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从不哭泣”？是什么改变了英国人对眼泪的看法

相比法国人的浪漫多情、意大利人的热情奔放和美国人的自由不羁，英国人留给我们的传统印象一直是冷静、隐忍、理性，尤其是在面对困境时，似乎总是将情感内敛，保持不露声色。如同战时“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静 继续前行）的口号所表达的，“抿紧上唇”似乎已经成为英国的民族象征。而剑桥大学博士、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历史学家、情感史研究中心主任托马斯·迪克森的研究却挑战了这一根深蒂固的形象。

迪克森的研究发现，英国人也曾情感充沛、涕泗滂沱，在公开场合跪地号啕，或集体哀哭。中世纪时，泪水在基督教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泪水被视为虔诚的象征，尤其是在葬礼等重要仪式中，公众的哭泣不仅是对逝者的悼念，也是对灵魂的净化和对神恩的祈求。在教会的教义中，眼泪被视为赎罪与悔改的表现，甚至能缩短亡者在炼狱中的时光。此时的哭泣是公开的、夸张的，往往伴随有肢体动作和戏剧化的表现，是社会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这种公开的情感表达随着历史的推移逐渐被抑制。特别是新教改革后，哭泣逐步从公共领域转向私密空间。宗教改革拒绝了“表演式的哭泣”，认为情感的表达应更加内省且个人化。在这一时期，哭泣成了一种内心反省以及与上帝之间私密交流的象征。宗教改革不仅改变了英国社会对情感的看法，也为现代英国的情感文化奠定了基础。

进入18世纪，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英国的情感文化发生了急剧的转变。法国大革命中的激烈情感表现，包括频繁的公众哭泣和过度的激情，成为英国人对情感外露的反面教材。在迪克森的分析中，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与激情让英国社会开始对情感表现持批判态度，认为过度的情感宣泄是危险的、非理性的，甚至是暴力和政治动荡的源泉。这一时期，英国人对情感的隐忍、理性和冷静愈加推崇。

进入19世纪，随着英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情感压抑与“学会不哭”的观念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及其后英国上层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一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选择，更深层次地影响了帝国文化的建设。帝国主义者们认为，不流泪是理性与文明的象征，而哭泣则是软弱、未开化的表现。情感压抑成为帝国管理中的一种工具，尤其是在对殖民地的统治过程中，冷静、理性、克制的英国形象被用来彰显帝国的强大与优越。

迪克森特别强调了维多利亚时代对于儿童情感教育的影响。从小，英国的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就教导孩子们学会压抑情感、隐忍不发，这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尤其是在面对困境时，学会隐藏眼泪、保持冷静成了对社会期望的顺应。对于那些在外界眼中“体面”的人来说，流泪被视为不成熟、不理性，甚至是丧失控制的标志。因此，维多利亚时期的情感教育不仅关乎个人的道德修养，更深刻影响了整个帝国的文化氛围。

以下内容选自《帝国的眼泪：一部英国情感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丨[英]托马斯·迪克森

《帝国的眼泪：一部英国情感史》，[英]托马斯·迪克森 著，赵涵 译，光启书局2025年1月版。

“英国人从不哭泣”

1945年，驻守文莱的英国宪兵上尉威廉·马丁被日军俘虏并关押在古晋战俘营。他相对平静的囚禁生活因一个错误的行为戛然而止：他将一条裤子扔给铁栅栏另一侧的狱友——一名只有腰布遮身的士兵。因为这个善良但违规的举动，马丁上尉被带到监狱副指挥官面前，遭到拳打脚踢；一把刺刀反复扎进他的双脚；一名警卫用枪托猛砸他的脸，致其左眼无法睁开，鼻子血流不止，嘴巴被撕裂；在小牢房关了几分钟后，他又被拖出来，成为看守们练习柔道的工具。后来，他被要求站在水沟边，日本人用刺刀抽打他的大腿，并命令他哭。马丁拒绝就范，于是施暴的日本兵将他打倒在水沟里，骑到他的身上。马丁上尉回忆道：“我感觉失去了肋骨。”被扔回牢房后，他双手抱头地坐着，神志不清。监狱的另一个守卫再次问他是否在哭，马丁回答道：“英国人从不哭泣。”

