太平天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稳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