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对现实的参与，是批判式的——读章开沅《凡人琐事：我的回忆》

继201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章开沅口述自传》之后，202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推出了《凡人琐事：我的回忆》。前书系章先生口述、我执笔整理，后书则是章先生亲笔所著。前书30万字，后书60万字。有大量内容，前书无，后书有；有大量内容，前书略，后书详。但也有一些内容，前书有，后书无。如前书中关于学者治学的最佳精神状态是“虚”与“静”那一段，后书中就没有。可以看得出来，章先生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有意与口述自传做了区分。当然，不消多说，回忆录的信息量比口述自传要大得多。

从这么一部厚重的回忆录中能读到什么？不同的人得到的讯息一定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心境下得到的讯息也会不一样。不过，根据我随侍先生，尤其是对他进行口述采访的经历，结合他在回忆录中的文字，我还是想特别提醒读者关注他在此书中传达出来的对人类文明的深深忧虑。

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章先生一直强调史学研究的实证性，不止一次谈到要“地毯式”搜集史料。但是，他也反对史学研究堕入繁琐考据一途，而强调史学家应该关注现实，提倡“参与的史学”。

史学家对现实的参与，不是歌颂式的，而是批判式的。章开沅经常引用的一句先贤的诗句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在一篇文章里，他写道，他愿意做一只乌鸦，而不是一只喜鹊。他曾送给我一副字：“学风正则世风正，学风应是世风之先导。”凡此，均可看出他的“史学的参与”的真谛。

因此，当他关注现实，时常会对现实中的人造成一点冒犯。而他冒犯的对象，有时是他的“同胞”，有时则是“人类”。当他批评人类的文明已然生病时，他显然在冒犯人类全体；而当他坦言国人的民族主义太偏狭，则显然冒犯了相当一部分国人。

他之所以会研究张謇的理性爱国主义，就是为了警醒他的同胞，不可盲目排外；他之所以研究“世纪意识”，就是为了让国人冷静，不要轻谈什么“中国的世纪”，中国在发展的途中一定要考虑他国，“我们在考虑21世纪中国的命运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全人类的命运”。

他通过实证告诉世人，像孙中山那样的革命者和爱国者，其实既是民族主义者，也是世界主义者，以积极的姿态拥抱世界，才是大国国民该有的心态。

南京大屠杀震惊中外，他在古稀之年涉足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一再声明，他从事这一研究，绝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汲取经验以教育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众多的年轻一代”。他在书中、在文章里、在演说中，最喜欢引用的，一个是他的老师——在大屠杀期间挺身而出救护中国难民的贝德士教授的一句话：“给全球以和平，给人类以慈悲！”另一个是二战期间一个日本学生兵写的一首小诗：“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的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同欢乐、共悲伤？”

世界得和平，人类能同欢乐，共悲伤，这是贝德士教授和那位日本学生兵的愿望，也是章先生的愿望。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这些言论，其实就是他反复借助历史人物之口，向世人发出的呼吁。

章先生是一个乐观的人。虽然他发现人类文明问题重重，但他对中国的未来和全人类的未来，一直满怀希望。

虽然他也注意到，古来呼吁和平的哲人颇不少，但战乱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历史学人最感无力之处，就是人类几乎从来不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而是一再重蹈覆辙。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局部冲突、国内战争更是指不胜屈。发展到今日，局部战争依然连绵不绝。而比这更危险的，是各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日益泛滥，人类的心智又到了一个急速倒退的时期。

但章先生却坚持认为，只要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勇敢地站出来，扩充我们的胸量，教育我们的人民，及时给各国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降温，则世界大战还是有望避免，全人类同欢乐、共悲伤的局面还是有实现的可能。

章先生当然是一位学院派的史家，但他对和平的追求、对人类文明的隐忧，却与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有所不同。他的这些理念，不仅仅来自对历史的观察感悟，更来自他自身的生命体验。如果说贝德士教授在二战期间的和平主义与他在一战时曾经奔赴战场、见识过现代战争的残酷有关，那么，章先生对和平的珍爱，则和他在二战中的经历有关。

章先生出生在一个有产者之家，从他的曾祖父开始便办有一家颇具规模的面粉厂，并涉足家具制造、电力、铁矿等行业。他小时候的生活堪称无忧无虑。然而，平静的生活被日本侵华的步伐打破。1937年，才上了几个月中学的他，被迫拜别祖父母，离开老宅，和父母、兄弟、姐姐、外祖母一起，风尘仆仆，逃难到四川。

由于战乱，缺医少药，他接连遭受失去亲人之痛，自己也一度重病。虽然幸运地进入国立中学，但是，却因被怀疑思想不纯而遭开除。后考入一所职业学校就读，又因看不惯军训教官骚扰女生与之顶撞而被开除。

那时，他的兄长和姐姐都还是学生，父母又远在江西，遂陷入衣食无着的境地。一个好心的船老大收留了他，他便成为一名船工，与长江的恶风恶浪搏斗，生与死，只隔着一层薄薄的船板。

再往后，他投身于青年远征军，接受军事训练，有志与侵略者决战疆场。但他所在的部队尚未上前线，日军就投降了。待他回到老宅，一切已非从前。面粉厂和铁矿都不但生产停顿，而且面临被当作“敌产”没收的风险。

说他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一点也不为过。

然而，他退役时的一个细节，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退役东归途中，他曾在汉口逗留数日。期间的一天，在长江边，他和战友看到江中驶来一艘满载投降日军的船。因为双方都穿着军便服，因此都一眼就认出对方是军人。

几十年之后，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感受，在回忆录里记下了一笔：“内心唯一的感觉，就是战争终于结束，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活下来的士兵理应尽早回乡与家人团聚。”

从他平静的笔触中，我们不难读出，他的思考，已越过了战争受害者的痛恨与参战者的感受。

因此，他从1950年代开始，便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在他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时候，就一再表明，做这一项研究，并不是为了煽起仇恨，而是为了用铁的事实教育全世界的人，战争带来的暴行有多么可怕，使人们意识到避免战争、捍卫和平是多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当看到日本右翼试图否定大屠杀、美化侵略战争，他会挺身而出，捍卫历史的尊严；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察觉到国人的民族主义有偏狭之处，他会立即用历史的事实，施以善意的批评。

2000年，他和南京大屠杀的一位受害者陈文惠女士一起在日本参加活动时，发出过如下的感叹：“只有像陈大姐和我这样经历过战乱的人，才真正懂得和平的可贵啊！”

于此，我们也就能深切体会到，他之所以会时不时冒犯一下他的国人甚至是全世界的人，乃是因为，他亲历过战争，受过战争之苦，深知和平的可贵。

在2020年出版的《走出中国近代史》一书中，章先生写道，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过去的人和事，还要和其他有识之士一道，“促进历史往正确的方向发展”。他对世人狭隘民族主义的批评、对世界和平的呼吁，无疑是他促进人类历史朝更好方向发展的努力之一。