在电影中，这会是一个绝佳的催泪桥段——一个让我们为某个泪不轻弹者落泪的经典电影场景。1950年，“大众观察”组织询问被调查者是否会在看电影时落泪。正如我们所料，男性和女性对催泪影片的品位大相径庭，但那些曾在军队服役的男性特别容易被探险家、冒险和战争题材电影中的英雄主义场景所感动。的确，根据我们对20世纪中期英国男性习惯的了解，我猜马丁上尉从古晋战俘营获释并与爱人重聚时，以及后来在当地影院看电影时，他都会落泪。影院的半隐秘性，以及人们对充满戏剧性的虚构故事的认同，为战后哪怕最为坚忍的英国人提供了流泪的机会。

“英国人从不哭泣。”这是一句著名的修辞，我不想从字面意义上纠正已经过世的马丁上尉，因为他的话不论作为一种历史陈述，还是一种社会学概括，事实上都是不准确的。我敢肯定，在一个更为深思熟虑的时刻，马丁上尉会回想起英国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眼泪，包括波阿狄西亚、狮心王理查德、哈尔王子、女王简·格雷和乔治四世，正如亨利埃塔·马歇尔在畅销儿童历史书《我们岛屿的故事》中所讲述的那样。毫无疑问，马丁还会回忆起自己童年和家庭经历中的一些私下落泪的瞬间。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那一刻，在古晋战俘营，威廉·马丁代表了大英帝国。他的鼻子流着血，一只眼被打得青紫，耳朵嗡嗡作响，折断的肋骨带来剧烈的疼痛，他知道自己决不能表现出一丁点软弱。忍住不哭是为了证明英国人的力量和自尊，尤其是当“小日本的”监狱看守用嘲讽的语气命令他哭泣时。马丁的这段经历，是他在战后对狱守进行战争罪审判时所做的陈述。故事以马丁拒绝流泪、狱守随即将其释放结束。威廉·马丁赢得了日本人勉强的尊重和这场心理较量的胜利。

《战马》（2011）剧照。

1945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人从不哭泣吗？如今我们似乎一天到晚哭泣。我们生活在无法撼动的情感统治之下。美国脱口秀在20世纪80年代引领风潮，英国脱口秀紧随其后。“奥普拉”的“新宗教”以忏悔式谈话为中心，社会名流和普通民众在电视心理学家的引导下分享自己的情感和泪水，向数以百万的观众传授关于情商的新教义 （并向他们兜售新书） 。回顾过去，我们不禁要问当代英国的眼泪潮是何时出现的。人们记得1990年英格兰足球运动员保罗·加斯科因和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曾在众目睽睽下落泪。但最令人难忘的是1997年人们对戴安娜王妃倾注的悲伤。当时有许多人认为这毫无道理、不合时宜，甚至虚情假意。即便如此，参加悼念的人达数百万之众。

如今这些年，最成功的电视节目无一例外是泪点横飞的苦情剧。各种达人秀、真人秀、歌唱秀、舞蹈秀、烘焙秀，以及和我们身体、衣服、生活方式、宠物及孩子相关的各种秀，它们全都变得催人泪下。就拿昨晚来说，我在电视上收看真人秀《约克郡的教育》的最后一集。它以在迪斯伯里一所学院举行的普通中等教育英语口试为背景，用一位患有严重口吃的十几岁男孩穆沙拉夫和他鼓舞人心的老师伯顿之间的故事，再现了讲述乔治六世的电影《国王的演讲》中催人泪下的情节。影片的高潮是穆沙拉夫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得到了他期望的C等成绩，并在最后一天向全校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男孩、女孩、老师们热泪盈眶 （不过看到他们中至少有几个人在笑，我长舒了一口气） 。我浏览了推特：那是一片汪洋泪海——整个国家都在推特上呜咽恸哭。

我本人对这种情景毫无招架之力。即便我用历史学家的怀疑的眼光来观看穆沙拉夫的演讲，即便我对这类现象有职业上的兴趣并且对节目的叙事和情感技巧了如指掌，我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为了不让自己尴尬，我将列出这些年让我哭泣的许多其他的电影、电视桥段。我在英国长大，那时紧抿上唇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是一个跨越近百年的时代，大致从1870年查尔斯·狄更斯逝世到1965年温斯顿·丘吉尔去世，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达到顶峰。在我生活的时代，上唇一直在变得松弛。20世纪80和90年代，人们口中的“新男性”不仅要了解自己的情绪，还应格外注重自己的打扮，我对前者深信不疑，但对后者不以为然。我对哭泣的历史、英国国民性和紧抿上唇的最初兴趣，源于我对自己作为一个好哭的混血英国人的好奇。

