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桑塔格的早餐

文|雪樱

我有个习惯，就是吃早餐时要看报纸或读点什么。记得上中学那会儿，每天早上背着书包出院门，手里攥着钢镚儿，从报摊上换份报纸，带到学校里。买完报纸，买面包或牛奶的钱自然就不够了，但能满足一整天。

带着墨香的报纸就是我的“面包”。哪怕是本卷边的旧书，我也能翻读几页，似乎已经成为精神的刻度。二十五年过去了，看报纸与吃面包我同样钟爱不已。二十五年后，我读到苏珊·桑塔格的一段话：一对男女可以共度良宵，但能否面对面共进早餐是个问题。与像她这样拥有强大精神胃口的女性共进早餐，是桩美事，也是冒险，倘若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独立思考，估计会吃个落荒而逃，不欢而散。她曾在战乱中的萨拉热窝一手导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缺水断电，食物匮乏，烛光摇曳中进行制作，她把假日旅馆提供的干圆面包收集起来，给演员、助手、舞台管理员等充饥。她以导演戏剧的方式，让战乱中的人们活下来，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呢？

桑塔格的书我几乎都读过，访谈录充满狡黠和幽默，回忆录版本不尽相同，又真实难辨，而她的《疾病的隐喻》《反对阐释》《重点所在》《论摄影》等著作，都被我当做诗性散文来读。她的这段语录广为流传：“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世俗的偏见与魅影，就像摄影反对阐释一样，她“现身说法”为疾病正名，正得慷慨陈词，又让人心服口服。

现代女性的谈资少不了医美与养生，但桑塔格制胜的绝招是读书，读到骨子里的智性与美丽，是镌刻灵魂的芬芳。当继父嘲笑她“如果你读太多的书，将来嫁不出去”时，她回之以冷笑，直说荒唐。认怂不是她的风格，抑或说，辩论也是要分对象的，有些人不值得去浪费唾沫。在她眼中，“阅读是我的娱乐、我的消遣、我的安慰、我小小的自毁。”所谓“自毁”并非毁灭，而是以决绝的方式“推倒重来”，重构精神世界的勇气。人生就是一场残缺对完美的呼唤，不可轻易言弃，自弃等于懦弱“投降”，不是输给别人，而是败给自己。没有比内心更高级的避风港，同样，也没有比自己更强劲的敌手。

身为女作家，创作路上最大的障碍除了世俗眼光，就是自己的心。多年来，我每天坐到深夜时分，周围环境安静下来，恢复心流的状态，才开始进入写作。但有些时候，就这样发呆，几个钟头过去了，对过的房客、外卖员回来了，楼上开小饭店的夫妻回来了，上夜班接货的情侣出门了，甚至连流浪猫也开始打瞌睡了……我却只字未写。眼睛起了一层雾，内心焦灼不安，第二天起来，无精打采，就像生病似的。

慢慢地，我发现，不写也是在写，我有写的权利，也有不写的权利，不写的时候其实是在酝酿。作家陈染在访谈中说过，“不写作难道不是对写作的最高敬意吗？”每天的独处与阅读，第二天都会沉淀为“养料”，在语言的发酵池里，“居于幽暗而种种努力”，反复酝酿与推敲文字，让语言保持澄澈，与心灵的状态一致。

这样我就理解了桑塔格，为什么她在所有人都远离的萨拉热窝，执拗地导演戏剧。写作、拍电影、导演戏剧是她认为的“难而正确的事”，她毅然前往萨拉热窝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为了“生而为人”的尊严，以艺术的名义托举高贵的灵魂，也是对抗另一个自己。打赢内心的战争，做自己的女王。

有些人活成了一蓬野草，有些人站成了一座纪念碑，苏珊·桑塔格属于后者。林黛玉、晴雯、萧红、张爱玲也属于后者。“女性的天空是低的”，萧红并不知道，在她去世后，女性的天空在一点一点地抬高，“卧听海涛闲话”也是余音袅袅，像是絮絮讲述一个女人的传奇故事。

不是每个女性都能像桑塔格那样，走出伍尔夫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勇敢直面离婚、癌痛以及骨髓移植失败，在疼痛汹涌的暗夜里完成《疾病的隐喻》，替人们揭下被遮蔽的偏见，拒绝反智态度和廉价怜悯。她永不餍足地阅读，奋不顾身地创作，竭尽全力地理解，一以贯之的初心是为了捍卫真理，“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现在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她去世后，萨拉热窝人民将波斯尼亚民族剧院前的广场命名为苏珊·桑塔格广场，无疑这是一座城市至高的礼遇。

苏珊·桑塔格的早餐不是物质的，她以女性特有的智性与激情，对抗肉体的夜晚与狂欢，主张精神的黎明与胜利，这才是思想的盛宴。我坚持早起晨读，就像喜欢老面包发酵后丝丝入扣的醇香，钟爱阅读的持久与迷人。我漫无目的地捕获智性光芒，一鳞半爪的快乐，零零碎碎的思想，最终都成为精神版图的一部分，有如神助般存在。

（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