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FDA工作25年的他认为，抗癌药物剂量过高会导致患者承受不必要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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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帕兹杜尔（Richard Pazdur）博士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工作了25年，一直致力于推动致命疾病治疗领域的创新。

25年前，癌症几乎是一种难以战胜的疾病。尽管197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就已宣布“向癌症宣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治疗手段仍停留在传统模式——残酷的化疗、手术和放疗。癌症似乎已经赢得这场战争。

如今，癌症医学已经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越来越多的治疗手段能够更精确地瞄准癌症本身。对于某些癌症，科研人员已经知道该如何调动免疫系统来攻击恶性细胞。一些曾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癌症种类，现在已经有了治愈的可能。许多患者的生存期被显著延长，生活质量也有了大幅提升。

癌症的死亡率正在显著下降，研究人员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治疗技术的不断创新和进步。

在FDA领导这一变革的是现任肿瘤卓越中心（OCE）主任的理查德·帕兹杜尔博士。他是一名专业的肿瘤学家，负责领导该机构及其癌症专家团队确定抗癌药物测试和审批的方式。

帕兹杜尔博士在FDA工作了25年，历任多个职位，他亲历了癌症治疗新时代的开启，并见证了科学发现如何彻底改变了许多癌症患者的治疗前景。

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对这一领域的展望。

Q：您刚成为肿瘤科医生时是什么情况？如今又有哪些变化？

1979年我刚涉足临床肿瘤学领域，那时可用于治疗癌症的所有药物加起来不到40种。1999年入职FDA时，我以为大部分抗癌药物的研发主要由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来完成，而制药行业对此兴趣不大，因为当时大多数药物疗程短、毒性强，且患者的预后普遍较差。

事实证明我大错特错。对许多患者来说，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1999年至今，我们批准了201种抗癌药物。我刚到FDA时，机构里大约只有10名临床肿瘤学家，现在有100名。

Q：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意识到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

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我希望自己有那种灵光乍现的一刻，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不过，我清楚地记得首次批准一种PD-1药物（这类药物能激活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时的情景。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一位部门主任发给我一封电子邮件，里面附有研究中患者的生存曲线图。我看到后差点从座位上跌下来，因为这项针对鳞状细胞肺癌患者的研究取得了非常令人振奋的成果。他们接受标准化疗后的平均生存期仅为6个月，而使用新药后，平均生存期延长到了9.2个月。

我立刻打电话给那位部门主任，问他：“我们怎么加速审批？”

一般来说，我们必须等待药企提交繁复的申请材料，这通常需要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的时间。但这一次，我们仅用几个月就收到了。最终，纳武单抗（Nivolumab）于2015年3月获批。这是一项重大的治疗突破，因为此前这些患者几乎没有其他治疗选择。

Q：您发起的“患者之声”项目（Project Patient Voice）是关于什么的？

在临床试验中，患者会通过填写调查问卷来报告自己的症状，但这些信息很少出现在药品标签上。标签上通常只显示医生报告的药物副作用信息。

我们听到很多患者说，他们希望了解用药时的真实感受。然而，这些指标并不容易研究，因为患者的报告是主观的，而癌症临床试验通常没有安慰剂对照组，这可能会导致偏差。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患者的报告非常重要。“患者之声”项目使得患者和他们的肿瘤医生可以一起访问网站，并通过查看患者的报告了解不同副作用的发生频率、严重程度以及出现的时间。

Q：您的妻子因卵巢癌去世。她的经历是否改变了您对药物副作用报告的看法？

这种经历怎么可能没有影响？虽然这并没有改变FDA的整体观点，但确实让我个人更加深刻地反思和关注药物安全问题。

我的妻子经历了许多毒副作用，因此我完全理解这些副作用对患者的影响。在FDA，我们将毒副作用视为数据，视为一个个数据点。即便是医生，通常也是这么看的。而患者在与医生交流时，有时会对自己的症状轻描淡写。

比如，当我的妻子去看医生时，医生会问她：“这个治疗方案效果如何？”她可能会回答：“还可以。”但我清楚她实际上经历了什么。

在诊所看到患者或者从数据中了解患者，和与患者朝夕相处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每天早上我出门时，妻子都会说她感到非常疲惫，而到下午4点，她依然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Q：您还启动了“Optimus”项目。这是什么项目？您为什么要启动它？

我们曾担心抗癌药物的剂量可能过高，导致患者承受不必要的副作用。在医学的其他领域，确定最低有效剂量是常规做法，但在肿瘤学领域，长期以来采用的都是最大耐受剂量（MTD），这个传统根深蒂固，很难改变。这种理念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抗癌药物主要是基于代谢毒物研发的。那时人们认为，要尽可能多地将这些毒物送达癌症部位。因此，MTD被认为是使用这些疗法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剂量问题。剂量不正确无异于在流沙上建房子，基础不稳固，整个药物开发都会有问题。“Optimus”项目旨在改变传统的基于MTD的抗癌药物剂量选择模式，推动优化的剂量选择策略——与药企合作，在开始可能促成药物获批的临床试验之前找到最低有效剂量。

Q：您在FDA工作期间可有遗憾？

我的词典里没有“遗憾”这个词。我很早就意识到，我不是一个预言家。我会根据现有数据做出决策，并承认如果有新数据出现，这些决策可能会改变。但如果一定要说，我的遗憾就是2049年——我假想的在FDA工作满50周年时——我无法出现在这里了。

鉴于过去25年的快速变化，我很想看看以后肿瘤学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毕竟，创新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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