哭泣应在极少数情况下发生？

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出生于丘吉尔在世时期的人，会觉得英国人这种新的、情感外露的生活方式有些恶心。他们称其为“情感失禁”。该短语源自19世纪晚期的精神病学文献，它暗示在公共场合流泪和在大庭广众小便一样可耻。2010年，记者兼播音员琼·贝克韦尔对肥皂剧《加冕街》50周年纪念版中所有的呜咽和拥抱镜头感到震惊。她说，这种“情感失禁”会让信奉斯多葛主义而非感伤主义的“老一辈人感到诧异”。一年后，喜剧演员乔·布兰德制作了一部关于公开哭泣的电视纪录片。她反对这种行为，指出哭泣应在极少数情况下发生，并在私底下进行。

网络上对该影片的评价表明并非只有布兰德持这种观点。其中有条评论来自一位署名“Algol60” （一种计算机语言的名称） 的人——我猜他是一名男性。Algol60写道：“如果你想哭，就躲到沼泽地悄悄地哭。除了小孩和娘娘腔的外国人，任何8岁以上的英国人都应该有自制力。”这句话后来因冒犯其他用户被从英国广播公司的网站上删除，但这正是当今时代宣扬情感至上的又一例证。或许亚历山大·蒲柏嘲讽约瑟夫·艾迪生著名的感伤戏剧《加图：一场悲剧》的诗也会被删除，因为它描述了一位女性观看完艾迪生戏剧之后的反应：大量的尿液，而非18世纪令人期待且时髦的感伤之泪，“虽然她的骄傲抑制了眼泪，但滔滔不绝的水流在下方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不管你是带着Algol60的轻蔑，还是怀着满腔的热情，抑或用泰然中立的态度看待近年来英国人生活中情感风格的变化，你都会感到这是一个值得探索和解释的现象。这便是本书想要做的，它旨在展示一个被认为是普遍的人类现象——流泪——是如何、何时以及为何被视为“非英国的”，并还原过去600年间不列颠群岛各地哭泣的男男女女们的一些想法、感受和经历。英国人的泪水曾经滔滔不绝，其内涵和功能比“紧抿上唇”和“情感失禁”这两个有限的现代概念所能揭示的要丰富得多。

事实上，20世纪中期对眼泪的极度压抑，而不是在此之前和之后流行的哭哭啼啼式的多愁善感，才是英国历史上的反常现象。在更早的时期，英国满是习惯和精于哭泣的人。我们直到现在才逐渐从长期的军事化和帝国主义国家形态中恢复。在古晋战俘营，紧抿上唇是有用的。而英国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崛起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压抑泪水发挥了相同的作用。但那个时代只是更加漫长和精彩的历史故事的一部分。这段更加漫长的历史中，英国人有过虔诚、狂热、感伤和多情，以及如今让人讨厌的英国式的情感压抑。这种压抑本身又是一段多层次和多阶段的历史，例如英国人曾对抗过罗马天主教和法国大革命。

1965年，美国创作歌手保罗·西蒙推出歌曲《我是一块磐石》。这不是一首关于英国国民性的歌，但它目中无人的孤立主义立场概括了“紧抿上唇”中最令人同情和生厌 （同时包括两种意义） 的部分。歌词写道，“我不需要友谊；友谊带来伤痛”，结尾则是“一块磐石感觉不到伤痛；一座岛屿永远不会流泪”。大英帝国的民众曾为此备感骄傲。对于一个被异域泪海包围的岛国而言，这是一种非常适合的心态。曾有一段时间，英国人试图标榜他们国家的地理特征：他们不仅居住在干燥的岛屿上，还居住在一片不会流泪的土地上。但是到了1965年，在保罗·西蒙的音乐之外，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迹象。丘吉尔的去世为最终正式进入战后时代创造了机会。诺丁山狂欢节在那一年首次举行，它代表了英国人一种新的热情和活力；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尔在《当代英国的死亡、悲伤和悼念》一书中哀叹对健康地表达悲伤之情的长期压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战场上紧抿上唇是正确的，但在和平时期非但不合适，还可能导致身体和情感上的疾病。

