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知道自己和自己的同辈，乃至比自己长一辈的人，在学问上完全交了白卷以后，自然把期待寄托在下一代。这几年，我特别留心到许君倬云，想找他的学术论文看看。七月初，我正着手写自己的一篇长文时，恰好收到友人寄来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三十八本，看到里面有许君《周人的兴起及周文化的基础》一文，便搁下笔来先看他谈“西安半坡”的一段文字，我曾给中研院王院长世杰的公开信中指出李济之先生谈“西安半坡”所犯的几个不应当犯的错误，在许君的叙述中都没有了。当下便很高兴地写封简单的信给那位寄集刊给我的朋友说，“许君的文章写得不坏”。是日晚饭后休息，又继续看许君谈“客省庄第二期文化”的一段，当时我脑筋里虽然并没有“客省庄第二期文化”的印象，但因许君该段文章的混乱、矛盾，便立刻怀疑到他可能完全弄错了。再继续看下去，发现许君治学，走的是一条省力、取巧，以致流于虚浮不实的路。他还未养成阅读古典的能力，所以不曾在基本材料上用功。杂录时人有关的文章，但不知道进一步重新检查时人文章的论证，更因为他不曾把握到基本材料，自然也找不到重新检证的尺度。更使我惊讶的是，许君在美国得有博士，但并没有受到西方学术中的逻辑训练，所以不能发现自己杂抄中的相互矛盾。一篇学术性的文章写出来而要完全没有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像许君这种全篇找不出几句妥当话的文章，却实为少见。昨天我自己的文章初稿完成了，使我踌躇的是，许君比我年轻得多，他这种文章，值不值得提出来作一公开讨论?经再三考虑后，因为下述三种原因，我觉得不必摆出年老人的架子，而挥汗把我所要讨论的拉杂地写了出来，并以就教于审查许君此文的石璋如、高去寻及史语所其余各位先生。所谓三种原因是:
(一)有朋友劝我进一步写篇文章严肃地批评李济之先生的学术成就。我觉得他的几篇田野报告，在考古学上不应当加以抹煞。除了这几篇报告以外，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希望他什么?所以我不写。但许君本来天资很好，现时年事尚轻，假定他以我的批评是对他的一种帮助而引起他自己的反省，则他在学问上还会有成就。若是美国若干汉学家和他的老师们都说他已经很有学问，因而觉得我的批评对他没有意义，甚或以为别有用心，则我的批评对其他有治学诚意的青年，也可能发生一点启发作用。目前在学术圈里，对青年的哄和骗的风气太盛了，我愿尽一分力量，给这种风气一点矫正。
（二)许君现担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的系主任兼研究所的所长及中研院史语所的研究员。有人告诉我，他能一口气指导历史研究所的研究生研究几部古典。假定许君看了我的文章后，知道他自己尚未养成阅读古典的能力而肯少向学生讲些话，学生便可多受到些益处。
(三)据许君文后的附识：“本文系《中国上古史稿》第三本第一章，审查人为石璋如、高去寻两位先生。”这即是宣传已久，史语所和美国某一学术基金会合作，由该基金会出钱、史语所出力所写的《中国上古史》的一部分。但就我所看到的李济之先生和许君的这两篇文章来说，则由我对许君大文所关涉到的，稍微提出来讨论一下，或者可以减少若干谬误流传之害。
当然，我的话讲错了，能由任何人指证出来，对我更有很大的益处。因为在我未死以前，总希望能有所寸进。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志
注：《从学术上抢救下一代——以许君倬云周初史实一文为例》原文见九州出版社2014年出版《徐复观全集》之《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第164—215页，收入文集时标题修改为《有关周初若干史实之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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