《战马》（2011）剧照。

因此，探讨眼泪史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推翻关于英国国民性的一些迷思，另一个原因是为了将我们的观念从当下某些心理学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通过对早期哭泣材料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发现大量奇特的经历，解读这些经历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情感生活似乎显得匮乏和平庸。过去人们的情感体验之强烈、情感表达之极端、情感所涉道德和宗教责任之深刻，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们仍会去剧院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尽管现代观众的反应相当平静。而其他一些现象，比如女巫审判、露天绞刑、在山坡上向数以万计的人做复兴主义布道，曾猛烈冲击过我们祖先的心灵，却从未感动过我们。

眼泪曾在许多不同的情境落下

眼泪史也涉及思想史。我们对身体和心灵的认识，本身就是我们情感经历的组成部分。例如，在不同时期，人们相信他们的情感是罪恶的激情借助堕落肉身的运动，是四种基本“体液”的相互作用，是上帝以美德为目的而设计的规范思想和行为的机制，是进化中的人类祖先留下的毫无用处的行为遗迹，是被压抑的童年精神创伤的流露，是应激激素的不健康堆积。这些看法并不是对同一种基本经验的不同解释，而是形成截然不同的主观经验的基础。这些看法不仅产生了不同的思想，而且制造了不同的情感。思想和情感是随时间的推移一起发展的。

自1872年查尔斯·达尔文在该领域影响深远的著作《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问世以来，我们倾向于认为哭泣是一系列基本情感表达中的一种——一种通用情感语言的一部分。但是，若把哭泣理解为个人悲伤的外在表达，就忽视了它的本质、复杂性和重要性。达尔文正确地指出，眼泪不能与任何一种心理状态完美联系在一起，它可以“在完全相反的情绪下，甚至在没有情绪的情况下，大量分泌并从脸颊上滚落下来”。历史上，眼泪曾在许多不同的情境落下，不论个人抑或集体、喜悦抑或悲伤、顺从抑或反叛、重大公共仪式抑或最为私密的场合。眼泪可以表示绝望或决心、软弱或坚强、愤怒或同情。它可以因感觉、记忆、思想以及强烈的情绪而产生。因此，当我们为一部影片、一段音乐或生活中的某件事哭泣时，我们所做的远不止表达悲伤。眼泪作为一个普遍的标志，并不是指它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具有相同的含义，而是指它可以在不同的心态、社会和故事背景下表达几乎任何事情。

我们的身体就像被水浸透的海绵，当它被一套强有力的、通常是叙事形式的思想观念抓住和挤压时，眼泪就会产生。这就是哭泣能够作为历史研究主题并吸引我的众多原因之一：由此产生的故事同时和身体、观念、叙事相关，因为眼泪既是一种分泌物，又是一种信号。

在某种程度上，哭泣似乎与呕吐、流汗、打喷嚏或放屁—一种身体反射和排泄—别无二致，它甚至可以被看作一种处理废物的行为。即便毫不起眼的屁，也被证明经得起具有启发性的史学研究。眼泪处于一个更加高贵的地位。在所有体液中，眼泪是唯一被赞美的对象，它不仅被认为是洁净无瑕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内涵，甚至是神的工具。眼泪是身体分泌物中的圣母玛利亚，是人类排泄物上的一片雪花。眼泪是一种受尊敬的排泄物，这个矛盾的地位，只是围绕哭泣的众多矛盾中的一个。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哭泣曾被认为是无意识的、健康的、真挚的、虔诚的、理性的和男子汉的，但它同时也是戏剧性的、病态的、虚伪的、渎神的和女子气的。

《爱你，罗茜》（2014）剧照。

仅将哭泣视为一种生理表达，会使我们忽视它的三个重要方面：思想性、互动性和想象性。正如威廉·布莱克在1803年所言：“一滴泪乃理智之物。”哲学家杰尔姆·诺伊用布莱克的这句名言给自己的书取名，并用一句口号进行概括：“我们哭泣，因为我们思考。”对世界的特定认识，而不仅仅是生理机能，让我们潸然泪下。眼泪的思想和道德属性，让几个世纪的理论家们否认动物会真的流泪。哭泣不仅是一种思考的具象，也是一种社会活动。从婴儿时期开始，眼泪就与依恋和分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最好不要将哭泣看作个体情感的表达，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液态的社会纽带。

回顾历史，哭泣也是一种和其他社会活动紧密相连的社会公共活动，包括祈祷、讲道和忏悔，思考、阅读和写作，表演、唱歌和观看，聚会、结婚和哀悼。通过富有想象力的故事，尤其是那些集体讲述和共同倾听的故事，眼泪的思想和社会维度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所以，当你下次坐在沙发上，为《国王的演讲》或《约克郡的教育》中的情节安静地呜咽擦泪时，你应该意识到，一个复杂的、共有的、无意识的和理智的故事正在你的脸颊流淌。如果现在你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想法，但愿在阅读了这本书后，不会再这么认为。

因此，《帝国的眼泪》不仅仅打算成为一座眼泪的博物馆（即便它的确如此），它还旨在剖析、重建、复原和重温历史上的落泪者及其旁观者的种种经历。当然，直接得到逝者的主观体验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可能参与他们的行动或体会他们的想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试着做一番政治和思想史研究。我们做我们能够做的，不必一厢情愿地相信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读心术能完美无缺。因为即便是我们自己和爱人的想法，当我们试图去理解时，也可能是晦涩难懂的。所以，梳理几个世纪前人们的情感生活所面临的挑战，和我们每天想象自己和他人可见言行背后的那些不可见的想法和情感所遇到的困难，没有类型上的差异，只有顺序上的不同。不管是面对当代还是历史案例，我们都是通过他人的语言、信仰和行为，深入他们的情感生活。

几个世纪以来，哭泣的理论、经验、语言和伦理协同演进。从心灵回忆录到工人阶级自传，从莎士比亚的悲剧到报纸上的咨询专栏，从哲学小册子到电视真人秀，从私人书信到议会辩论，从浪漫主义诗歌到后现代推特，泪水在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印记。在这些文献中，我们不仅找到了引起流泪的情感的证据，而且发现了由情绪化的流泪场面引发的愉悦、怜悯、崇敬或厌恶等次生情感。

《布鲁克林》（2015）剧照。

仅仅通过对事件和思想的干瘪叙述来复原哭泣这种个人的、情绪化的行为是不可行的。我尝试通过一系列哭泣的微型人物画像——历史上的20滴泪珠——来描绘一个国家的肖像 （而不是进行一番，比如说，社会学调查或统计学分析） 。在这部故事里，那些呜咽擦泪的男男女女中有英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奥利弗·克伦威尔、乔治三世、维多利亚女王、温斯顿·丘吉尔和玛格丽特·撒切尔。

本书也描绘了许多普通的民间人物、被遗忘的名人，甚至像提图斯·安德洛尼克斯和小耐儿 （Little Nell） 这样的虚构人物。《帝国的眼泪》通过挖掘爱、悲伤、宗教、犯罪、性、疯癫、医学、爱国主义、文学、戏剧、电影和音乐的历史，探究中世纪晚期以来英国人如何以及为何感动落泪。我们原本以为最坚忍克制的一群人——士兵、律师、法官、首相、大法官，甚至刽子手——曾经常在公共场合潸然泪下。英国历史上重大的宗教和政治动荡，如宗教改革、英国内战、法国大革命、大英帝国的兴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波，都永远地改变了眼泪的内涵和英国国民的观念。

英国的世俗化真正开始于19世纪，在20世纪中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它从公共生活中移除了产生和解释眼泪的一个重要背景。通过对比前几个世纪的汪汪泪眼和20世纪的饮泣吞声，我们还可以看到基督教情感和由古代帝国的哲学家们创立且更加世俗的斯多葛主义之间的差别。耶稣、圣母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 （Mary Magdalene，英语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单词“maudlin”，用来形容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哭泣） 的眼泪，曾经是日常道德和情感表达的楷模。

因此，我们历史上20个落泪瞬间中的第一个，当数生活在中世纪晚期的一位妇女。从金斯林到耶路撒冷，再从耶路撒冷返回金斯林，她肆意流淌的宗教之泪一刻也没有停歇。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帝国的眼泪：一部英国情感史》。原文作者：[英]托马斯·迪克森；摘编：何也；编辑：商重明；校对：卢茜。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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